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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形成的过程通常不是与将人们分门别类同时完成的。与每次分类相联系的是对已经归类的人的个性特征，还有能力和动机等方面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主要不是基于个人的经验，而是舶来品，因而就是公式。（Hilton & von Hippel，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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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使思维简单化。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特别强调“公式”这个概念。（Walter Lippman，1922）他是从当时仍然浇铸入模的活字印刷术推导出这个概念的。根据这个观点，人也具有认知形式，即预先完成的想象图，这种想象图可以移植到作为某个特征的载体被归入这个类别的每一个人身上。如果只遇到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是这些特征的载体，比如她具有女性的特征，因此她就被归入“女人”一类，前提是“选择”合适的公式——“女人”，将其内容“浇铸”到眼前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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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将一个人归入“女人”一类以后，那么就可以根据流行的公式赋予其以下特征：美丽可爱、善解人意、热情大方、多愁善感或低三下四。（Williams & Best，1990）而根据性别公式推断是一个男人，他的特征也许是争强好胜、支配一切、强壮有力、专横跋扈或特立独行。“公式是赋予某些社会集团成员的可被感知或假定的特征。个体通过公式，主要是根据明显的特征，将另一个个体归类，并赋予其大多不太贴切的特征。”（Ludwig，1991）人们一旦选择了一个公式，那么他首先对这个公式，而不是对眼前（尚不熟悉的）这个特殊人物的特征作出反应。因此，公式允许它的载体走认知的捷径，以便消化吸收社会各界的大量信息。由于将别人公式化只需耗费很少的精力，所以毫不奇怪，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偏爱动用现成的公式，试图通过这样的公式获得第一个总体印象，特别是在非常忙碌、没有时间的时候（Gilbert & Hixon，1991；Pratto & Bargh，1991），在喝醉酒的时候（von Hippel et al.，1995），或者在认知疲劳的时候。（Bodenhause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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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各界的简化的感知。人们通过自己的外表、言谈、姿态和表情所表达的信息量是巨大的。如果感知者对这么纷繁复杂的信息不会整理，不具备处理这些信息的认知的简便法则（启发式）（见第328页），他就会陷入混乱。（Gilbert & Hixon，1991）所有的公式都是如此，同样，公式也能使人简化对复杂世界的感知。公式体现的是被归入一个类别的所有人的共性，而不用寻找某个人的特性和个性；如果以公式为导向，那么就会犯过分普遍化的错误：“女人是多愁善感的”，“意大利人容易冲动，充满激情和生活乐趣”，“失业者都是懒鬼”。但是，分类又会缩小一个群体内部的个体间的差别，同时也会缩小类别之间的差异。（Miller & Prentice，1999；Stangor & Lange，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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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而自动地将别人归入“我们群体”和“他人群体”。人们可能只根据公式去评判初次见面的人，或者相反，努力去了解他的全貌。选择什么方法去了解他人的全貌，还取决于这个人公认为属于“我们群体”还是“他人群体”。人们对之认同、有归属感的群体，被称为“我们群体”；比如说“我的祖国”、“我的宗教”、“我的”或“我们的运动俱乐部”、“我的”或“我们的公司”，表达的就是这种“我们群体”的归属感。不属于我们群体的人，被称为他人群体；人们脱离他人群体，不认同其目标，称他们为“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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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本能地区分敌友（“自己人”和“外人”）的倾向，可能早在人类发展中就作为适应性优势表现出来。在乘坐城铁的时候，人们可能不愿意坐在一个不是“自己人”的人旁边。原因在于对我们群体和他人群体的成员的不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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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公式和异己公式。我们群体的成员都会遇到善意的目光，这体现为附带很多正面特征的自我公式。人们将异己公式强加给他人群体的成员，并赋予他们很多负面特征，认为他人群体内部的成员都是一个样：只要说到“他人”时，就会说“他们都是一个样！”，而只要说到“我们的人”，就会说得事无巨细。当然，我们群体的成员对于个性化的倾向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比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一个群体的和谐会得到非常尊重，因此亚洲人更注意我们群体内部的和谐一致。（Páez et al.，1998）人们将这种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明显存在的、认为他人群体的成员比属于“我们的”人相互之间更相似的倾向，称为奥斯特朗和塞蒂基德所说的“他人群体同质性效应”（英语：outgroup homogeneity effect）。（Ostrom & Sedikide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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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是社会适应过程的诱因。借助于社会分类法和他人群体同质性效应可以说明，究竟怎样去了解别人。但是，公式也能对感知过程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从公式中可以推导出预期，创造一定的社会条件就可以使他人适应这种预期；这个适应过程是通过自我可以实现的预言和公式威胁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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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对感知和记忆的影响。大约在20世纪中叶，美国的白人对黑人采用的是非常负面的公式。戈登·奥尔波特和莱奥·波斯特曼给白人测试对象看插图10.1所示的图片，图片描写的是一节地铁车厢中的乘客。（Allport & Postman，1947）从图上可以看到一个穿西服的黑人和一个手拿剃须刀的白人。在实验过程中，一个测试对象可以短时间观看这张图片，然后向另外一个没有看过图片的人“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幅图的内容。第二个测试对象必须将听到的内容口述给第三个人，依次类推，直到转述到第七个人才告结束。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感兴趣的是，人口相传的图片内容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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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0.1 戈登·奥尔波特和莱奥·波斯特曼为研究负面公式怎样改变感知这个问题而提供的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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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发现，通过转述，图片的内容完全走了样。因此，在实验进行到多一半时，最后一个测试对象所听到的是，那个黑人乘客，而不是白人乘客手里拿着剃须刀，在有些转述中甚至说，那个黑人拿着刀子作为武器，摆出威胁的架势。在很多实验中，所转述的内容归根结底与当时流行的公式相一致，但是与所展示的图片内容相矛盾。这个至少被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测试对象当作标准的公式，极有可能使人作出决定：远离那个黑人乘客。这两位研究人员当时公布的结论如今已多次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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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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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菲斯克在一项实验中放映一部描述一个女人的电影，菲斯克向一部分测试对象介绍说，这个女人是服务员，向其他的人介绍说，这个女人是图书管理员。（Fiske，1998）在影片中，这个女人有一系列活动：比如听古典音乐、喝啤酒、看电视、和她的丈夫调情以及吃巧克力生日蛋糕。当后来请测试对象凭记忆复述看到的活动内容时，才发现，测试对象在回忆的时候也是以公式为导向的：当测试对象认为自己看到的是服务员时，他们记得的多是同这种服务工作密切相关的活动，比如喝啤酒等；而在认为看到的是图书馆员时，听古典音乐就成了被记得最清晰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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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的一项功能就是优先关注那些与公式的内容相一致的信息。关于确认偏差的影响前面已经指出（见第329页及其下1页），由于这种确认偏差，感知者首先提出那些能够证实自己现有知识的问题，而忽视那些没有把握的问题。可见，在人的感知中就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曲解周围环境中的事实和事件，使其与公式相一致。但是，公式不仅对感知过程产生影响，而且还能以复杂的方式带来这样的结果：真正实现以公式为依据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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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实现的预言。由于公式而产生预期，而这种预期还表现为行为方式。马克·斯奈德及同事在一项经典研究中，请原来互不相识的男人和女人进入不同的房间，让他们在那里彼此打电话。（Snyder et al.，1977）在通话开始前给男人们看各自通话女伴的照片：给一半男人看的是漂亮女性的照片，给另一半男人看的则是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女性照片。女人说的话都被录了音，以便她们接着可以复述给独立的评判人听。这些评判人既不认识这些女人，也不知道有她们的照片。结果表明，评判人认为温和、友好的女人，正是她们的谈话男伴认为印象深刻、有吸引力的女性，而那些被认为不那么温和与友好的、与男伴通话的女性，就是男伴在照片上看到的“难看”的女人。这一结果表明，以为在与有魅力的女人通话的男人，在提出问题和对各自通话伙伴的话语作出的反应方面，总的来说也许好于那些认为在同没有吸引力的女人通话的男人。可见，女人们的反应友好与否，也取决于自己男性通话伙伴的言谈。显而易见，男人们通过预期作出了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并且通过这种预言对女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在教室里通过观察可以揭示自我实现的预言带来的令人难忘的结果，信息框10.1将介绍其中的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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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框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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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会区别对待“聪明的”和“愚笨的”学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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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生于德国，1933年移居美国，他早在博士论文中就提请人们注意：实验者的预期可能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后来罗森塔尔后来回忆说，很可能“我在无意中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他们，使他们按照我对他们的期望行事。我在博士论文中虽然没有证明这一点，但这是一种有待解决的假说。”（Rosenthal，1991）后来，这一假说在他与学生一起进行的、要求学生安排、实施和利用实验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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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罗森塔尔还让学生作动物实验，要求他们在五天内观察老鼠如何学习避开迷宫中的岔路，尽快地到达有食物作为酬劳的目的地。罗森塔尔在实验开始时对其中一半年轻的实验者（其实是扮演测试对象的角色）说，为他们挑选的都是“聪明的”老鼠，它们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他对另一半测试对象则说，他们用来实验的都是“愚笨的”老鼠，一看就知道不会取得太好的学习成绩。其实这两组老鼠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所有的老鼠都是罗森塔尔随机挑选的。（Rosenthal & Fode，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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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对实验记录的研究表明，负责用“聪明的”老鼠做实验的学生在全部五天中记录的学习成绩，都好于那些用“愚笨的”老鼠做实验的学生所作的记录。这种在年轻的“实验者”心中激发的预期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各自的实验结果。而这种预期的结果显然就是区别对待老鼠。比如，询问那些以为是用聪明老鼠做实验的“实验者”，他们回答说，他们对待老鼠越来越温柔。从此开始了“预期效应”的讨论。罗森塔尔得出结论说，如果实验者仅仅通过自己的预期就能改变这些啮齿类动物的学习行为，那么，教师的预期影响学生的成绩也是可能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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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0.2 罗森塔尔告诉一些学生他们实验的老鼠“非常聪明”，从而激发他们（并不正确的）预期，而告诉另一些学生他们的老鼠“非常愚笨”。最后那些想象中的“聪明”老鼠果真比“愚笨”老鼠取得了更好的学习成绩。仔细的测验表明，“实验者”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不同预期对待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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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罗森塔尔和一位女同事一起访问了一所小学，以便在几个年级进行测试。（Rosenthal & Jacobson，1968）他们对老师们说，测试结果可以说明学生们将来的成绩。研究人员很快回来，告诉各个年级的老师，根据测试结果，一些（实际上随机挑选的）学生将来有望取得好成绩。学年末罗森塔尔再次进行了测试，这时他发现，他原本随机挑选的学生，主要是低年级的学生，与其他同学相比真的取得了相对大的进步。罗森塔尔证明的预期对行为的影响也以皮格马利翁效应闻名于世。（根据希腊神话传说，皮格马利翁是一位艺术家，爱上了自己雕刻的美女雕像，应他的请求，女神阿芙洛狄忒赋予雕像以生命。）后来的研究证明，老师们对待那些自己寄予较高期望的学生，往往不同于那些期望较低的学生。比如，能力较强的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表扬；而且老师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营造更为温暖的社会情感氛围。此外老师经常请这样的学生回答问题，因而有更多回答问题的机会；如果他们回答不了，老师也宁愿换一种问题的提法，而那些能力相对较差的学生就没有这种待遇了。（Jussim，1989；Jussim et al.，1996；Raudenbush，1984）在父母和孩子、医生和患者以及雇主和雇员之间也存在皮格马利翁效应。（McNat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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