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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消极,会作出非理性的决策。费尔和盖希特感兴趣的还有,如果实验因为这个举措而中断,参加者是否会受到处罚。如果真的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处罚者只能接受损失,而且不能指望自己的教育措施最终让所有的人受益。结果表明,经济人假设再也不会在被处罚者中间复活:处罚者违背理性,决定发泄怒气,因高额罚款而增加自己的损失,而不是至少要保全自己的财产。(Fehr & Gächter,2002)不管怎么说,西蒙所说的有局限的理性反正要受到被煽起的激情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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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把握决策的时候经常应用的启发式。如果一点把握都没有,要进行决策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没有可以从中推导出最佳决策方案的明确原则。而且人们要假以时日,也许要在遥远的将来,才知道自己当时是否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人们为了减少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于是就想到了启发式。启发学在多数情况下证明是有用的,但有时也会让人误入歧途,因为人们对其局限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两位秉性倔强而又截然不同的人”——阿莫斯·特维尔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的功绩,“他们曾经提醒他们共同的朋友,他们永远不可能相互达成一致”。(McKean,1985)然而,话是这样说,他们自从1968年在以色列第一次相遇以后,便开始了持续几十年的成果卓著的合作。研究启发学及其对人们的判断力的影响是他们的工作领域之一。下面介绍几种启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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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性启发式。如果人们对一个比较罕见的事件印象深刻,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再发生了。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称这种情况为可得性启发式。(Tversky & Kahneman,1982)实际上任何人都不能真正摆脱这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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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自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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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举的是可能导致许多人丧命的一些自然灾害、疾病、犯罪行为等等。这些可能的死亡原因成对编排。请您在最常见的一对原因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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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和业余时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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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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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事故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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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事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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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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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死亡的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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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打完(×)后再继续往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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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查阅上述死亡事件的统计说明,就能看到下面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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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和业余时间死亡:1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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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1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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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事故中死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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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死亡: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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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谋杀: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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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死亡的行人: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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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04年统计年鉴,2002年联邦劳动保护和工业医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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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栏列举的死亡事件的发生率都高于右栏。对上述作出错误说明的人,很可能成为可得性启发式的牺牲品。这种启发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媒体对戏剧性事件及其发生率和死亡率的极其频繁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报道。由于频繁的报道,人们很容易回想这种事件。如果人们很容易就能回忆起某个事件(例如飞机失事),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大。(Tversky & Kahneman,1982)人们如何估计危险的程度,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恐惧心理和其他情绪,而不是取决于对可能性的冷静分析。(Löwenstein et al.,2001;Slovic,2000)。同样,人们对核事故的恐惧很可能也是由可得性启发式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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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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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为什么不太相信关于复杂的新技术,比如核电站的安全性的研究成果?保尔·斯洛维奇解释说,关键在于工程师们试图介绍所有可能有缺陷的流程,希望能够说明一些微不足道的缺陷根本不可能同时造成灾难。但是斯洛维奇又补充解释说,就是因为有人向人们直观描述了事故发生的过程,因为他向人们解释说,发生灾难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并且向他证明了这些缺陷不可能依次发生的原因。因此,人们随时都能回想起这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反过来又能让人认为,这样的事故很可能发生。(McKean,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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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性启发式在某种程度上无疑也是人们对飞机产生恐惧的根源,因而许多人不愿意选择飞机作为交通工具。飞行恐惧者开车送飞机乘客去机场虽然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发生事故的危险更高;然而他们自己却不愿意乘坐最有安全保障的飞机。成为飞机坠毁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即使每天任选一家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搭乘,也需要21000年才能达到统计资料提供的死亡事故发生率。(Bryant,1996)飞行恐惧者可能是媒体的受害者,因为在报纸上看到飞机失事照片的概率要比看到死于癌症的报道概率高几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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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博彩广告的彩票公司和其他公司在其广告中系统地利用了支配启发式的作用,他们定期介绍幸运的赢家,而从来不介绍失望的输家。于是在受众的记忆中就留下了大赢家的生动画面,而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满怀希望,使自己很快也成为博彩活动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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