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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采取高压和阴毒的措施，比如剥夺感知、灌输教条、实施催眠、限制睡觉、虐待，甚至药物控制等方法，以达到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信念或者态度的方式，就是洗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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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术语在不同的情景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如今，它主要是指在一些宗教团体中，根据教条，强迫新成员切断同以往生活的各种联系，并且全身心地拥抱一种新哲学或者新信仰，这就是洗脑的过程。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个术语最先出现的时候，它与所谓的共产主义者的一些行为联系在一起：因为共产主义改变了民众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美国战俘改变了思想意识，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共产主义者掌握了某些思维控制术，于是，在那个时候，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就备受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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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洗脑”一词由新闻记者爱德华·亨特首创，当时他正在撰写一本书，内容是关于20世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正在进行的共产主义教育实践活动，题目是《红色洗脑过程：如何计划性地摧毁人的思维》。亨特声称，共产党曾利用美国人所谓的洗脑术，将正常的民众变成了暴戾的狂热分子。后来亨特的身份表明他是一名中情局（CIA）特工，但是，不管怎样，朝鲜战争期间，那些被北朝鲜共产主义军队俘虏的美国士兵们，当他们一字排开地站在相机前，发表支持共产主义的宣言时，亨特的报道以及观点深深地震撼了美国主流社会。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战争结束时，很多美国战俘拒绝回国，显而易见，他们更喜欢留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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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公众来说，这种情况真是太吓人，也太诡异了：活力四射的美国人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共产党的傻×！事实上，只有某种形式的心理巫术可以做到这点——当时的一位评论家发表了一些讥讽的言论，他非常肯定地认为，正是“巴甫洛夫博士的各种理论和傅满洲博士[1]的各种花招，全都放在一起乱炖，最终才生出了这些玩意儿”。 1959年，随着理查德·康登的小说《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的大获成功，于是，在大众的意识里，“洗脑”一词便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小说里，有一个美国战俘接受洗脑后，成了“入睡的傀儡杀手”，随即被送回美国，之后，只要一个简单的密码，就能把他变成一个谋杀总统的刺客。在公众意识中，洗脑的另一种称法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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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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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洗脑机制的学术理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剥夺感知（SD），二是过度刺激，这两个都可以被视为心理折磨。美国人太把“洗脑”当回事了，以至于中情局开展了MK Ultra计划，这是一个持续数十年的隐秘研究计划，专攻所谓的精神控制术，结果至少将一人致死，以至于许多美国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成了实验对象。中情局对待他们的方式很是缺德，包括对其进行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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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心理学家们现在已经得出了结论：根本没有所谓的洗脑一说。外在的力量可以强迫人们以某种方式行动，但是要强迫人们违逆自己的意志，去改变内心深处的信仰体系，这是无法做到的。比如，美国战俘拒绝遣返，可能是因为害怕顶着通敌的罪名上军事法庭。糟糕的是，洗脑的神话依然孕育出了“消除他人受毒害的思想或信仰”之类的花样，这种机制是一种虐待行为，采取的手段类似于所谓的洗脑过程，只不过方向相反。简单来说，就是在“消除他人受毒害思想”的过程中，那些被认为参加了狂热教派的人们，由实施“消除行动”的工作人员们去“拯救”他们，然后，对他们进行“逆洗脑”过程。“消除他人受毒害的思想或信仰”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伪科学，也是不道德的。然而，就连《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都声称这东西“已经证明了，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洗脑的概念太深入人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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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满洲，英国推理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创作了傅满洲系列小说，其主人公是一个类似浮士德的博学智慧之人，但同时又非常奸诈邪恶，这个形象通常被视作是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矛盾心理的表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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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口误：关于心理学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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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口误：关于心理学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170127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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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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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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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压力之大，导致了全体一致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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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团体在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会出现“使劲犯错”的倾向，因为他们都有一种万无一失的幻觉，而且他们对那些与此幻觉相抵触的事实依据，采取了逃避、忽略，或者不予考虑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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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团体在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会犯错犯得很厉害。尽管他们在事先都得到了信息，这些信息足以阻止他们犯错，但事与愿违，这是为什么呢？1971年，为了解释这种常见的现象，美国心理学家欧文·雷斯特·詹尼斯（1918—1990）提出了“团体迷思”这个术语，并且他还引用了历史上一些声名狼藉的错误，比如1941年，美国得到警告，说敌方将对珍珠港进行袭击，但这个预警却没有引起美方的注意；还有，比如命运乖舛的“猪湾事件”，当时美国在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却试图入侵古巴，结果在1961年，酿成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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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体迷思”中，詹尼斯罗列了这种思维的多种运作机制。在团体中，每个成员都互相强化这样的信念，那就是，关于自己，他们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更占上风，而且他们的决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关于对手的观点既刻板生硬，又脱离实际情况。另外，团体内部非常需要保持整体一致性，对于不同意见极为排斥，所以每个人的从众压力都非常之大，最后导致了全体一致的错觉。这样的结果就是，与这种一致性抵触的信息都被屏蔽了，有时候，团体里的成员还会自觉地担负起保护一致性的责任。于是，这些团体变得与现实脱节，陷入了“皮格马利翁效应”的泥潭。此外，他们对周边的实际信息解读，采用了“套用已有思维模式”的方法，这样一来，他们觉得事实与他们事先已有的成见相吻合，以此创造出那些“自我应验”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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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论如果太艰涩，那就来看看具体的例子吧。比如， 1941年，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日本军队正在行动，将袭击珍珠港，但美国政府选择忽略这些证据，以为这样的话，实际情况就不会与他们的预测相冲突了。更近的一个例子可能就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了，当时的萨达姆·侯赛因并没有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布什政府选择性忽略了有关证据，以此表明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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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尼斯的团体迷思模式很快就流行开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也证明了该理论一直受到大家的认同。但是，这种模式的基础并不扎实，那些支撑起该理论的证据摇摇欲坠，而且这种模式具有局限性。而且，团体迷思模式和后来的研究成果产生了龃龉，一直以来，该理论饱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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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一点是，相关的批评刚好被这个模式打了一个正着，因为这个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从众压力。 1951年，在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验中，波兰裔的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艾略特·阿奇（1907—1996）让大家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对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一个团队里，最先回答的人给出了错误的答案，那么接下来，这个团队里有75%的人明知该答案是错误的，但也会给出相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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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个实验被解读成了支持这个心理效应的证据。后来有批评人士认为，阿奇的发现是“那个时代的幼稚病”，而且，事实上，在1980年，人们重新进行了这个实验，在396个参加实验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附和大多数人的错误答案。时代不同了，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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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口误：关于心理学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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