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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洛夫特斯和帕默（1974）所用的表1：实验1中所用动词相对\r\n应的速度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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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考虑了造成实验结果的两种可能原因：动词可能帮助被试选择某种反应方式，或者动词可能真的改变了他们对事故的记忆（动词所提供的信息干扰了他们最初的记忆）。由于作者提出了两个可能的解释，他们将会做进一步的测验来检验事故的记忆究竟被改变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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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2：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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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名被试分组参加本实验。每组人数不等。实验呈现了一个复杂的车祸短片……[之后]被试得到一份问卷……核心问题是询问被试汽车速度。50个被试被问及“汽车互相猛撞时它们开得大概有多快”，另外50个被试被问及“汽车互相撞到时它们开得大概有多快”，余下50个被试没有被问及汽车的速度。一周后，召回被试。让他们在不重看短片的情况下回答一系列有关事故的问题。核心问题是“你看到了碎玻璃吗？”被试回答“是”或“否”。该问题与其他9个问题一同出现，出现的位置是随机的。事故中没有出现碎玻璃，但碎玻璃符合高速条件下发生的事故情景，因此我们期望：被问及猛撞问题的被试可能会更多地对该核心问题做出“是”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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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程序和实验1相似，但它只用了两个动词（猛撞、撞到），并且增加了一个控制组。控制组被试没有被问及速度。自变量是所用的动词，因变量是对碎玻璃问题的回答。一周后，实验者问了另一个核心问题，以检验被试是否“记住”了一些实际上没有出现过的细节。没有一个被试真的看到了碎玻璃，但在一起高速条件下发生的事故中，个体可能预期碎玻璃的出现，就像动词“猛撞”所暗示的一样。核心问题出现的位置随机，是为了控制它出现在诸如列表开头或结尾时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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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2]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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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问及猛撞问题的被试对速度的平均估计值为10.46英里/小时；而被问及撞到问题的被试对速度的估计的是8.00英里/小时。这两个平均数的差异是显著的，t（98）=2.00， p＜.05。表2显示了3组被试（猛撞、撞到和控制组）的“是”反应和“否”反应的分布。独立样本卡方检验……结果显著高于0.025水平，χ2（2）=7.76。表2中的重要结果是……猛撞同时引发了更多的“是”反应和更高的速度估计。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除了使被试对速度的估计加大外，猛撞还有其他什么作用吗？答案是……除了使被试对速度的估计加大外，动词猛撞还表现出其他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讨论其中一种可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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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现“猛撞”引发的速度估计比“撞到”高。这两种估计的差异是显著的。t检验结果为t（98）=2.00， p＜0.05。他们的表2是本章的表4.2。这里运用卡方检验是为了找出两个变量（动词和对碎玻璃问题做“是或否”回答的可能性）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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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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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反复强调的是，我们首先提供了进一步证据来证明……提问的方式会很大地影响受访者的回答。这种情况下，与用“撞到”替代“猛撞”所得的问题相比，问题“汽车互相猛撞时它们开得大概有多快”引发的速度估计值更高。而且，这一表面上很小的差异对事故发生后一周受访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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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洛夫特斯和帕默（1974）所用的表2：对问题“你看见了碎玻璃\r\n吗？”的“是”反应和“否”反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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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从总结实验发现开始，并且阐明本研究确实支持了以往的研究。这说明事后的后续信息（如事后被警察询问、与其他人讨论事件）可能影响目击证人对事件的解释。研究者认为我们对目击事件的记忆会和事后接受到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记忆。在关于车祸的图式中，我们预期在其中看到碎玻璃。虽然洛夫特斯和帕默列出了他们所有的参考文献，但为了简洁起见，我们将其都放到了本书末尾的参考文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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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洛夫特斯和帕默（1974）研究的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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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特斯和帕默（1974）的实验指出，对事件的记忆会被事后所得到的信息影响。这表明目击证人证词（EWT）不仅包括其所见到的内容，也可能包括事后获得的信息（例如从其他目击者、警察口中得到的内容）。由于这项研究是实验室实验，它可能会因为生态效度低而受到批评。但实验室实验的优点在于能有效控制不需要的变量。为了进一步检验该问题，洛夫特斯及其同事完成了许多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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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EWT的研究表明，认知心理学研究可以应用于现实世界中。这类研究已经发展出了一些提高目击证人证词信度的方法。例如，心理学家可以成为“专家目击证人”。他们可以到法庭上向陪审团解释，目击证人证词可能不可靠或者不准确。此外，心理学家还发明了认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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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1 研究介绍：认知心理学的其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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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正在进行的研究涉及目击证人证词问题。以下两个新近的研究显示出这个特定问题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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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斯和赛弗（Wise & Safer， 2004）：法官关于目击证人证词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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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斯和赛弗（用问卷）做了一项调查。他们考察了美国的法官对目击证人证词的了解和信任。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不可靠的目击证人证词可能导致错误的判罚。他们询问了160个法官来考察下述问题：他们关于目击证人证词可靠性的知识（例如，目击证人的自信是否能很好地指示其证词的准确性）；他们是否同意律师使用防护措施（如专家目击证人）。研究发现法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限。例如，法官并不了解有一半以上的误判源于目击证人的错误。但他们确实发现，法官开始对目击证人证词这一问题有所了解，如他们更愿意使用专家目击证人，并且更不愿意只根据目击证人证词就判断某人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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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利戴和奥尔滨（Holliday & Albon， 2004）：对幼儿进行认知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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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利戴和奥尔滨考察了认知访谈（CI）的变化是否会促进幼儿对事件的记忆，并且降低错误信息对他们的暗示性。前人的研究已发现，当经常被警察、社工和律师等询问时，儿童的回忆会被扭曲（Ceci & Bruck, 1995）。在霍利戴和奥尔滨的研究中，幼儿（4~5岁）观看了一个五分钟的生日聚会视频。第二天，一个研究者会和每个幼儿谈话，并告诉他们一些错误信息。然后，由另一个研究者对幼儿进行不同版本的认知访谈。例如，一种版本包括自由回忆、情景重构和改变顺序，而没有改变角度。他们发现对幼儿进行较短的认知访谈更有效。当使用自由回忆、情景重构和改变顺序等认知访谈技术时，幼儿的回忆更准确。当在认知访谈中使用自由回忆和情景重构时，幼儿更不易被错误信息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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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cognitive interview， CI）。这种访谈目击证人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回忆出更多信息，同时也能使回忆更加准确（例如Geiselman， Fisher，MacKinnon，& Holland, 1985）。当目击证人向访谈者（如警察）回忆事故时，认知访谈会运用一些技术来巩固记忆，减少干扰，并杜绝使用引导性问题。例如，目击证人在头脑中重现他们经历过的情景（情景重构），报告他们所能想到的关于事故的任何事（自由回忆），用不同的顺序报告细节（改变顺序），以及从不同的角度报告事故（改变角度）。盖泽曼及其同事发现：与警方访谈相比，受访者在认知访谈中回忆得更好、更准确。专栏4.1给出了另外两个认知研究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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