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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在特定的睡眠阶段发生。在所谓的快速眼动睡眠阶段，也就是说，只要具备下列条件，就特别容易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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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醒感觉状态下发挥作用的大脑区域以及思想和运动过程在这个睡眠阶段特别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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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感官和肌肉的信息受到压制。（Domhoff，2001；Solm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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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梦时大脑皮层很清醒，足以创造生动的情景；这些情景不受感觉器官的传递和意志过程的影响。因此它们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可以在认知过程的帮助下，尝试阐释复杂的、也是来自大脑深层的神经刺激。艾伦·霍布森甚至认为，大脑的“目标无疑是探索重要性，因此它在任何情况下，即在供它支配的数据为此很少提供或没有提供基础的情况下，也被认为是重要的”。（Hobson，1988）如果做梦的人在清醒的时候已经长时间考虑过某个问题，那么，这可能就是探索恢复正常的倾向，就是已经接近问题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会产生一种“幸运的”想法，比如化学家奥古斯特·凯库勒在1890年的科学家代表大会上这样描述了自己的梦境：“……原子又在我眼前转动，在我智慧的眼前呈现的是大量相互重叠在一起的画面，我能认出大型的、独特的结构和长链，这些结构像长蛇一样相互缠绕。突然发生了什么？有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构成一个圆形，在我的眼前旋转。我当时觉得仿佛见到了闪电，这时我醒了。先生们，让我们学会做梦吧，到那时我们也许就知道什么是真理了。”（Anschütz，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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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大脑在人做梦时寻找意义和规则的每一个过程的结果，也可以在实验条件下得到证明。马凯和鲁比让自己的测试对象根据两个预定的规则重新排列数字顺序。实验组织者没有告诉他们，自己还准备了第三个规则，而根据这个规则可以较快地解决问题。（Maquet & Ruby，2004）一部分测试对象在问题解决后可以睡八个小时，而另一部分人在这段时间不能睡觉。第二天，实验显示，整晚睡觉的人明显要比那些通宵未睡的人更容易发现那条没有明说的规则。马凯和鲁比解释说，睡眠不足或者其他被剥夺睡眠的后果，作为对所观察的区别的解释，可以排除在外，更确切地说，在睡眠当中发现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认识规则是极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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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对问题解决的限制。亚伯拉罕·陆钦斯早在几十年前就成功进行了观念效应的经典演示。（Luchins，1942）如果人们考虑到当时给测试对象提出的问题，那么他自己就能获得这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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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我体验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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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要求每次量出一定量的水（表中的D栏）。可供使用的是三个不同容积的按升计算的量杯A、B、C。比如，如果有两个量杯，一个容积29升，另一个3升，那么怎么量出20升水？首先用29升的量杯盛满水，然后将水倒入3升的量杯，倒3次，剩下的水就是20升。同样，用三个可用的量杯A、B、C倒水，也可以解决下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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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至五都可以通过B-A-2C的公式得到解决。同样方法也可以用于问题六和七。当然，这两个问题用A－C和A＋C的公式更容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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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对某个问题情境的反应在过去已经反复得到确认，或者用学习心理学的话说，已经得到强化，那么，他就有非常大的决心在将来同样也会作出这样的反应，虽然可能还有更快的成功解决的方法。这样就形成了陆钦斯所说的观念。于是人们便囿于一种“惯例”，这种惯例使人顽固地坚守至今惯用的方法，虽然他因此要走不少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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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钦斯指出，不同知识水平和不同年龄的人面对这些简单的问题都会变得“盲目”，他们只要事先对前五个问题加以分析，就都会用比较复杂的公式来回答问题。克服这种“盲目性”或观念的最佳方法是变换练习，也就是说，在选择练习题的时候尽可能做到灵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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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业知识克服问题情境中的障碍。机能固着和某些惯例的形成无疑表明对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是有用的。但是它们也会妨碍新颖的、创造性想法的产生。人们在谈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时说，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独特的、意义深刻的认识，是因为他之前没有学好哲学和数学。这种说法虽然明显夸张，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爱因斯坦的思想过份拘泥于当时的自然科学，那么，他无疑很难——也许根本不可能——摆脱当时的自然科学，任由新思想自由驰骋。当然，爱因斯坦同那些物理知识主要来源于中学课程的人相比，还拥有另外一个优势：他拥有专业知识，这使他能够发现物理学门外汉无法发现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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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入门 7.3 解决问题的行为是智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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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多数心理学家，包括当今的心理学家，都会无条件赞成这样的说法：智力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某种联系。但是在回答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智力这个问题时，却众说纷纭。这个答案难道不是通过研究按照“比奈智力标尺”（Binet Skalen）的模式发展起来的智力测试而找到的吗？当代的智力研究者对所谓的智商测试很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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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智力测试是不完备的方法。罗伯特·斯滕伯格（Sternberg，1991a）讽刺性地认为，死亡、税收和糟糕的智力测试是这个世界谁也无法回避的事件。他在小学时就经历了不愉快的智力测试，因为他非常害怕考试，所以成绩总是勉强及格。（Sternberg，1991b）在他六年级时，因为考试成绩太差，校长决定让他同五年级的学生一起再考一次。他在这些年纪小一些的同学中感到自信了一点，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次他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Miele，1995）这种测试方式想必激发了他的兴趣，因为到七年级时他就为同学们做了自己的智力测试。大学毕业后，他从一份年鉴中援引了这样的话：“智力是最让人误解的人格特征。”（Dorsey，1987）这些早期的多少有些负面的体验也许使斯滕伯格后来成了传统智力测试的坚决反对者。正如罗伯特·斯滕伯格和理查德·瓦格纳（Sternberg & Wagner，1986）所指出的，几十年来通过智力测试进行的智力研究，“产生了无数不可预计的和不幸的结果”。人们过多地注重于智力，却不注重智力理论的研究。智力测试的发明者和使用者首先没有考虑到，他们利用自己的考试方法究竟想测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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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短介绍经典的智力测试的特征以后应当指出，现代智力研究应当走什么道路，才能走出传统智力研究深陷其中的死胡同。但是首先需要解释的是，怎样说明心理学家所理解的智力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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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智力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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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智力是心理学家一百多年来试图定义的一个概念。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他们的观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但也不能排除随时都存在取得一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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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适应环境。1921年，人们请求著名的研究人员介绍他们的观点。当时非常著名的14个研究人员的回答虽然五花八门（Thorndike et al.，1921），但是也有共同点。高度一致的是，智力能够使自己的载体适应环境。能否很好地、迅速地适应环境，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取决于个人动用自己经验的能力。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关键不是克服智力测试中的那些困难的能力，而是适应总的环境要求的能力，因此，一个人在学校能够取得怎样的成绩，如何适应职场环境，如何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等等，都取决于自己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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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认知和文化的意义。60多年以后，斯滕伯格再次去求教专家，请他们介绍关于智力的观点。（Sternberg & Detterman，1986）很多人的回答还是认为，适应能力和学习与智力这个概念紧密相关。此外，专家们还指出了元认知的意义，即人们理解和控制自己的思维过程的能力。专家们还反复强调文化的意义：有些事情在一种文化中被视为智力的行为，在另一种文化中则被看成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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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还在于，如何评价智力的各个组成部分。比如，在津巴布韦，智力这个单词是“ngware”，它的含义很广，主要指处理社会关系方面的“三思而后行”和“谨慎小心”。在非洲众多的文化中，智力的显著特征是，人们负责任地参与涉及自己家庭的各种事务，表现出合作与配合。（Sternberg，2000）在中国，人们则把社会交往能力和自我认识能力视为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Yang & Sternberg，1997）所以要防止直接照搬在以西方观念为取向的文化中形成的智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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