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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预防死亡恐惧。兰道夫·奥克斯曼认为:“人绝对有把握的就是知道自己会死:他的存在的消失和毁灭。”成年人原则上都知道,自己的生命随时都会突然地结束。奥克斯曼形象地解释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否认自己的生存环境,那么这种始终存在的危险一定会战胜他,这种恐惧一定会把他吓呆。”(Ochsmann, 1993)恐怖处理理论的代表人物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所有恐惧的根源。(Greenberg et al., 1995)为了能够防止产生这种可怕的想法,担心自己的生命随时可能结束的“恐怖”,人们利用自己越来越高的认知能力创立不仅使持久性,而且使“秩序、可预见性和意义进入这个宇宙的世界观。”(Ochsmann, 1993)有了秩序和预见性,就可以避免突然的、令人讨厌的意外,甚至有可能控制不幸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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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死亡恐惧的不同条件。如果有意识地想想,人不会长生不老,那么,往往就不会去考虑那些真正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可怕事情,而会考虑自己和别人夸张地描述自己的健康和抵抗力。他们自以为成为意外事故或疾病的牺牲者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可能还下决心戒烟、开始减肥或者加强体育锻炼。此外,大多数人还可能以某种方式整天忙碌,以便不去想自己会不会死的问题。(Pyszczynski et al., 2000)文化提供另外的保护,因为文化会向人们传达“世界是公正的”这种观念。(Lerner, 1965; Lerner & Miller, 1978)形成这种观念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公正的,每个人所得到的是他该得的,而每个人该得到的都会得到:好人会有好报,恶人会有恶报。(见第473页及其下1页)接受了这种观念,死亡的来临及其后果是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情。宗教给信徒灌输类似的观念,向他们保证,他们的生活方式能决定他们死后会遭遇的命运,是下“地狱”还是升“天堂”。许多人还试图给人们制造他们“不死”的印象,他们把能够比个人的存在更长久的东西,比如思想和贡献,留给社会,或者生孩子,从而使自己的许多影子还可以在自己死后继续活着。(Pyszczynski et al, 2000)其实,许多成年人是不太怕死的,因为他们在生活中达到了他们认为重要的目标。这也同样适用于另一些人,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活动使他人受益,是一种享受。(Neimeyer & Chapman,1980-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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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亡过程和死亡事件相矛盾的经历。在许多以西方观念为取向的社会里,20-25岁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见过死人的只占4%。(Hahn, 1968)他们是在一个似乎否认死亡的社会里长大的,因为死亡通告一般都说:某个人“走了”或者“安静地睡着了”;人们“安葬了离去者”,离去者“终于找到了安宁”。人们对死亡讳莫如深、不愿意回想悲伤的事情,这种情结与恐怖管理理论是一致的,是克服自身对死亡的恐惧的一种策略。(Pyszczynski et al., 1998; 2000)当然,很明显,人们一方面害怕使用诸如“死亡”或者“去世”这样的字眼,另一方面又喜欢观看那些描写死亡和谋杀的非常恐怖,甚至血腥场面的电影。电视中关于死亡的的叙述和报道太多,以致一个21岁的人可能在电视上已看过成百上千次的死亡事件。(DeSpelder & Strickland, 2004)在荧屏中看到死亡场面的人也许以为,这种恐怖的事情只会在假想的世界中,而不会在现实世界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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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与年龄。对死亡的恐惧有意无意地可以说出迥然不同的理由,最主要的可能有:担心在去世前经受肉体的痛苦、临终时孤立无援、不再存在、不能再继续在世时养成的兴趣和爱好。人们可能会想到自己的死对未亡人造成的后果,并担心自己的过错会受到惩罚。(Schulz & Salthous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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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认为,一个人的年龄越大,对死亡的恐惧就越强烈,这与高龄人死亡的可能性大有关。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大量调查结果证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在中年时期最为强烈,老年时期最弱,青年时期居中。(Gesser et al., 1987-1988; Thorson & Powell, 1990)事实上,人到中年,在自己的身体初现衰老迹象以后,需要积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了解这个发展问题并不是说要人们从此不再谈论死亡。老年人比年轻人甚至更频繁地想到死亡,只不过他们不像中年人那样害怕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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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面临死亡时的情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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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的开拓性研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为了与病人闲聊他们的命运,在他们的病床前度过了成百上千个小时。(Kübler-Rose, 1969; 1974)在这一过程中库伯勒-罗斯关注的是,这些大多为50岁左右的人,对自己的悲惨命运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她得出的结论是,她的病人有以下五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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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否认。库伯勒-罗斯调查的许多病人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简单否认无法治愈这种诊断(“这一定是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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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怒。当病情的发展无法再否认时,癌症病人就开始发怒(“为什么偏偏让我赶上了?”);他们甚至可能对其他健康的人表现出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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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涉。病人试图通过交涉推迟面临的死亡。他们向上帝承诺,做好事,以求延长生命(“让我多活几天,我也会作出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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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沮丧。病人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越是真正认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就越会产生沮丧的情绪,因为他们知道,将要和自己的朋友、亲爱的同胞和所有家庭事务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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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认命。只要死亡没有在诊断后迅速来临,病人就能够接受他的明显不再能扭转的命运。他们既不高兴也不悲伤,更确切地说,是甘心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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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12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为了与行将就木的人交谈,在他们的病床前度过了成百上千个小时,同时发现了他们面临死亡时的情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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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库伯勒-罗斯认识的批判声音。每个癌症病人真的都会经历库伯勒-罗斯所描述的情感反应的顺序吗?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总的说来,整个研究的结果表明,死亡过程没有一个可以总结的顺序。(Kastenbaum, 1998; Howe, 1992)库伯勒-罗斯没有充分考虑到,人们得知自己患有致命的疾病后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反应。病人的年龄和疾病的种类都起一定的作用。库伯勒-罗斯所调查的病人大多是六十岁左右;这个相对年轻的年龄段的人还不愿意相信为他们作出的灾难性诊断;他们愤怒的是,这么早就被判定要死。另外一些研究死亡的学者发现,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不断在否认和认同之间徘徊。他们在整个死亡过程中的表现非常不同,情感反应也变化无常,比如愤怒、冷漠、害怕、希望、怀疑、震惊等等,出现的顺序是很难预测的。今天他们可能还乐观地谈论康复,憧憬着很快能够出院,第二天可能就心灰意冷,以为死期马上就会到来。(Shneidman, 1973; 1980)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年龄大的人要比年轻的人更容易接受这一点。人们在得到死期不远的消息后会作出什么样反应,宗教信念也起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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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宗教暗示减轻死亡的痛苦。1974年,著作家厄内斯特·贝克尔被送入医院,当时他已处于癌症晚期。贝克尔一生中撰写了许多著作,探讨了人们与面临的死亡进行的抗争,比如《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死亡的动力》。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次采访中,他说,只要对世间的事情作出宗教暗示,就会减轻死亡的痛苦:“能减轻死亡痛苦的,就是知道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的背后,存在着宇宙的巨大创造力,它只需要我们完成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使命”。(Keen,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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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者会说出自己直到去世前不久的整个经历。在大脑丧失功能后,是否还有体验,不得而知。目前仅有的报告来自那些濒临死亡、但是通过急救措施“重新捡回生命”的人。信息框3.4介绍有关濒临死亡的人的体验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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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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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临死亡的人能体验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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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穆迪设计的濒死体验。目前有许多关于几乎被淹死、从而濒临死亡的人的报告。有人心跳骤停;手术室里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病人“眼看着”就要死了。雷蒙·穆迪在成功地研究了许多这样的案例后,记下这类体验。从许多当事人的惊人相似的报告中,穆迪设计了典型的“濒死体验”:在一个独特的场合,病人听到了医生对他的死亡宣告。“他突然听到一种难听的响声,这种声音非常刺耳;与此同时,他有一种感觉,似乎是在非常迅速地穿过一个长长的、黑暗的隧道。然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飘然而去,然而周围的一切依然照旧;他似乎成了一个旁观者,隔着一段距离看着自己的身体。他的感情受到深深的震动,自己仿佛从这个孤独的观察位置参与复活的尝试。”(Moody,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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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死体验的心理学上的重要结果。人们通过濒死体验记得的这种感觉可能是大脑的发明,大脑某些部位的供血不足会导致产生这样的幻想。(Persinger, 1999;Persinger & Richards, 1995)此外,濒死体验引人注目的还有,许多当事人随后说,他们因此而在为人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面对生死有一种全新的评价,不同的信念和态度。(Grayson, 1993)许多有过濒死体验的人说,他们不再拼命挣钱,不再看重任何竞争,也不再追求物质上的富足,而是比从前更关心别人的幸福(Groth-Marnath & Summers, 1998;Kinnier et al., 2001);他们还说,濒死体验使他们相信上帝的存在,从此以后他们在生活中将把宗教价值置于首位。(Schröter-Kunhardt, 1993)最后,还应当注意地是,这些濒临死亡的人没有提到任何他们感到害怕和痛苦的体验。精神病学曾经利用了这种反应。比如,斯坦尼斯拉夫·葛罗夫让患不治的癌症病人服某种药(所谓的致幻药),这种药一般能使人产生幻觉和错觉,也能使人获得濒死体验。他通过这种方式增强病人的宗教信心,打消他们对死亡的恐惧;许多病人都说,他们的情绪好多了。(Grof & Halifax,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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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形成濒死体验的原因。在寻求对濒死体验的解释时,人们反复研究了这样的问题:当事人的大脑出了什么事。米夏埃尔·施罗特-昆哈特非常彻底地研究了这个现象,他总结说:“这种体验产生不能归因于大脑缺氧和二氧化碳过剩,因为在氧气含量正常的情况下这种现象也会出现。身体自身的鸦片剂对这种体验的产生似乎也起了某种作用。”(Schröter-Kunhardt, 1993)施罗特-昆哈特坚持这样的信念:“我认为,濒死体验是明显地间接暗示了人死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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