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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孩子很少辍学。(Diener & Biswas-Diene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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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看这些正面特征,人们应该会认为,较富裕的人与较穷的人相比更幸福。事实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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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中大奖后的满意度。每周都有数百万的人企图通过买彩票中“大彩”。他们希望购买彩票的支出总有一天能得到丰厚的回报。大奖得主的余生真的会因此而幸福,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从此享尽“荣华富贵”吗?我们对22名彩票大奖得主的生活满意度作了调查,他们分别中了50000-1000000美元的大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说,最初对这种“天赐的钱财”感到非常幸福,但他们的满意度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有所改变;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不像以前那么乐于参加诸如购物、读书会和朋友聚会等日常活动了;(Brickman et al.,1978)有人还与原来亲朋好友闹了矛盾,因为这些亲朋好友要求分享这笔天赐的钱财。因此可以认为,至少有些人并没有因为中大奖而长期感到原本所期望的幸福。总之,大奖得主只在获得中奖通知后的短时间内感到高兴。(Brickman et al.,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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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提高后的满意度。大多数人都不会将收入的提高视为中大奖的结果,而往往会视为工作积极的结果。初涉职场的人,收入定期提高,满意度肯定会越来越高。然而,一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实际上挣得越来越多的人,并不比那些收入在同期内收入几乎不变的人感觉更满意。(Diener et al.,1993)起初人们会因为“口袋鼓了”而高兴,而需求的增加同时又会使人贪得无厌。在工业国家,消费欲望的增长通常高于个人收入的增长。繁荣过后就是经济衰退,这是滋长不满情绪的温床,因为“人们的物质欲望膨胀容易,压缩就困难了”。(Diener & Biswas-Diene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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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的满意度。埃德·迪纳及其同事曾经向《福布斯》杂志评选的美国最富的100个人书面调查他们的满意度。结果49个富豪作了回复,其中有五分之四的人同意这样的说法:金钱可以使人主观上感到幸福,也可以使人主观上感到不幸;他们说,这完全取决于怎么花钱。(Diener et al.,1985)而有的调查对象则真的感到不满意。很明显,富豪们的幸福感只略高于美国人的平均水平。有些超级富豪甚至觉得不幸福,比如,其中一个调查对象说,他不记得什么时候真正感到幸福过;而另一位接受调查的女士认为,她的财富不可能消除因自己的孩子问题所体验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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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看重物质利益,主观上就越不满足。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提高,并不会使国民的主观幸福感同步提高。这个结论表明,将自己的生活目标定于收入提高的人通常感到不满意,是不足为奇的。有人对41个国家的大学生作了调查,结果表明,越看重物质利益的人,满意度就越低。(Diener & Oishi,2000)相反,那些致力于发展个人关系、投身于社会工作的人,主观上明显表现得非常幸福。埃德·迪纳和罗伯特·比斯瓦斯-迪纳解释说:“过多地看重物质利益,结果会很糟糕,因为有些目标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即使一个人非常富裕,他也有可能得不到或享受不到的商品和服务。”(Diener & Biswas-Diene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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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撇开物质追求,设定生活目标。金钱能使人幸福吗?大多数人都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如果他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即有了满意的住房、吃喝不愁、安全有了保障,那么,其他的物质利益也就不会再提高他们的满意度了。钱越多,追求幸福的要求显然也会越高。在芝加哥,对不同收入的人作了调查,问他们每月挣多少钱才算满意。大多数人回答说,他们的收入应当大幅度提高:年收入少于三万美元的人,希望能提高到五万,年收入达到十万美元的人认为挣到二十五万才能满足。(Csikszentmihalyi,1999)那么究竟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过上满意的生活呢?埃德·迪纳和罗伯特·比斯瓦斯-迪纳的回答说有。他们的答案是:回避贫困的生活条件,移居比较富裕的国家,选择一种不以物质富裕为内容的生活目标。(Diener & Biswas-Diene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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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主观幸福感。如果让一个生活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回答关于满意度这个问题,那么他在寻找答案的时候就会考虑不同于生活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的观点。(Suh et al., 1998)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主要以自己的感受为取向。这种非常安逸的感觉通常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幸福的。相反,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社会标准起比较大的作用;人们在作出判断的时候,还要考虑家人和朋友的幸福安康。这种不同的取向对日常生活中的决策也产生影响,比如婚姻和职业方面的满意度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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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如果对自己的婚姻或职业感到满意,那么就会继续或保持。但是,他们一旦感到失望,就非常想改变现状;相反,生活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更倾向于维持自己并不满意的婚姻,或继续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因为他们在作出决定时还要考虑他人和社会标准。因此,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离婚率和职业变动的比率往往高于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因此,生活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为取向的社会中的人,更强调自己的责任感,而不太强调个人的满意度。”(Dien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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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社会比较和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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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金钱不能使人幸福?富人不一定,至少不是明显地比自己的同胞感到幸福,这一点该怎么解释呢?其中一个原因是,财富不是生来就有的,更确切地说,财富的多少只是比较而言的。人们要么拿自己同别人作比较(社会比较理论),要么拿自己的现状与自己过去作比较(适应水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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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比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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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别人比较的结果。进行这种比较并非只限于同自己周围的人,媒体广告和电视画面中的男男女女,都可能是比较的对象。当然,优先与哪些人进行比较,这对于个人的满意度具有决定性作用。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当然取决于人们是往上还是往下进行社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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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上和往下进行社会比较,主观幸福感的不同程度。莱德·惠勒和昆尼塔特·米亚科请几个大学生在两周时间内详细记录,他们在哪个时间段将考试成绩、能力、性格或者其他方面同他人进行比较,有什么感受。(Wheeler & Miyake, 1992)结果表明,“往上比较”(同那些在各个方面都比自己优秀的人进行比较)会产生消极情绪,而“往下比较”(同那些在各个方面都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则会产生积极情绪。如果同比自己“优秀”的人比较,那就必然会产生嫉妒心理,而同“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就会产生满足感。众所周知,主观影响对感觉过程起很大作用,这也同样适用于社会感觉。(见第456页及其下几页)因此,应当考虑到其他人其实根本不具备的优点。进行这样的社会比较,结果只会得出不利于自己的错误结论。法国哲人沙尔·孟德斯鸠(1689-1755)早就指出:“人们只是希望幸福,那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想比别人更加幸福,那就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确信,别人比我们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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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同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那容易得到满足。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索尼亚·柳博米尔斯基在研究中得以证明,满足的人与那些不满足的人比较,不太关注自己或多或少已经拥有的东西。(Lyubomirsky, 2001;Lyubomirsky et al.,2001)当然,人们本身通常不会主动进行那些有利于自己满意度的比较。人们试图通过治疗影响他们的社会比较。鼓励患有轻度抑郁症的人阅读那些症状比他们严重得多的患者的记录,感觉就会好得多。(Gibbon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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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社会比较过程的认识,还可以说明人们在职业生涯中收入提高了,而主观幸福感没有相应提高的原因。因为他们喜欢同那些收入水平与自己差不多甚至更高的人进行比较。(Gruder, 1977)这就为产生嫉妒情绪提供了可能——这并不仅仅局限于职场。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发现:“乞丐不嫉妒百万富翁,却会嫉妒其他混得比较好的乞丐。”有可能消除这种嫉妒吗?罗素对此表示非常怀疑,因为他解释说:“单凭成功并不能消除嫉妒,因为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在神话传说中,始终有比自己更加成功的人。”(Russel, 1930)即使不精通历史的人,也会在每天的电视节目中看到,有些人拥有的东西,大多数观众是没有的。习惯看电视的人,经常受到刺激,对富人的生活方式赞叹不已,久而久之就会提高自己的物质欲望。(Scho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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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9.12 每天的电视节目定时向观众播放名流和富豪的生活场面。如果将他们的生活同自己作比较,那么,很多人就会产生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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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仅可以与别人进行比较,也可以与自己进行比较,即将自己的现在与过去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对个人的满意度会产生哪些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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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幸福感同过去的经历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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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快地适应新的愉快或不愉快的经历。上面已经指出,人们对于愉快的事情,比如中彩、收入增加和比较好的成绩,第一反应就是非常高兴(见第430页及其下1页);但是他们很快就会适应这种改善了的生活状况,然后就习以为常了,对于不久前还很新奇的事物也“无动于衷”了,不再视为特别兴奋或不舒服的理由了。可以想象,人们所遵循的标准是在自己以往的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利用这个标准是为了评价经历是否愉快。假如月收入——不管对个人来说是高还是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处于同一水平,那么,人们既不会感到特别苦恼,也不会感到格外高兴,他们会对这种一成不变的收入状况无动于衷。如果有朝一日收入提高了,那么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兴;但是评价的中心点事后就会慢慢移动,甚至不再把业已提高的收入视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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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挫折的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而在这种情况下,评价中心点的移动可以帮助人们重新找回积极的幸福感。比如,如果人们患了重病,或者进了班房,那么,评价中心点就向下移动,使他们的糟糕情绪不会延续得像原来想象的那么久(见第414页及其下1页);因为适应一段时间后,他们会用新的视角看待这一事件。不过遇到悲剧性的生活事件,比如失去亲人,这时评价中心点的回归就需要很长时间,甚至根本无法回归。(Frederick & Loewenstein, 1999)但总的来说,可以认为,一个人一生中的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明显是稳定的。这种稳定性可以比作体重的标准值(见第367页及其下1页),它可能同一个人的秉性或其他个性特征有关。(Lykke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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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遇到客观上积极的事件时,他的评价标准的中心点会不断向上移动,这一事实表明,人们在乏味的日常工作中希望不断发生新的积极的事件,以便使自己的满意度每次都能暂时回归。(Kahneman, 1999)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状况客观上得以改善以后,中心点也会移动。昨天还被视为贵重物品的东西,比如,第一辆小型汽车、一台不大的黑白电视机、日常生火的煤炉,现在已被舒适的大型轿车、彩色电视机、自动调控的集中供暖设备所代替。昨天还让人感到非常满意的生活,今天只能让人们付诸一笑。因此,只有在现实经历的背景下才能体验到满意或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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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适应进不了人间天堂。如果人们那么能适应生活中的好事,而且还想进一步提高原本已经很舒适的生活条件,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人是否能创造一个人间天堂,在那里可以永远感到满意。人的这种特性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富人们哪怕财富再多,也只是一时感到高兴。富人们虽然拥有巨大的财富,却未必比一个乞丐更幸福,因为乞丐对路人的慷慨施舍会感到欣喜万分。我们也许可以与克利夫·史戴普·路易斯(1838-1963)一起思考他在《纳尼亚传奇》的结尾所描述的那种可能性。他在书中说,在天国,人们会发现条件非常好,想要多少财富就有多少,而且还能不断增长。他在书中还说,在天堂的生活中,即使遇到开心的事情评价中心点也不会上移。路易斯认为,天国的生活是一个永不完结的故事,“在那里,每一章都比前一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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