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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内容的组合。如果图书馆里的书籍随机摆放在书架上，那么读者为找一本书就得花费相当大的精力，甚至很可能做无用功。馆藏书刊没有经过整理和组合，图书馆的使用率就会极为低下。同样，如果长期记忆中的知识内容没有经过整理，就不能被提取。但是，人的大脑是如何整理知识内容的呢？记忆心理学家对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在餐馆里，如果顾客很多，用餐量很大，那么，有时就能发现，长期记忆也是按照一定规则整理知识内容的。对一个无需作记录就可以记住二十种菜品的侍者的系统研究表明，这个人对全部菜品按意义作了分类。如果妨碍他的这种整理能力，他就不能完整地记住这些菜品。（Ericsson & Polson，1988）此外，还需要提到的是人人都非常熟悉的体验，因为这种体验平均每周就会出现一次，年龄越大，出现的频率越高：话在嘴边，就是说不出来。（Brown，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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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在嘴边现象。人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某一个单词自己肯定知道，“就在嘴边”，但就是想不起来，需要拼命去回想。罗杰尔·布朗和戴维·麦克尼尔深入研究了这种体验，并获得了关于语义记忆的顺序的有益启示。（Brown & McNeil，1966）年龄越大就越有这样的体验（Heine et al.，1999），会让人觉得非常沮丧；但这为记忆研究提供了极有教益的启示：储存的记忆内容怎么会“丢失”，又怎么能重新提取。（Schwartz，2002）比如，布朗和麦克尼尔问测试对象某种小船的名字，这种船在港口、在日本和中国的河流上，靠摇动船尾的橹航行，多半也使用帆。两位研究人员还问：“船员有时拿在手中，用来确定船的位置的仪器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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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个在关键时刻想不起来的词，测试对象能用什么方法来表示。通常情况下，他们能答出音节的数量和开头的字母。比如：他们努力回忆“Sampan”（舢板，日本和中国的一种小船）时，能想起的名词有“Siam”、“Sarong”或“Saipan”（臆造的），有人还想到“Dschunke”（中国的一种帆船）、“Hausboot”（家用小船）或“Barkasse”（大舢板）。测试对象寻找的“就在嘴边”的词，说出来却是错误的，这些单词的共性，使布朗和麦克尼尔断定，长期记忆中的单词不仅是根据声音特征（“Sampan”、“Saipan”和“Sarong”的发音很相似）存储的，而且还依据视觉特征（“Sampan”、“Saipan”和“Sarong”的拼写很相似），甚至根据意思（“Sampan”、“Siam”、“Sarong”和“Dschunke”都是远东的物品；“Sampan”、“Dschunke”、“Hausboot”和“Barkasse”都是船的名称）存储的。可见，在人的记忆中，一个单词显然不像一本书在图书馆那样，放在某个位置，人们有时能说出一个要找的词的很多特征，却说不出这个词，因为明显找不到其他重要的特征。因此很多人也难以说出插图6.5所示的仪器是“六分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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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6.5 从前行船时，用来确定船舶位置的这种仪器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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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单词“就在嘴边”，通常有助于发挥“自由联想”，即挖空心思，回想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想起的尽可能多的单词。由于在长期记忆中存储的具有共同特征的单词彼此是有联系的，所以迟早找到要找的单词，是非常可能的。当时有些心理学家就认为，长期记忆具有组合，即整理自己的内容的功能，因此有些记忆研究人员称之为网络，因为他们认为，记忆内容像一个彼此交织在一起的网络。一种现在看来虽然已经陈旧，但依然值得一提的网络理论试图解释，语言信息是如何按意思组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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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网络。亚里士多德早就提醒人们注意，单词之间是有联系的。如果请一个人列举以字母A开头的单词或红色的物品，那么利用相似性的组合原则就可以找到答案。因此，救火车和樱桃这两个单词之间就存在联系，因为二者都是红色的。如果问人们，他们听到面包这个单词时，自动想到的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很多人都会回答说是黄油。网络理论认为，长期记忆的顺序就仿佛是很多单词交织在一起的网络。如插图6.6所示，这种理论称单词为节点。一个节点就是一个单词——比如“街道”、“房屋”、“苹果”或“紫罗兰”——，它们通过通道与其他节点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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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6.6 这张示意图以图表的形式表明了人的长期记忆除了极小的选择外可以存储的单词之间的联系。两个单词之间的连接线越短，它们在记忆中的联系就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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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克林斯和伊丽莎白·洛夫特斯的测试对象认为，有些单词之间的联系是明显不同的。（Collins & Loftus，1975）他们设想“红色”时，首先想到的是“玫瑰”，而不是“苹果”和“云彩”。克林斯和洛夫特斯认为，语义网络内部存在某种传输活动；传输活动是沿着一个单词联系另一个单词的通道传输的；他们还认为，传输活动强度是递减的，距离另一个单词的距离越远，就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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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处理和分配知识是近代网络理论的特征。语义网络理论首先考虑的是长期记忆的实际内容。近代网络理论还涵盖视觉表象和运动技巧。现在，在对大脑的神经元如何工作有了更透彻的认识之后，有人提出了平行分配处理理论。（MeClelland & Rumelhart，1985；Smolensky，1995）下面扼要介绍这一复杂理论的两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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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处理，而非序列处理。很多计算机都是序列处理，即逐步处理各种信息的。语义网络理论也是从信息的序列处理出发的。这种做法多么浪费时间，可以从下面的问题得到解答（Matlin，1999）：请找出一件橙色的物品，它在地里生长，是一种蔬菜，兔子喜欢吃。这是什么？——如果用序列处理的方法，人们首先要在长期记忆中搜索所有橙色东西；然后搜寻在地里生长的所有植物，最后还要归纳各种兔子爱吃的蔬菜。这种序列处理的方法太浪费时间。实际上，一个人在通常情况下都能很快回答说“胡萝卜”，因为他的认智系统可以并行搜索：测试适合某种物品的所有特征的处理过程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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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知识是由整个大脑分配的。早在几十年前，查理·拉什利就拿老鼠做实验，让它们学习穿越迷宫。（Lashley，1950）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系统地扰乱了老鼠大脑部分，因为他想以这种方式找到存储学习结果的特殊位置。然而，他意外地发现，确实不存在可以储存迷宫实验结果的特殊的大脑区域。最后，拉什利根据实验得出结论说，记忆内容并非处于大脑中可以精确界定的位置。现在，人们不会无条件认同这一结论了。如果一种动物（比如家兔）由于经典条件反射而学会了用眨眼对声音作出反应，那么，就可以非常精确地确定这种学习结果在大脑中所处的位置。（Thompson，1994；2000）而拉什利的老鼠学习了一大堆复杂的内容，它们包括来自各个感官，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信息。因此，拉什利的老鼠的记忆被分散了，并且被存储在大脑的各个部位。可见，复杂的知识内容是由一个信息束组成的；储存信息的各个部分是由整个大脑分配的，在需要解决某个复杂问题时，就可以全部提取。（Squire et al.，1992）这个论点符合平行分区处理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知识单元通过整个网络体现为一定的提取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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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是有区别的，这取决于整理某个区域的信息的程度。整理得越好，从记忆中提取信息就越快捷越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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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记忆可靠性。有人将记忆比作录音带或录像带，可以真实地储存所记录的内容，以后还可以复述。然而，这样的比喻具有误导性。事实上，长期记忆中的旧信息不乏被新信息所更替（Baddeley，1990）；已经记住的信息也包括以前传说的事情的细节。（Roediger et al.，1993）由于记忆会在回忆过程中进行重构，所以人们不能完全相信自己的回忆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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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的记忆。乌里希·奈瑟将通过回忆来完成的任务非常形象地比作考古学家的工作。（Neisser，1967）考古学家大多只能找到建筑、城墙的断壁残垣和陶器残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任务是，将所找到的残片进行合理的拼合，补充缺失的部分，从而恢复原貌。重构人的记忆一个最著名的例证是由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提供的。（Bartlett，1932）他让测试对象阅读讲述另一种文化背景下陌生的人的故事。在让测试对象复述这些故事时，他们出错了，但具有启发性：他们为了能够讲述得更有意思，漏掉了一些细节或者作了修改，甚至增加了故事中原本没有的情节。巴特利特根据实验得出结论说，人只能记住在以后的回忆中能够用得上的核心内容，以便补充其他内容，从而形成合理的联系。巴特利特在解释中使用了“公式”这一概念。（见第28页）人们在复述以前的谈话细节或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经历时，表现确实与巴特利特的研究相似。（Schacter，199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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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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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模仿亨利·罗伊蒂格和凯瑟琳·麦克德莫特实验中的做法，就有可能亲自体验到重构记忆的过程。（Roediger & McDemott，1995）首先，请看字母表中的单词。每个单词只能看一遍，每次看的时间不得超过1-2秒。然后合上字母表，搜索——不能再翻字母表——那些您记住的单词，在所谓的记忆表中复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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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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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做梦、打鼾、假寐、休息、困倦、打盹、打呵欠、醒着、打瞌睡、疲倦、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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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合上字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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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洛夫特斯为了进行重构记忆的实验挑选了不同年龄的兄弟姐妹。（Loftus，1993）比如，在实验中，姐姐告诉自己14岁的弟弟，他五岁时在一家购物中心是如何走失的。这件事虽然确实是编造的，但姐姐要把它讲得像真的发生过一样。后来问起弟弟这件事件时，他说他好像记得有这件事；他甚至补充了事件发生时的细节，比如他声称，还能清楚地记得照顾自己的那个男人的法兰绒衬衫；他描述了与亲人分离时的感受，还说仍然记得自己回来后如何遭到母亲的责骂。这项实验重复进行多次，有很多兄弟姐妹参与了，结果表明，四分之一的参加者都犯了类似的记忆错觉。（Loftus & Pickrell，1995）在每次实验结束之前，都告知测试对象，刚在对他讲的故事是虚构的，根本没有发生过；但是却再也不能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了：不管别人怎么劝说，他们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曾经在超市一度脱离过母亲。对以前事件的错误记忆还包括很多细节，像真正的记忆一样生动真实。（Payne et al.，1997）因此，对过去的记忆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事件的详细记录，而是重构某些事件发生过程的结果，这些事件受现实感情和期望的共同影响。（Ross & Buehle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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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实验中的14岁孩子，错误地硬说自己五岁时在超市一度走失过，而在调查他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回忆源于什么：这件事是姐姐告诉他的，还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显然他确信是后者。因而他是来源错误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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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记忆是来源错误的结果。玛西娅·约翰逊（Johnson，1996；Mitchell & Johnson，2000）认为，记忆内容不是对故事来源的注解：是亲身经历的？是别人讲述的？还是从电影或报纸上报道中看到的？一个人要想起某种记忆内容，就必须确定其来源。一般情况下，确定来源并不特别困难，确定来源是自发的，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一个过程就已经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已经从多个可能的来源中选择了一个。在某些情况下，不能直接区别可能的来源，人们就会尝试有意识地解释记忆内容的来源问题，也就是说，会把记忆内容错误地归于某个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以为自己真的亲历了某件事，尽管这是他从电视新闻或报纸上看到的。对有些人来说，来源错误造成的错误记忆有不少像对真实情况的回忆，因为他们确信来源可靠，坚信自己没有记错。（Lampinen et a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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