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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和人身上的特征进行预测。耶稣的比喻还说明，行为预测不能只根据相对稳固的性格特征，还要考虑人身上（比如由于自己的思想分散了注意力）和现场（比如情况决定的匆忙赴约）的附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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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帮助意愿的其他条件。一个以经验为依据的心理学家如果看到这件在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上某处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为33％（三个被观察者中有一个人帮了忙）。两千多年以后，一个心理学家作了这样的记录，有多少行人帮助一个腿上缠着渗血的绷带并在他们面前晕倒的人。从那时起，人们不再关心有多少人帮了忙，更确切地说，关心提供帮助的意愿取决于哪些条件。提供帮助的意愿显然也与紧急事件发生的住宅区的大小有关。在人口少于1000人的村镇约有42％的路人愿意提供帮助，在居住人口为5000-20000人的地方，愿意提供帮助的人的比率下降到37％，而在百万人以上的城市，这个比例只有17％。（Amato，1983）在解释这种不同比例的时候，不应该简单地把提供帮助的意愿与“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的不同程度联系在一起。比如可以看到，农村人走路的速度比城里人慢。城市越大，在其中生活的人们走路的速度越快（Freedman et al.，1978）。在比较大的城市里，人们明显比较匆忙，因此他们没有工夫留意身边发生的事情。在大城市里，噪音也比较厉害，这似乎也影响个人提供帮助的意愿。比如，可以看一下，行人对一个胳膊打着石膏、面前撒了一摞书的人会作出什么反应。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就会有80％的行人愿意提供帮助，相反，如果发生在割草机制造很大噪音的地方，那么只有15％的行人愿意提供帮助。（Mathews & Canon，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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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4 对大城市的行人走路的速度比较快的考察与对他们很少愿意提供帮助亟需帮助的人的考察有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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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特征和现场特征的相互影响。有意思的是，在一个非常小的镇子上也只有40-100人帮助一个亟需帮助的人。他们的行为取决于什么呢？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撰写了1000多篇著述和文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Dowd，1984）他们试图寻找能够区分愿意助人者和不愿意助人者的性格特征，但得到的结果大多令人失望。（Darley et al.，1991）不过，事实也表明，可能的或事实上的助人者的性格特征与受害者的特征和发生紧急状况的条件之间有相互影响。可见，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愿意提供帮助的人，而且还在于另一方即需要帮助并接受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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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影响。当一个人突然面对紧急状况，他所作出的反应还与他当时的情绪有关。一个人心情的好坏是愿否提供帮助的前提（Berkowitz，1987），而一个悲伤的人可能很长时间也不会去关心亟需帮助的人，对他来说似乎做什么好事也不能使自己摆脱恶劣的情绪。（Cunningham et al.，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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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紧急状况的适当反应。当人们不清楚是否能真正帮上忙的时候，提供帮助的意愿会大大受阻；帮不上忙可能会当众出丑，因此人们也说需要克服“评价恐惧”。（Huston & Karte，1976）比如，一个病人如果明确说（请喂我一粒红色药片，它放在我外套右边口袋的白色盒子里），那他获救的机会就会大大提高。相反，如果一个人在别人看来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比如由于饮酒过度而不能自控，由于“不道德”行为而染上艾滋病）而陷入困境，那么旁人轻易就会不管不问。（Piliavin et al.，1969）相反，如果旁人认为一个求助者不是因自己的过错而陷入了困境（比如在输血后感染上了艾滋病），那么很可能得到同情和帮助。（Weiner，1993）此外，如果紧急状况的目击者与受害者相互认识，那就是提供帮助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Rutkowski et al.，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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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率和小概率的预测。心理学家能够为只看到40％的行人愿意帮助受害者这一现象作出许多解释。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所作的反复研究过程中，虽然说不清附近的行人谁会提供帮助，但可以说约有40％的人会帮助受害者。这揭示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界限。因为行为——如上所述——取决于许多条件，而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内不可能了解所有的条件，所以人们只能在心理学的范围内作出大概率或小概率的预测。可见，人们不能说谁会提供帮助，但可以说十个人中大约有四个人会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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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提出建议的根据。在相关调查中发现的内在联系虽然只能进行概率预测，但是仍然为心理学家们提供了提出建议的根据。比方说，可以建议病人在突然犯病的时候，明确对偶然在场的人说明，自己需要怎样帮助。人们在急救培训中对日常生活中典型事故正确处理的练习越多，就越愿意帮助事故受害者。如果说私人关系能提高在紧急状况下提供帮助的意愿，那么可以建议较大社区的居民不要与社会隔离，而是要千方百计地加强与邻居的接触。这个一揽子建议还可以不断补充。在以后的章节中还要举许多例子说明，心理学家正在利用自己的知识，为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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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理论归纳不同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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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紧急状况的观察发现大量内在联系。约翰·达莱、比布·拉塔内和其他许多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揭示了特定条件下和事后的行为方式之间的许多内在联系。他们发现，有些人由于匆忙奔向一个目标因而注意力受到限制，根本注意不到紧急状况。他们指出，听到呼救不会自动产生反应。如果同时有许多目击者在场，那么，个人的责任感、从而提供帮助的意愿都可能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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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特征。通过关于人们对紧急状况的反应的研究，揭示了许多内在联系，需要加以归纳并总结为一种关于提供帮助的理论。一种理论应当总括已知的内在联系及其分门别类的相互关系。目前还不存在普遍规定的规则体系。如果两个心理学家谈论人们对紧急状况的反应，那他们都会注重许多共同点。但是，每个人往往会根据自己独特的、也就是一次性的经验，制定自己的规则。因此两个人在各自了解的、用来解释提供帮助的内在联系以及各自制定的规则方面不可能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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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临时性质。此外，理论往往具有临时的性质。如果人们发现有的东西与现有的规则不符，那么原则上有两种可能：要么根本不在意这种偏差，继续坚持目前的规则（俗语说得好：有规则，就有例外）；要么修改规则，使其再次符合所有观察到的情况。一个思想传统的人可能始终认为他在30年前所获得的关于男女角色的知识是正确的，并且拒不承认这期间所发生的性别角色的改变。但是他也可能知道，以前正确的内在联系与当前男女的行为不再一致。因此，他就会改变对男女行为的认识并且相应地接受新的规则。结果他获得了一种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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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入门 1.3 关于人类行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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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人物形象的观点。大多数心理学家都以提高关于人的行为及其产生条件的知识为己任。但是，实现这一目标有各种条件。也就是说，心理学家像其他科学家一样，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他们从人的天性出发表现什么形象、他们具有怎样的人物形象。他们在理解科学方面完全不一致，他们在研究中偏好采用不同的方法。有些心理学家深信，在研究过程中应该限于那些可观察到的人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客观地把握感觉和思维等主观体验和“内心的”过程。有些心理学家主要关注生理过程，也就是说他们研究神经系统、腺体的功能和感觉器官的功能。而另外一些心理学家则把研究知觉、思维和感觉等视为最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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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理论决定观点。显然，把特定环境中的人的行为当作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许多观点是以不同的知识兴趣，从而以各自形成的某种理论为基础的。而这些观点反过来又使一些方法显得比另一些方法更适用。就像人们看了一张漫游图、旅游图、经济图或者气候图就能了解一个地区的地理一样，各种观点在研究人的过程中增进了——总括地说——全面理解人及其行为的知识。下面介绍心理学的几种重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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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入门 [:170127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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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科学心理学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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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心理物理学家的早期激励。最早按照科学要求从事人的研究的心理学家关注的是人产生思维和感觉的内在条件（结构主义者），但同时也关注人适应环境的能力（功能主义者）。他们想弄清楚，头脑是怎样构建（“构造”）的或者是怎样“发挥功能”的。这些先驱者中的许多人都是由一本书启发了自己的工作，这本书就是古斯塔夫·泰奥多尔·费希纳（1801-1887）于1860年出版的《心理物理学纲要》。他在书中揭示了物理事件（如光线或者声音）与心理学上的感觉和知觉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揭示了衡量这些事件的作用的方法。人们可以认为心理学史就是从这本书的出版开始的。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定，1879年第一家心理学研究所的建立（参看第10页）是心理学诞生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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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问“这是什么？”19世纪，许多自然科学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因为人们揭示了复杂的联系是怎样构成的。比如，化学家把分子分解为单个的元素（原子）。他们指出，一个水分子可以分解为氢原子和氧原子。这些认识给心理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们怀疑，比如说人的大脑是否同样可以归因于这类元素。比如，威廉·冯特在研究中就以下面的问题为出发点：“什么东西构成了能使人进行思维的大脑？”冯特的美国学生爱德华·铁钦纳（1867-1927）在回国后把构造主义介绍给了新大陆。他也像冯特一样希望能够找到人的大脑的组成部分或者内容，从而以这种方式揭示其构造原理。然而，在美国，有许多批评家反对他，他们关注的是查理·达尔文（1809-1882）提出的他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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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问“人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达尔文在他关于物种起源的学说中认为，所有生物屈服于不断适应环境的压力，只有最适合的人（“状态最好的人”）才能成功地承受这种压力，即只有适者才能生存，才能繁殖后代。关于适应能力是生物生死存亡的问题这种想法也决定了威廉·詹姆斯（1842-1910）的思想。他并不热衷于寻找意识的元素，作为功能主义的奠基人，他认为更重要的似乎是澄清这样的问题，即个体是怎样适应自己的环境的。他得出结论说，意识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它在驾驭个体行为的过程中达到了某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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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把意识理解为影像和感觉的一种连续不断的流动，而不是一套无生命的基本粒子。对于功能主义者来说，典型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为了探索生物是怎样适应自己周围的环境的，功能主义者主张观察个体的现实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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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生物是怎样适应环境的这一问题，成了行为主义者的最大心愿，但在他们的观点中也注入了结构主义者的观念，比如，他们相信，复杂的体验可以分解为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