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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可能性越集中于高龄人群，广大公众就越觉得死亡是“模糊的和抽象的”。（Fulton & Owen, 1987-1988）照顾和护理临终者已经成为专家的任务。现在，约有70％-80％的人是在医院、疗养院或类似的机构去世的。（Schmitz-Scherzer, 2001）很多临终者肯定都知道，亲属不愿意与他们接触；看望他们的人不敢跟他们谈起死亡。尸首由看护人员和殡葬公司的工作人员处理，为他们送行“最后一段路程”。临终者往往孤独无援，不得不放弃临终时有人陪伴的要求，而根据莱因哈德·施米茨-舍尔策的观点，临终陪伴也应考虑以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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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临终者感到身体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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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觉得没有被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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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觉得自己得到了认可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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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周围人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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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死亡的生物学定义。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一个人只要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大脑不再出现反应，就可以宣布他已经死亡。当然，随着大量维持生命过程的技术设备的引入和应用，在个别情况下，死亡的认定非常困难，也就是说，生物学上的死亡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过程。（Medina, 1996）人体的所有器官不是同时死亡的。如果进行人工呼吸，那么，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人可能仍保持大脑功能；借助心肺机可以维持血液循环。对于昏迷的病人来说，他的大脑可能已经停止工作，而机器可以延续他的身体过程。是否关闭仪器，有时必须经专家鉴定后由法庭来裁决。在个别情况下是否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不惜代价地推迟死亡，最近在许多社会团体的参与下，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激烈和针锋相对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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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对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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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预防死亡恐惧。兰道夫·奥克斯曼认为：“人绝对有把握的就是知道自己会死：他的存在的消失和毁灭。”成年人原则上都知道，自己的生命随时都会突然地结束。奥克斯曼形象地解释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否认自己的生存环境，那么这种始终存在的危险一定会战胜他，这种恐惧一定会把他吓呆。”（Ochsmann, 1993）恐怖处理理论的代表人物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所有恐惧的根源。（Greenberg et al., 1995）为了能够防止产生这种可怕的想法，担心自己的生命随时可能结束的“恐怖”，人们利用自己越来越高的认知能力创立不仅使持久性，而且使“秩序、可预见性和意义进入这个宇宙的世界观。”（Ochsmann, 1993）有了秩序和预见性，就可以避免突然的、令人讨厌的意外，甚至有可能控制不幸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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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死亡恐惧的不同条件。如果有意识地想想，人不会长生不老，那么，往往就不会去考虑那些真正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可怕事情，而会考虑自己和别人夸张地描述自己的健康和抵抗力。他们自以为成为意外事故或疾病的牺牲者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可能还下决心戒烟、开始减肥或者加强体育锻炼。此外，大多数人还可能以某种方式整天忙碌，以便不去想自己会不会死的问题。（Pyszczynski et al., 2000）文化提供另外的保护，因为文化会向人们传达“世界是公正的”这种观念。（Lerner, 1965; Lerner & Miller, 1978）形成这种观念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公正的，每个人所得到的是他该得的，而每个人该得到的都会得到：好人会有好报，恶人会有恶报。（见第473页及其下1页）接受了这种观念，死亡的来临及其后果是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情。宗教给信徒灌输类似的观念，向他们保证，他们的生活方式能决定他们死后会遭遇的命运，是下“地狱”还是升“天堂”。许多人还试图给人们制造他们“不死”的印象，他们把能够比个人的存在更长久的东西，比如思想和贡献，留给社会，或者生孩子，从而使自己的许多影子还可以在自己死后继续活着。（Pyszczynski et al, 2000）其实，许多成年人是不太怕死的，因为他们在生活中达到了他们认为重要的目标。这也同样适用于另一些人，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活动使他人受益，是一种享受。（Neimeyer & Chapman，1980-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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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亡过程和死亡事件相矛盾的经历。在许多以西方观念为取向的社会里，20-25岁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见过死人的只占4％。（Hahn, 1968）他们是在一个似乎否认死亡的社会里长大的，因为死亡通告一般都说：某个人“走了”或者“安静地睡着了”；人们“安葬了离去者”，离去者“终于找到了安宁”。人们对死亡讳莫如深、不愿意回想悲伤的事情，这种情结与恐怖管理理论是一致的，是克服自身对死亡的恐惧的一种策略。（Pyszczynski et al., 1998; 2000）当然，很明显，人们一方面害怕使用诸如“死亡”或者“去世”这样的字眼，另一方面又喜欢观看那些描写死亡和谋杀的非常恐怖，甚至血腥场面的电影。电视中关于死亡的的叙述和报道太多，以致一个21岁的人可能在电视上已看过成百上千次的死亡事件。（DeSpelder & Strickland, 2004）在荧屏中看到死亡场面的人也许以为，这种恐怖的事情只会在假想的世界中，而不会在现实世界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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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与年龄。对死亡的恐惧有意无意地可以说出迥然不同的理由，最主要的可能有：担心在去世前经受肉体的痛苦、临终时孤立无援、不再存在、不能再继续在世时养成的兴趣和爱好。人们可能会想到自己的死对未亡人造成的后果，并担心自己的过错会受到惩罚。（Schulz & Salthous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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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认为，一个人的年龄越大，对死亡的恐惧就越强烈，这与高龄人死亡的可能性大有关。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大量调查结果证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在中年时期最为强烈，老年时期最弱，青年时期居中。（Gesser et al., 1987-1988; Thorson & Powell, 1990）事实上，人到中年，在自己的身体初现衰老迹象以后，需要积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了解这个发展问题并不是说要人们从此不再谈论死亡。老年人比年轻人甚至更频繁地想到死亡，只不过他们不像中年人那样害怕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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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面临死亡时的情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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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的开拓性研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为了与病人闲聊他们的命运，在他们的病床前度过了成百上千个小时。（Kübler-Rose, 1969; 1974）在这一过程中库伯勒-罗斯关注的是，这些大多为50岁左右的人，对自己的悲惨命运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她得出的结论是，她的病人有以下五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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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否认。库伯勒-罗斯调查的许多病人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简单否认无法治愈这种诊断（“这一定是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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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怒。当病情的发展无法再否认时，癌症病人就开始发怒（“为什么偏偏让我赶上了？”）；他们甚至可能对其他健康的人表现出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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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涉。病人试图通过交涉推迟面临的死亡。他们向上帝承诺，做好事，以求延长生命（“让我多活几天，我也会作出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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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沮丧。病人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越是真正认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就越会产生沮丧的情绪，因为他们知道，将要和自己的朋友、亲爱的同胞和所有家庭事务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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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认命。只要死亡没有在诊断后迅速来临，病人就能够接受他的明显不再能扭转的命运。他们既不高兴也不悲伤，更确切地说，是甘心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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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12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为了与行将就木的人交谈，在他们的病床前度过了成百上千个小时，同时发现了他们面临死亡时的情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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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库伯勒-罗斯认识的批判声音。每个癌症病人真的都会经历库伯勒-罗斯所描述的情感反应的顺序吗？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总的说来，整个研究的结果表明，死亡过程没有一个可以总结的顺序。（Kastenbaum, 1998; Howe, 1992）库伯勒-罗斯没有充分考虑到，人们得知自己患有致命的疾病后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反应。病人的年龄和疾病的种类都起一定的作用。库伯勒-罗斯所调查的病人大多是六十岁左右；这个相对年轻的年龄段的人还不愿意相信为他们作出的灾难性诊断；他们愤怒的是，这么早就被判定要死。另外一些研究死亡的学者发现，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不断在否认和认同之间徘徊。他们在整个死亡过程中的表现非常不同，情感反应也变化无常，比如愤怒、冷漠、害怕、希望、怀疑、震惊等等，出现的顺序是很难预测的。今天他们可能还乐观地谈论康复，憧憬着很快能够出院，第二天可能就心灰意冷，以为死期马上就会到来。（Shneidman, 1973; 1980）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年龄大的人要比年轻的人更容易接受这一点。人们在得到死期不远的消息后会作出什么样反应，宗教信念也起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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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宗教暗示减轻死亡的痛苦。1974年，著作家厄内斯特·贝克尔被送入医院，当时他已处于癌症晚期。贝克尔一生中撰写了许多著作，探讨了人们与面临的死亡进行的抗争，比如《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死亡的动力》。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次采访中，他说，只要对世间的事情作出宗教暗示，就会减轻死亡的痛苦：“能减轻死亡痛苦的，就是知道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的背后，存在着宇宙的巨大创造力，它只需要我们完成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使命”。（Keen,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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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者会说出自己直到去世前不久的整个经历。在大脑丧失功能后，是否还有体验，不得而知。目前仅有的报告来自那些濒临死亡、但是通过急救措施“重新捡回生命”的人。信息框3.4介绍有关濒临死亡的人的体验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