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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框10.2报道了能给苦难的人造成严重后果的另一个归因错误。一个人已经陷于困境，而旁观者可能还会认为他应为自己的命运负责，因为受害者可能撼动旁观者对“公正世界”的信仰。怎样能恢复这种信仰呢？一种可能是，在评价——倒不如说偏见——中断定，受害者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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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框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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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世界的信仰能对陷于困境中的人产生不好的影响吗？人们通过报纸和电视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发生大量令人震惊的事件。而日常生活中一些同样的令人不愉快的个人经验又是这些报道的补充。人们自己不照样可能成为不治之症、交通事故和犯罪事件的受害者吗？这样的可能性不是也在经常困扰着每一个人吗？如果将命运的打击完全视为意外的结果，那么，这种结果事实上是任何人也无法预言和避免的。但是，人们也可以将一件意外事故作出很好的解释，以便降低，甚至消除它对感知者的危害。这样就可以使人不感到恐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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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世界的信仰”也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威胁，梅尔文·勒纳早就指出了它的这一功能。（Lerner，1980；Lerner & Miller，1978）根据这种扎根于基督教伦理传统、在当今的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信念，这个世界的公平关注的是，每个人得到的自己应得的，每个人挣到自己应争的一份。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勒纳发现，“人们相信一个公正的世界，是为了迎合某种对未来抱有信任、希望和信心的感情。”那么，一个人听到其他人成为暴力犯罪、自然灾害、事故等等的受害者时，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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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放弃对“公正世界”的信仰，他可能会采取下列两种措施中的一种：要么自己努力帮助受害者，要么认定受害者是罪有应得。在采取第二种措施的场合，他会说服自己，只有恶人才会遭到这种不幸。他断定，这种不幸事件“无论如何”是受害者的过错。只有做了坏事的人才会遭遇这种不幸——如此自欺欺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会遭遇这种不幸的，因为他们只做好事。（Lerner et al.，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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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医生马丁·西蒙兹报道说，他曾同强奸、突袭和诱骗案的受害者进行过一百多次谈话。（Symonds，1975）这些受害者反复对他说，周围的人通常都是指责他们，而不是同情他们。甚至重病患者，比如癌症患者，都有不少人认为自己现在是为以前做的错事赎罪。（Abrams & Finesinger，1953；Ferring & Fillip，1987；Montada，1987）对公正世界的信仰也许有助于看到他人痛苦的人降低威胁感。相信世界公正的人确实很少感到失望和压抑，与那些没有这种信仰的人相比，他们显得更为满足。（Lipkus，1991；Zuckerman & Gerbasi，1977）相反，那些最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人，往往因此才知道，旁人认为他们遭遇不幸的命运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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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偏见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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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声称自己没有偏见。但是，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毕竟还能听到这样的话：公开表达以贬低某些群体为内容、不惜以各种形式歧视，甚至毁损他们为结果的评价，与文明的思维方式是不相容的。但是，人们是否真的能免除偏见吗？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致力于揭示可能有利于偏见产生的社会条件。激发这一研究兴趣的是一项关于少年夏令营中发生的群体冲突的经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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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扎菲·谢里夫在夏令营中观察。1954年夏天，穆扎菲·谢里夫和他的同事邀请11岁这个年龄段的少年参加一个夏令营。（Sheriff，1961）这个为期两周的活动的参加者以前都是互不相识的；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将得到系统的观察。出发的时候就安排好让这些少年分成两个小组先后到达营地，分开居住，因此一个小组并不知道还有另一个小组。这种隔离促成了群体的身份。第一周每组进行合作活动：徒步旅行、寻找藏宝、准备饭菜和搭建帐篷。在最初的几天中，两组都选出了自己的组长，形成了各自的归属感：一组自称“响尾蛇”，另一组取名“雄鹰”。一周以后，谢里夫安排两个组见面，参加一系列的比赛活动，比如篮球或拔河。参加这类体育活动还可以赢得诱人的奖品。在比赛过程中，起初还讲规矩，不久就越来越不讲规矩。根据谢里夫的观察，比赛开始以后，少年们频频产生偏见：表现出对角逐对方成员的负面看法。这种偏见在胜利的一方进行庆祝活动后更为强烈。活动组织者让“胜利”的小组早一点到达活动地点。于是这些因此而得到便利的人就利用这种优势地位，大吃特吃冰淇淋和最好的糕点，等到失败的小组到达时，已经所剩无几。对立的两个小组很快演变成敌对的对手，导致彼此之间真正的争斗。这些“教养良好的”少年在天真的观察者眼里转瞬之间就变成了一帮“卑鄙下流、精神错乱和道德堕落的少年”。（Sheriff，1966）下面详细描述在许多比赛的场合产生的偏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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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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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的三个组成部分：认知、情绪和行动。谢里夫的夏令营起初分开的两组人在碰面后很快就形成敌对公式。（见第461页及其下1页）这种负面的公式就是偏见的认知部分。他们知道“对方”是“胆怯的家伙”、“肮脏的猪”和“龌龊的赌徒”。这些特征会不加批判地加到他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头上。每个中立的旁观者都能在“他人”身上立即发现的行为差异，带有偏见的人对此却视而不见。但是，每个群体都有一种自我形象，即自我恭维的“我们－公式”；比如，成员们认为自己是“勇敢的”、“杰出的”和“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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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的情绪部分表现为对“他人”的敌视、否定甚至仇恨。消极态度会在行动部分，即行为方式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通过这种行为来贬低，甚至侮辱他人群体的成员。人们称这种由偏见引起的行为为歧视。比如在某种情况下烧毁对手的队旗，到他们的房间翻箱倒柜，双方将苹果作炮弹进行互相攻击，砸烂门窗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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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0.6 穆扎菲·谢里夫和他的同事们确信，两个小组之间很快就会产生敌意和猜疑。竞技比赛，比如拔河，会使对手之间的紧张升级到无法容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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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饰和间接表达的偏见。在现代社会，偏见不是公开、坦率地表达出来，而是以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对此很可能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他人群体的成员表示歧视是“不礼貌的”。令人担忧的是，即使在今天，种族主义也没有完全被消灭；种族主义多半是以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的。（Dovidio & Gaertner，1999）比如，一个异性恋的白人在别人面前可能会力图表现为一个宽容大度的同时代人，声称他对黑人和同性恋者都没有偏见。但是他尽管这样信誓旦旦，当他在公交车上坐在黑人或同性恋者旁边的时候，就可能会表现得非常不自在。当然，不应忽视的是，现存的偏见在有些条件下比在另一些条件下更容易“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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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0.7 在谢里夫的夏令营里，两组之间的比赛开始之后就有很多例子说明存在歧视的现象。图示攻击对手的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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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理论关于偏见的解释。穆扎菲·谢里夫在组织夏令营时运用的社会心理学观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当时他还不能运用关于偏见产生的明确认识。在谢里夫的夏令营结束几年后，社会心理学家才提出这样的理论，断言存在谢里夫早就想验证的因果关系：社会身份理论和实际冲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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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身份理论。英国社会心理学家亨利·塔吉夫本人是波兰犹太人的后裔，曾经目睹纳粹犯下的大规模种族灭绝的行为。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不仅有科学兴趣，而且有个人兴趣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犹太人的偏见是如何产生的。（Brown，1986）因此他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他在实验中试图证明，什么是导致我们群体和他人群体分离的“最低限度的群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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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塔吉夫请测试对象参加了多个实验。他每次根据不同的、但始终是肤浅的观点将测试对象分为两组。（Tajfel et al.，1971；Tajfel，1981）比如，根据硬币的正反面决定测试对象的分组，并给他们加上诸如“蓝队”、“红队”之类的名称。他反复对测试对象明确指出，分组完全是任意的。在实验结束以前，塔吉夫总是请每个参加者对其他所有测试对象（我们群体和他人群体）分发“奖品”，并作出评价。结果通常是一样的：测试对象总是喜欢给本组的成员比他人小组的成员以更高的奖赏。测试对象普遍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优待自己小组的成员，虽然分组是随机的。为了达到这种贬抑效应，塔吉夫不允许同组的成员彼此接触，也不要求两组进行竞赛。但是，随机分组的结果可能降低了自我价值感，而贬低他人是抬高自己的唯一可能性。（Lemyre & Smith，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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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抬高和偏爱自己群体的问题，塔吉夫（Tajfel，1981）和其他人（Turner，1987）运用了社会身份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每个人都争取提高自我价值。这种自我价值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个人身份和多个社会身份。（Tajfel & Turner，1986；Mielke，2000）人们的社会身份来自自己有归属感的群体。可见，人们一方面通过个人的业绩（见第392页及其下1页），另一方面通过所属的成功群体来提升自己的自我价值；比如，所在的体育俱乐部赢得了比赛，自己就会感到骄傲，尽管自己没有参加比赛。根据曼弗雷德·施密特和他的同事的研究结论，东德人在重新统一十年后仍有独特的东德人的身份，而没有德国人的身份；因此毫不奇怪，新联邦州居民的这种长期的群体归属感明显提升了自我群体的价值，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东德时期毕竟也取得了真正的成就”，绝不能全盘接受“自私的优越的西德人”所带来的一切；旧联邦州的公民在设法证明自己对“不自主的可怜的东德人”的评价时，同样也隐含着对身状况的优越感。（Schmitt et a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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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身份理论的重点是目前已经通过研究多次得以证明的两个假设（Brewer & Brown，1998；Capozza & Brown，2000；Rubin & Hewston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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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就会加强提升我们群体价值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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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我们群体的价值就会增强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就能愉快地体会到强烈的我们群体的感情，人们为自己的群体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