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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尔登·科恩的一项不无道德问题的研究中，400名志愿的测试对象接受了鼻孔喷雾，雾剂中或者含有五种已知的感冒病毒中的一种，或者——在对照组中——仅仅含有盐水。此外，参与者还就过去一年中遇到的应急事件、他们个人对能否应对日常要求的评估以及诸如愤怒和挫折等负面情感宣泄的频率等接受了调查。基于这些数据把参与者按照压力指数分类，压力指数从3（最小压力）到12（最大压力）。每天依次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可能被病毒传染的测试对象都有被感染的迹象，但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患上感冒。总的说来，被感染甚至患病的可能性与参与者日常的压力水平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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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压力，就是指一个人处于某种环境，而他对环境给他提出的要求不能作出适当反应，也就是说他觉得这是对他的苛求，从而产生负面情绪。考试是一种典型的压力状态。事实已证明，许多学生的免疫系统在考试期间比本学年其他时间弱。（Jemmott et al.，1985；Glaser et al., 1986、1993）生活中的突发事件也会给人造成压力。（见第132页）比如，遇到婚姻问题或离婚问题，工作丢了或不得不处理近亲的丧事（Herbert & Cohen, 1993；Justice, 1991），这时免疫系统一定很脆弱。因此，比如人们对那些妻子死于乳腺癌的男人作了长期调查结果证明，这些鳏夫的免疫能力在丧妻后的悲痛的一个月内显著下降，有些人甚至在一年后还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Schleifer, 1983）免疫系统的这些变化是生活中的突发事件造成的必然结果吗？或者说，亲属或看护人能否鉴于当事人的压力体验增强他的免疫系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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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免疫系统的可能性。有句谚语说得好：“笑是最好的药”。关于笑和幽默的疗效的说法在人类历史的许多时期都能得到证明。比如，圣经中说：“喜乐如良药使人健康，忧愁如恶疾致人死亡”（《旧约·箴言》第17章第22节）。法国外科医生昂利·德·蒙蒂维尔（约1260-1320）强调，必须改变病人的整个生活方式，使他高兴和快乐，亲人和朋友应该逗他开心，给他讲笑话。（Walsh, 1928）马克·吐温也非常清楚幽默的作用，他说：“幽默出现的时刻，我们的铁石心肠顿时软化，我们的怨恨怒气一扫而光；恶劣情绪烟消云散，心情显得阳光灿烂。”（Twain, 1897;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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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使人发笑，而笑又能对生活意愿产生直接影响，从生活意愿方面又能促进病人的康复过程。佩蒂·伍顿说：“笑是一种愉快的经历……它使我们感觉到力量和克制；在笑的时候我们感到无忧无愁、浑身轻松、充满希望。”（Wooten, 1993）此外，还可以证明，开怀大笑具有直接刺激免疫系统的作用。（Berk, L. 1989）但是，这些作用真的是笑本身的结果吗？洛特·马丁（Martin, 2001）解释说，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幽默可以使人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和解释充满压力的状况。有突出幽默感的人总是笑脸常开，他们不把充满压力的状况看成威胁，而是看成挑战。那么，笑本身难道一点不起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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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伯克在总结他30年相关研究的结果时说：“幽默能促进身体的心理和生理反应，这相当于有氧锻炼的健身效果。”治疗医生米夏埃尔·蒂策指出，在笑的过程中，肺部会得到大量的氧气，这样，他解释说，就对血液中的物质起到了“净化”作用。（Titze, 2001）与此同时，加强的呼吸频率又会引起心率的变化，而最终会降低血压。蒂策还介绍了把笑这个动作系统地运用于治疗儿童疾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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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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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亚·阿米登搜集了一些有趣滑稽的书籍和录音带，把它们放在小推车（在德国的儿童诊所中大多被称为“玩具车”）上，在各个病房中穿梭。她给小病人们朗读小车上装载的书中的故事，和他们一起听录音带。“她这样做，经常能使有些患重病的孩子发笑。”（Titze & Eschenröder, 1998）由于经常这样使人发笑，所以使人养成了一种乐观的心情，这种乐观的心情不仅能缓减医务人员的压力，而且证明具有一定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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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老年人的医务人员和看护人员来说，如果他们的病人状态很不好，那么他们想保持一种好心情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知道，医生喜欢痛苦的幽默，否则他们就根本无法承受个别病人的痛苦；他们也是用这种幽默来抵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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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仅要给人们（尤其是老年人）模仿其他人大笑的样子，或者给他们讲笑话，而且还要达到许多其他条件，以便能够发挥笑的疗效。首先，对老年人的话作出幽默反应时要明白，他们对此会怎么理解。米夏埃尔·蒂策和克里斯托夫·埃申勒德提醒说，“老年病人害怕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可能会把治疗医生的幽默当成侮辱。”（Titze & Eschenröder, 1998）但是，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如果他们已经有一种乐观的基本态度，如果让他们保持练习克制的感觉（见第129页），如果他们能感到生活对他们还有意义，比如通过承担责任重大的任务（见第126页），如果他们与朋友或他人关系良好，在困难的时候能得到他们的帮助，那么就具备了健康长寿和个人幸福的前提。（Salovey et al., 2000; Taylor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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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11 笑会增强免疫系统。为老年人创造一个快乐的环境，就是为他们的健康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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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入门 3.3 人生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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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卡利什试图用比较的形式（本书稍改动）直观地描述以西方价值观为取向的工业国家的人对待亲属“死亡”这一人生大事的态度。（Craig & Baucum, 2001）客人应邀参加一个高雅的晚宴，他走进餐厅，吃惊地发现一条棕色的大狗安静地蹲在桌边。客人看了看晚宴的其他来宾，在他们的神色中看到了震惊和迷惑。但是，为了不让主人尴尬，谁也不愿意说出心里的不痛快。这顿晚餐用了很长时间，且悄无声息，偶尔会插入几句不咸不淡、不关痛痒的话。卡利什问道，一个人行将就木，没有一个人跟他谈他的现状，也不许这个将死之人对自己面临的死亡发表看法，这样的情形难道少见吗？现在，许多人生活在一个死一样沉寂的社会。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解释说，“归根结底，没有人以为自己会死，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潜意识中都深信自己不会死。”这是一百年来的社会发展的结果。今天对待死亡的观念无疑已经成为普遍害怕死亡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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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近期历史上关于死亡的观念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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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前的死亡。几百年前，人们面对死亡的几率要比现在高得多。事实上，人的生命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可能终结。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许多孩子不到十岁就被埋葬了，因为典型的儿童疾病在医学上无法治愈。19世纪以前，40％-50％的人不满十岁就死了。（van Dülmen, 1999）流行病使各个年龄段的人得了不治之症。因此，死亡被看作一件平常的事情，甚至被当作一种解脱——从巨大痛苦中解脱——而广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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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死亡的时间比较短，因为癌症、心脏和其他内脏的疾病一经发现，已到晚期，已经没有治愈的机会。一旦通知病人死期在即——他们大多由于受伤或传染病——只会拖延几个小时，最多几天，其死期就会来临。（Lynn，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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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的人通常在家人或朋友的陪伴下度过最后的时光。（Schmitz-Scherzer, 2001）人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学会了这种照料义务。（Mischke,1996）葬礼的准备工作在家中进行。葬礼在自家的墓地或公共墓地举行。当然，根据玛丽安妮·米施克的论断，从12世纪开始，人们对死亡的观念就发生了变化。（Mischke, 1996）在随后几个世纪中，死亡越来越个性化。当时，认为死亡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人越来越少，因此，把死亡看作生命终结的人越来越多，由此而产生了现代社会的信念：人应当“尽可能积极地、尽可能长久地享受生活”，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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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死亡。现在，许多人的寿命很长，一些危及生命的疾病能够提前作出诊断，因此人们在死亡之前很早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医生竭尽全力——也是对司法强制作出的反应——借助科技手段尽可能推迟死亡，尽管病人本人或其亲属主张早点结束生命，也就是说要求有尊严地、自然地死去。因此，与过去相比，人们在死亡阶段通常要遭受更多的痛苦、比以前的几代人更为虚弱、更需要他人的照顾。尽管如此，过去几十年中还是为怎样避免过早死亡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金钱；相反，几乎没有为以减轻临终者的痛苦为目的的研究提供公共资金。利益集团致力于老年人的健康，支持避免残障和改善诊断的研究，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善对生活日益不便的人士的照顾。安乐死运动以后，临终者的命运才得到逐步改善。（Lyn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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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可能性越集中于高龄人群，广大公众就越觉得死亡是“模糊的和抽象的”。（Fulton & Owen, 1987-1988）照顾和护理临终者已经成为专家的任务。现在，约有70％-80％的人是在医院、疗养院或类似的机构去世的。（Schmitz-Scherzer, 2001）很多临终者肯定都知道，亲属不愿意与他们接触；看望他们的人不敢跟他们谈起死亡。尸首由看护人员和殡葬公司的工作人员处理，为他们送行“最后一段路程”。临终者往往孤独无援，不得不放弃临终时有人陪伴的要求，而根据莱因哈德·施米茨-舍尔策的观点，临终陪伴也应考虑以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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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临终者感到身体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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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觉得没有被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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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觉得自己得到了认可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