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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框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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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色情表演会提高攻击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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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表演内容之间的区别。今天的众多媒体，不管是纸质的还是影像的，都充斥着性描写或性图像。色情表演和淫秽表演之间的界线难以区分，这无疑还取决于观众本人的观点。仅仅为了方便起见，这里将只区分暴力和非暴力的色情表演。（色情Pornographie这个概念源自希腊语；Porna意为古罗马妓女的表演）“对‘色情’这个词似乎难以下一个贴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义”（Selg & Bauer, 1986），所以这里只强调一点：非暴力的色情表演明显指成年人的性活动，表演者明显是自己同意的；因此，在这个限度内，赫伯特·泽尔克将这个概念称为色情的或肉欲的。（Herbert Selk，1988）相反，暴力的色情表演是在某种强迫措施或惩罚措施的威胁下进行的性活动，妇女通常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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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表演对观众的影响。观看性感的裸体会使许多人产生愉悦的感觉，但是不会引起性冲动。（Selg，1988）相反，非暴力色情表演更能使观众产生性冲动（Byrne & Kelley，1984）；但在通常情况下不会使人对女性发动性侵犯。（Donnerstein, 1984）然而，如果色情表演有暴力内容，就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增强观众的攻击性，但不是针对其他男性，而是针对女性。（Malamuth, 1998）二是增加这样的可能性：观众看了表演不愿意设身处地为强奸受害者着想，却容忍对女性的侵害。（Donnerstein & Linz，1995；Donnerstein & Malamuth,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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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看了色情暴力表演可能强化“强奸的神话”。色情暴力表演大多按相同的模式描述或表演强奸情节：女性受害者起初奋力反抗，试图摆脱男性侵犯者，但是受害人因侵犯而兴奋起来，最后非常享受这种暴力的“被占有”。小说《飘》就是这样描写女主角斯佳丽·奥哈拉的。她反对男主角的调戏，哭着被拽到床上，但是醒来时却愉快地哼着小曲。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媒体频繁描绘这样的情节会造成以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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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强化男性心目中经常出现的错误想法，即女性一开始虽然会反抗，但是，被强有力的男性暴力占有以后，最终还是会感到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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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结果是，强化男性对女性的攻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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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女性内心深处是享受强暴的性的，并会将其当作其乐无穷的刺激来体验，（388）这种错误的想法被称为“强奸的神话”。（Krahé, 1998）当然，如果仅仅将色情媒体及其渲染的暴力情景称为促成性侵犯的原因，那么就未免过于简单。70-80年代，在丹麦、瑞典和德国，自由接触暴力色情媒体的人数日益增长，但是这些国家的性侵犯率始终没有同期增长。（Bauserman, 1996）因此罗伯特·鲍泽曼认为，为努力降低性侵犯率，应当集中揭示性罪犯的经历和特殊的生活状况。可以肯定地说，相信强奸的神话将会妨碍男女之间的真诚的交往。男人应当相信，当一个女人说“不”，就是“不同意”男人的性要求。如果男人将这个“不”理解为“继续进行”的暗示，那么就可能发生强奸的危险，强奸往往可能造成心灵的和肉体上的创伤，并且会影响一个健康女性对性的看法。（Golding,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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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色情作品对男性的影响是不同的。不是所有男子都会受暴力色情作品相同的影响。只有那些观看性暴力表演感到很受刺激，并对强奸妇女表示容忍的男子，才会增强对女性的攻击意愿。（Malamuth, 1986）此外，还有一些人，他们由于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想对女性展示权力和优势，对女性不怀好意（Malamuth, 1998），不考虑他人的感受，这样的人也喜欢观看暴力表演。（Malamuth & Thornhill, 1994；Dean & Malamuth,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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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制服和隐姓埋名条件下个人身份的消失。人们很早就知道，隐姓埋名的人会表现出在其他条件下没有的行为特征。从前法庭雇用的刽子手经常戴着风帽（见插图8.13），这肯定不是偶然的。死刑的行刑者一般以假名作掩护，这显然有助于他执行自己残酷的任务。同样，爱尔福特的那个中学生也是戴了面具才开始射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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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8.13 巴黎14世纪的刽子手。他戴上面具在别人面前掩护自己的身份，从而可以从容地执行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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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个性化状态下可能增强攻击意愿。在一项经典的实验中，菲利普·津巴多观察了那些戴风帽、穿长袍、把自己的脸部和身体遮得严严实实，因而无法识别其身份的女性。（Philip Zimbardo, 1969）在这样的条件下，她们电击别的女性的意愿比那些不戴面具、佩着大名签的女性高一倍。（这些被调查的“受害者”只是假装的，事实上并没有遭到电击）身份的丧失无疑有助于采取这种行为，人们称之为“去个性化”。在其他的许多研究中确实可以看到，对外人隐满个性的人伤害陌生人、欺骗他人和触犯法律的意愿都比较强。（Aronson et al.，2002）女性在玩有打斗场面的视频游戏时，如果她们的身份是大家熟悉的，那就很少会表现出攻击性，但是一旦隐姓埋名地观看这样的片子，她们就表现出和其他男性一样的攻击性。（Lightdale & Prentice, 1994）当然，人们在极度隐瞒身份的情况下，也并不总会提高攻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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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个性化状态下接受社会身份的意愿比较高。在另一项实验中，罗伯特·约翰逊和莱斯利·唐宁让测试对象穿上护士的罩衫；于是她们同样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她们穿着这样的衣服实施的电击意愿低于其他穿着正常衣服的人。（Robert Johnson & Leslie Downing, 1979）这一结果使那些得出另外结论的人大感意外。难道人们在去个性化状态下不一定会更具攻击性吗？如果认真看看大量研究人们在去个性化状态下的行为的实验，确实可以看到不同的情景：根据汤姆·波斯特莫斯和拉塞尔·斯皮尔斯的观点，群体和个体在去个性化状态下宁愿适应特殊的情境标准。如果一个人隐瞒自己的个人身份（隐姓埋名度提高），他的自制力也随之下降，那么，就会形成一个社会身份，同时遵从群体标准（期望）的意愿也比较高。（Postmes & Spears, 1998）如果一个群体（“我们的群体”，详见第460页）对另外一个群体（“他人的群体”）持负面看法，可能还有仇恨，那么，“我们的群体”的成员就会对“他人的群体”作出极为强烈的攻击性反应。相反，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是某个群体的一员，那么他就会将关心和帮助他人作为自己的准则（“我们是护士”），就会接受一个相应的社会身份，就会照顾他人的健康而不是伤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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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攻击。一个人在隐姓埋名的状态下是一个“没有姓氏的人”，是很难跟踪的。一个侵害了他人的权利，而且“没有被发现”，实际上是很难追究其法律责任的。但是，在纳粹统治时期，那些残酷迫害集中营里的犯人的人却并没有隐姓埋名。他们为什么能够犯下这样的罪行？后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时，他们只说自己是服从上级的命令，是遵守现存法律的公民。换句话说：他们“只是”服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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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命令实验。许多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只要大人物下达相应的命令，他们就会非常愿意地去从事甚至杀人的活动，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自问，这样的服从命令是否也能在实验室中得到实现。（Milgram，1966；1974）米尔格拉梅是一位极富创造性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不幸因心肌梗塞猝然去世，享年仅51岁。他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作出了引人瞩目的贡献，但最著名的还是他所进行的关于人的服从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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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样一个情景：在所谓的学习和记忆实验中，测试对象作为“老师”必须用残忍的电击惩罚一个犯错误的学生（实际上是实验组织者的同事）。命令规定，第一次出错处以轻度电击（15-60伏），依次处以中度电击（75-120伏），重度电击（135-180伏），超强度电击（195-240伏）、剧烈电击（225-300伏）和极端剧烈电击（315-360伏），倒数第二级的拉杆上贴着“危险”（375-420伏）的标签。最后一级只贴着XXX（435-450伏）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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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生”按照规定的顺序依次回答问题，不管正确还是错误，都没有真的遭到电击。给他们的命令规定，在“老师”拉下300伏的拉杆后要假装痛苦，然后猛烈地撞墙，马上拒绝任何回答。对于这种反应，在场的实验组织者告诉“老师”，这样的行为应当被视为错误，必须施以相应的惩罚。“老师”拉下标明315伏的拉杆之后，“学生”又根据他的命令加强自己的反应。“老师”在施以更加严厉的惩罚后，就再也听不到隔壁房间——那些“受害者”待的地方——有任何声响了。如果真正的测试对象——“老师”此时拒绝施以进一步的惩罚，那他就会得到接连四次的警告，不能怀疑实验，必须根据命令继续进行。这时测试对象会怎么表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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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实验的参加者总共40人，没有一个人拒绝实施低于300伏的电击，到300伏时，有五个人停止了行动，九人最终反对实施312-375伏的电击，而竟然有26人（占65％）对自己的“学生”处以了450伏的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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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实验反复证明，其他民族的人在这样的实验中也绝对没有不同表现。比如，在澳大利亚，服从命令的水平高达68％（Kilham & Mann, 1974），约旦有63％的实验对象服从实验组织者的命令（Shanab & Yahya, 1978），在德国的一项实验中，有85％的“老师”愿意根据相应的命令拉下最强烈的电流拉杆。（Mantell, 1971）在荷兰进行的一项稍微有所改动的实验中，有92％的测试对象愿意“服从命令”，在所谓的招聘面试中用侮辱性的评论来影响求职者的成功机会。“求职者”恳求他们不要恶意中伤，他们完全不予理睬。（Meeus & Raaij-Maaker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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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8.14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表明，很多人在权威的推动下，采取他们在正常情况下会予以谴责的反社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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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视的是，测试对象——至少在实施较严厉的惩罚时——无论如何要克服激烈的内心冲突，才能继续执行实验组织者的命令。有些参加者表面上看不出有异常的征兆，但其他参加者明显表现出激动不安：他们发抖、流汗、深呼吸、绝望地摇头。一位观察者对此有如下纪录：“我看到一位成熟的处事不惊的商人，走进实验室时面戴微笑而且自信。20分钟内，他变成了一个浑身颤抖、说话结巴、极端衰竭的人，精神几乎崩溃。他不停地拉扯自己的耳垂，揉搓自己的双手，有时双手攥拳，喃喃自语：‘噢，上帝，快结束吧。’但是他仍然继续服从实验组织者的每一句话，自始至终都服从于他。”（Milgram,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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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测试对象之所以愿意毫不怀疑地实施这种攻击性行为，是因为米尔格拉姆让他们面对的是知名大学的科学家的权威，在实验中将他们的大部分社会责任委托给了科学家。如果公认的权威命令从事相应的活动，情况可能也是如此。总之，米尔格拉姆在得出那些让他不安的结果以后，多少有些无奈地说：“相当多的人都会去做别人让他做的事情，而不考虑要做的事情的目的，不受良心的约束，总之，只要命令来自公认的权威，他们就会照章行事。”（Milgram, 1974）现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已经在世界许多国家重复过多次，测试了各种不同的对象，测试环境也作了很大的调整（Blass, 2000）：这些研究以极其令人不安的规律性不断验证着米尔格拉姆第一次实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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