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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6、9和11个问题说明主要考虑个人；第3、5、7、8、10和12个问题主要考虑集体。您赞同哪几个问题，就可以判断您的基本立场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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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青年人如果不是在德国，而是在一个亚洲国家，向年长者提出今后的人生规划这个问题，那么，他势必又会得到不同的回答。欧洲的大多数文化，包括德国文化的特征是个人主义的，也就是说，欧洲人相信，成年人应以自己的能力和兴趣为取向，最终由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相反，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亚洲文化背景下，人们期望个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Kitayama & Markus, 1995），因为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集体的幸福比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更重要。因此亚洲人比较喜欢自我批评，而不太需要培养太强的自尊心。（S. H. Heine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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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文化背景下人们使用的格言就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差异。比如，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德国，人们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而在传统的、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日本，人们恪守“出头的椽子先烂”这个箴言。（Markus & Kitayama，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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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德国的青年人与亚洲或日本的青年人不同，他们必须经历很多的磨难，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自己努力去回答关于自己的存在和命运的问题。在青春期晚期，特别是在准成人期的年轻人就应当最终独立决定：他还需要为今后的学习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打算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地方居住，是否寻找生活伴侣，是否打算结婚，如果打算结婚，那么什么时候结婚，与谁结婚；倾向什么样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在性行为方面认为应当遵循哪些准则，等等。因此，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青年人有非常多的选择可能性。对他们来说，必须澄清各种形形色色的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并将此当作挑战来应对，但是害怕或拖延决策也很可能使人更加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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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詹姆斯·玛西亚的观点在确定身份时加以区别。詹姆斯·玛西亚制作了一份调查问卷，能把青年人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他把每种类型称为身份）。（Marcia, 1980）他作出这种区别的依据是，一方面，看一个人能否积极地体验和了解各种不同状况下的自己，另一方面看他能否为自己和将来的人生道路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下表能说明四种类型按照一种模式所作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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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玛西亚所提出的四种类型取决于个人完成的调查和作出的有约束力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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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确的身份。身份不明确的年轻人在外人看来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和漠不关心的。不管他们是否经历了危机，总之，他们显然没有想方设法去努力规划今后的人生道路，没有作出有朝一日从事或希望从事什么职业或个人信仰什么宗教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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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缓期。处于这一时期的人正在经历身份危机，但是他们努力去创造各种条件，以便在某个时候能够作出决定。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年人怀疑他们在儿童时期学到的许多东西：信仰、家庭的政治观点，等等，但苦于没有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来取而代之。比如，人们这次见到他们时，他们狂热地拥护某种宗教和政治信仰，但下一次见到他们时，他们可能又会令人吃惊地说，他们再次批判自己的观点，并认定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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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的身份。以承接的身份为特色的年轻人作出了有约束力的决策，事先不会经历身份危机或者相应的严重冲突，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他人的，特别是父母的信念和观点。如果问承接身份的人的政治看法，他们也许会回答说，他们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问他们，为什么信仰天主教，他们可能会回答说，他们的父母信奉这一宗教，他们是在这种宗教生活中长大成人的。承接身份的人不愿意走确定自己身份的、无疑比较艰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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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的身份。已经取得身份的人站在一条道路的终点，而在它的起点曾经遇到危机。青年人为了克服这一危机大多作出了长期的努力，所以他们曾一度面对许多问题，他们虽然暂时找到了答案，但是不少人又会反复怀疑自己。他们之所以能够最终克服危机，是因为他们终于给自己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凡是能够找到这种“成熟”身份的人，都是分析了别人的价值观、观点和信念，无疑由此而得到鼓励，但是最后不是不加批判地照单全收，而是找到了自己的、独立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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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与年龄。埃利克·埃里克森认为，身份危机发生在青春期早期，会在大多数青年人的青春期晚期结束。但是这种观点在验证中没有得到证实。菲利普·梅尔曼（Meilman, 1979）研究了12-24岁的年轻人的身份后发现，身份的形成有一个清楚的顺序。大多数青年人在12-18岁时身份还不明确，要不就是承接了某种身份。大多数被调查的青年人在准成人期开始以前，通常不会早于21岁，都会进入延缓期或者争取到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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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绝不能因此而认为，寻求身份阶段在步入成人期后就结束了。一生中每一个重大事件，不管是私人方面的（亲属的去世、离异），还是工作方面的（失业），都可能导致再次提出自我身份的问题（Waterman & Archer, 1990）：我是谁？我出了什么事情？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成功地重新塑造我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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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入门 3.2 成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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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从少年期到青春期的过渡比较容易，但谁也说不清楚步入成人期时具有哪些特征。芭芭拉·汉森·勒默认为，“成年期并不是以某个年龄开始的，这是在经济等方面相对独立于父母的一个阶段。”（Lemme, 2001）这时，青年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一个愿意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全责，已经找到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并能把父母当作平等的成人对待的人才是一个成年人。（Arnett, 1995）当然，还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一个16岁的人就已经满足了这些条件，但同样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一个30岁的人还做不到这一点。然而，决定是否把一个青年人看作成年人，绝不能只依据客观存在的特征，而且还要取决于他是否感觉到自己是成年人。那么，应该怎样把握和理解青年人进入成人期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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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成年期发展的若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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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期的发展阶段。50年前或者更早以前，翻开一本书名中使用了“发展心理学”这一概念的教科书，只能了解到少年期和青春期的变化。“发展”这一概念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阐释为增长和成长。那时人们认为，在人生的前二十年，人的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在青春期结束时就已经达到。之后，成年人停留——当然只是很短的时间——在这种很高的发展水平上，之后就开始衰老。人们是在衰减和损耗的意义上使用“衰老”这一概念的。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曾经说过，高龄的人“是一艘破败的船”。这种说法反映了过分强调老年人不断衰竭的一种时代精神。因此，以前进行老年人变化的研究，抽样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患病的老年人，几乎没有“正常”的老年人。我们发现，将患病、残疾和陷入困境的比较年长的人普遍称为老年人（Butler, 1988），没有区分年龄和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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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撇开这种方法论的错误不谈，不能忽视的还有，在西方的文化中，轻视高龄老人是渊源流长的。因此直到今天询问一个成年人的年龄是不礼貌的。而在亚洲，人们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比如，日本的老年人——虽然媒体报道大多比较夸张——总的来说比欧美许多国家的老年人更受重视。（Takada, 1993）这个远东国家的人在庆祝60大寿时会穿上一件红马甲，象征年逾花甲，获得新生（Kimmel,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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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增益和损益之比。今天，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发展是一个不仅涵盖成长和增益，而且涵盖损益的过程。（Baltes, 1987; Baltes & Baltes, 1998）当然，这两个方面对发展的影响在一生中不是同等强度的。插图3.5按照保罗·巴尔特斯的说法为人们设想增益和损益之比的变化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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