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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理论关于偏见的解释。穆扎菲·谢里夫在组织夏令营时运用的社会心理学观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当时他还不能运用关于偏见产生的明确认识。在谢里夫的夏令营结束几年后，社会心理学家才提出这样的理论，断言存在谢里夫早就想验证的因果关系：社会身份理论和实际冲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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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身份理论。英国社会心理学家亨利·塔吉夫本人是波兰犹太人的后裔，曾经目睹纳粹犯下的大规模种族灭绝的行为。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不仅有科学兴趣，而且有个人兴趣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犹太人的偏见是如何产生的。（Brown，1986）因此他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他在实验中试图证明，什么是导致我们群体和他人群体分离的“最低限度的群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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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塔吉夫请测试对象参加了多个实验。他每次根据不同的、但始终是肤浅的观点将测试对象分为两组。（Tajfel et al.，1971；Tajfel，1981）比如，根据硬币的正反面决定测试对象的分组，并给他们加上诸如“蓝队”、“红队”之类的名称。他反复对测试对象明确指出，分组完全是任意的。在实验结束以前，塔吉夫总是请每个参加者对其他所有测试对象（我们群体和他人群体）分发“奖品”，并作出评价。结果通常是一样的：测试对象总是喜欢给本组的成员比他人小组的成员以更高的奖赏。测试对象普遍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优待自己小组的成员，虽然分组是随机的。为了达到这种贬抑效应，塔吉夫不允许同组的成员彼此接触，也不要求两组进行竞赛。但是，随机分组的结果可能降低了自我价值感，而贬低他人是抬高自己的唯一可能性。（Lemyre & Smith，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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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抬高和偏爱自己群体的问题，塔吉夫（Tajfel，1981）和其他人（Turner，1987）运用了社会身份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每个人都争取提高自我价值。这种自我价值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个人身份和多个社会身份。（Tajfel & Turner，1986；Mielke，2000）人们的社会身份来自自己有归属感的群体。可见，人们一方面通过个人的业绩（见第392页及其下1页），另一方面通过所属的成功群体来提升自己的自我价值；比如，所在的体育俱乐部赢得了比赛，自己就会感到骄傲，尽管自己没有参加比赛。根据曼弗雷德·施密特和他的同事的研究结论，东德人在重新统一十年后仍有独特的东德人的身份，而没有德国人的身份；因此毫不奇怪，新联邦州居民的这种长期的群体归属感明显提升了自我群体的价值，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东德时期毕竟也取得了真正的成就”，绝不能全盘接受“自私的优越的西德人”所带来的一切；旧联邦州的公民在设法证明自己对“不自主的可怜的东德人”的评价时，同样也隐含着对身状况的优越感。（Schmitt et a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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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身份理论的重点是目前已经通过研究多次得以证明的两个假设（Brewer & Brown，1998；Capozza & Brown，2000；Rubin & Hewston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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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就会加强提升我们群体价值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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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我们群体的价值就会增强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就能愉快地体会到强烈的我们群体的感情，人们为自己的群体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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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越看重社会身份，他与自己的群体的纽带越牢靠，他对他人群体的威胁所持的偏见就越强烈（Crocker & Luhtanen，1990），这种威胁不管是在社会、经济还是在军事方面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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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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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历史学家和耶路撒冷副市长马龙·本维尼斯特发现，对于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来说，各自的社会身份是他们的自我形象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身份不断提醒着他们，他们不是谁。（Benvenistî，1995）本维尼斯特自己就居住在一条两种信仰的成员混居的街上，但是，尽管空间距离很近，他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孩子们至今“没有找到哪怕一个阿拉伯朋友”。（Benvenistî，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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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群体崇尚有加，对他人的群体则颇有微词，这显然是自我价值感在作祟。（Fein & Spencer，1997）根据维多利亚·艾瑟斯及其同事的研究，人们对某些重要群体的标准和价值如果感到怀疑，那么就特别容易对它们产生偏见。（Esses et al.，1993）比如，一个“我们群体”如果高度重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家庭制度，那么，这个群体成员就可能对同性恋者持有偏见，尽管同性恋者既没有与他们争夺劳动岗位，也没有与他们争夺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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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塔吉夫没有充分考虑到，对我们群体和他人群体的评价是如何形成的，还取决于个人的特征。因此，维尔纳·海克纳发现，一个硕果累累、得到别人承认、对自己非常满意的人，往往比那些牢骚满腹、没有自我价值感的人更少歧视他人群体。（Herkner，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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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冲突理论。谢里夫夏令营里的一组少年，并没有因为贬低他人而提高自己的自我价值。而他人却抢了他们的某些东西，比如获得了诱人的好处或袭击了对方的住处。实际冲突理论说明，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会导致产生偏见。（LeVine & Campbell，1972）历史上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艾略特·阿伦森（Aronson，1999）以文献证明，19世纪的美国报纸是如何发表人们对中国移民的看法的。中国人在金矿劳动，成为有限的可支配劳动岗位的竞争者，当时他们被白人称为没有教养、道德败坏和嗜杀成性的人。而当这些移民帮助建设危险而困难的跨大陆铁路时，人们对他们的偏见就自行减弱了，在这个时期他们被描述为刻苦、勤劳和友好的人。在这项工程结束以后，中国人再次成了与内战后的退伍士兵争夺稀缺劳动岗位的竞争者，在当时的报纸报道中，中国人又成了无恶不作、唯利是图、诡计多端和令人讨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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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对稀缺资源的不断争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由于生活必需品的储备与“奢侈品”一样都是有限的，所以就不断发生争斗，在争斗中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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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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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中就有关于争夺稀缺资源的记载；比如在《出埃及记》中写道：“上主对摩西说：我赐给你……，和他们的后代到那土地去。我要差遣天使引导你，我要赶走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你要去的地方是流奶与蜜的丰饶地方。”（《旧约·出埃及记》第33章第2-3节）约书亚记还描述了约书亚如何带领以色列十二部族渡过约旦河，如何在上主的旨意下灭除了耶利哥的居民，后来又在战役中征讨各地，直到以色列人占领整个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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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社会集团拥有更多的土地、占据更多的职位、行使更多的权力，那么弱势群体或失败者往往就会感到沮丧和嫉妒。如果他们不能改变分配斗争的结果，那么，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会越来越紧张。迈克尔·克莱尔认为，对稀缺资源的争夺会导致世界上形成众多的冲突源（Klare，2001），比如，在阿拉伯半岛、里海和南中国海对石油的争夺，在尼罗河和约旦河对水源的争夺，在利比里亚对可用木材的争夺，在安哥拉对钻石的争夺以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对铜的争夺。这个世界的很多偏见无疑是不公平的或仍没有解决的分配斗争的结果。（Olzak & Nagel，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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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匮乏的程度。比实际匮乏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相对匮乏的程度。德国重新统一以后，很多政治家寄希望于旧联邦州居民采取一致行动，以帮助前民主德国经济上已经崩溃的各州。然而社会心理学家看到了产生另一种反应的危险。德国西部已经达到很高的生活水平，在重新统一之后从未真正陷入危险。但是，尽管如此，旧联邦州的居民还是对收入较少、丧失自我、明显需要帮助的“东德佬”产生了偏见，旧联邦州的居民作为一个群体担心会丧失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Bobo，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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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问题在于，社会心理学家应当想什么办法来消除这些深刻影响民族和国际共存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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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偏见的可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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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媒体提出劝告。1992年德国发生了多起袭击外国人的事件，这引起了大多数民众的不解和憎恶。人们希望采取一定的措施消除这类歧视性行为；同时出版反对仇外的报纸和图片广告，电视广告片也挑选了一些人，报道他们与那些在德国生活和工作、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进行交往的美好经历。借助大众媒体真能改变人们的观点吗？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布莱汉姆根据美国采取的类似措施认为：“这种宣传运动不是特别有效，因为这些措施只能稍微改变人们的观点。”（Brigham，1991）关于种族群体的观念对那些有这种观念的人是很重要的，而重要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另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补充说，这是人的本性，当他平静地坐在那里时，他是不会受那些有违自己信念的信息影响的。（Aronso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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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假设。社会心理学家最早提出的建议是，相互之间存在偏见的各个群体的成员应当尽可能多地交往。（Allport，1954）通过频繁的接触，人们能够加深彼此的了解，从而相信自己对“他人”的公式化观念是错误的。美国在废除了种族隔离的法律以后，白人和黑人学生都可以在公立学校一同上课。但是总的来说，这一措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更确切地说，取消种族隔离以后，负面的偏见甚至更深了。人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提升黑人的自我价值，但是黑人的自我价值并没有什么变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降低了。（Amir & Sharan，1984）加强人际交往虽然有助于消除偏见（Emerson et al.，2002），但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当不同的种族群体和各个种族的成员作为同等价值的人相互进行交往，才能共同达到一个所有人都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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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人群体的成员说成是具有个性的人。纳粹党的策略之一就是将犹太人说成不能算作“正常人”的生物，他们认为犹太人是“低等种族”。美国看守给伊拉克监狱里的囚犯戴上头巾，作为审讯前的准备，去除他们的个性特征；剥夺了他们的个性，虐待他们或者甚至杀害他们就很容易了。（Horwitz & Rabbie，1989）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即为他人群体的人创造机会，使他们表现为人并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那么就能消除偏见吗？使他们表现为“人的模样”，并不意味着人们认识和了解他人群体的每一个人。（Bodenhausen，1993）更确切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和他们都有人的特征，我们都有同样的喜怒哀乐。”（Bordens & Horowitz，2002）我们告诉人们，人们不仅非常熟悉那些对自己怀有偏见的人，而且与他们一样有很多本质特征，这虽然不是什么有效的办法，但是，至少在极为反感的情况下，尤其可以降低产生歧视行为的可能性。（Fiske & Neuberg，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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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博登斯和欧文·霍洛维兹（Bordens & Horowitz，2002）提请大家注意，1993年拍摄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生动地表明，向持有偏见的人指出他们歧视的对象的人性，会产生什么效果。辛德勒让1200名犹太人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成功地保护了他们免于集中营的屠杀。但是德国看守得到命令，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枪杀所有囚犯。当这一刻到来时，士兵们出现在阳台上；他们将武器对准这些工人，准备执行命令。但是，士兵们和犹太人已经有过不少接触；士兵们也有很多机会看到辛德勒与犹太人之间的人性交往。辛德勒在作拯救他保护的人的最后努力中，朝看守喊道：“你们想作为人还是刽子手回到家中？”这部影片表明，听到他喊话的人因为这一呼吁而产生了内心不安，并慢慢地离开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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