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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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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犯罪事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在犯罪实施时，旁观者没有做任何事去帮助受害者。例如，在吉诺维斯被暴力谋杀的整个过程中，38名目击者毫无反应，公众对此提出谴责。但也有案例证明相反情况的存在。例如，……2001年……发生在慕尼黑的事件，一些纳粹光头党抓到了一个希腊青年，并以最残暴的方式殴打他。一些人目击了这一情形，他们中的一员，一位土耳其年轻人，决定伸出援手。他冒着生命危险，成功救下了这名满身是血的受害者。看了这些例子，我们不禁要问：旁观者提供和拒绝帮助的情境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认为，对紧急事件危险程度的主观认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紧急事件的危险程度在旁观者干预中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还没得到充分研究。因此，本研究主要考察紧急事件的危险程度对旁观者助人行为反应的影响。实验中，他们可能独自一人面对紧急情况，也可能和一个消极的旁观者在一起。为了进一步明确潜在的心理过程，我们尝试探究紧急事件的危险程度、旁观者在场与否、对紧急事件的判断和做出干预时可接受的代价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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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部分说明了现实生活产生的问题是如何激发研究的，以及研究又是怎样和这些问题关联的。在吉诺维斯和希腊青年两个案例中，旁观者的行为相互矛盾，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情境中有什么原因影响了不同的行为表现？研究者引入了一个因素（对危险的感知程度），他们认为该因素会决定旁观者的助人行为。同时，研究者指出，过去的研究没有充分检验这个问题，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必要做这项研究。他们将检验人们在以下情境中如何反应：（1）不同的危险水平；（2）他们是独自一人还是和另一个人（旁观者）在一起。研究者事先安排的这个旁观者在旁人眼中很消极，因为他不提供任何助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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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旁观者干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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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旁观者干预的研究（Latané & Darley, 1970）强有力地支持了以下观点：他人在场会抑制个体的帮助行为。甚至，仅仅认识到有别的目击者在场就会显著地降低个体干预紧急事件的可能性（Darley & Latané, 1968; Latané & Rodin, 1969）。针对旁观者在紧急事件中相互抑制对方的帮助行为，拉坦和达利（1970）提出了3种不同的过程来解释：（1）社会影响；（2）评价恐惧；（3）责任分散……研究者在许多不同的实验情境中重现了旁观者效应（参见 Latané & Nida, 1981）。例如，面试者等候室里开始冒烟（Latané & Darley, 1968）……或有人癫痫发作时（Schwartz & Clausen, 1970）……所有这些研究都发现了社会抑制效应（social inhibition effects），即旁观者阻碍了助人行为……但这类研究很少让被试面对由暴力犯罪引起的紧急事件。对旁观者和受害者而言，这些暴力犯罪都伴随有严重而又危险的消极结果（如受到罪犯的攻击）……迄今为止，很多研究中旁观者所处的暴力情境只有很小的潜在危险，能带给旁观者和受害者的潜在负面后果也很少（例如，儿童互相打架的情境）（Latané & Darley, 1970）……这些研究没有一个使受害人和旁观者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例如，被罪犯殴打或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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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的这一部分引用了前人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他人（旁观者）在场会影响助人行为，甚至只是相信有旁观者在场，助人行为就会受到影响。可见，其他旁观者的在场会导致我们不太可能提供帮助。其中，社会影响表现为人们会通过观察他人的反应来决定如何解释情境（所以，如果其他人不帮忙，你也可能不会帮忙）；评价恐惧指的是人们害怕受到他人的负性评价；责任分散则是指我们可以和在场的其他人共同分担责任，由此每个人所承担的责任就小了。研究者论述到前人研究是有其局限性的，因为那些研究的情境对旁观者和受害者而言都没有太大的潜在危险（而现实生活的情境却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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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事件中的旁观者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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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量的研究把被试置于危险和暴力的紧急事件中来考察旁观者效应（Harari et al., 1985; Schwartz & Gottlieb, 1976）。这种情况意味着助人行为的代价很高（对旁观者而言存在危险）。但如果不给予帮助，付出的代价也很高（对受害者而言有危险）。例如……在哈拉里等人（Harari et al.， 1985）的研究中……实验者在自然环境中模拟了一个强奸的情境。总体上……当被试面临危急事件时，与独自一人时相比，被试在旁观者条件下可能更多地帮助受害人。因此，此类危急事件可能会减弱旁观者效应。但我们无法就此断言，危急事件中可感知的危险是旁观者效应出现的关键性调节变量，因为这些研究都没有设置控制组（控制组中旁观者和受害人面临的潜在危险较低）。本研究试图克服之前旁观者干预研究的这一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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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危急事件看起来会减弱旁观者效应？我们假定危急事件会被更明确地识别为真正的紧急情况，从而使拒绝帮助的行为产生更大的代价。由此，唤醒了旁观者更高的共情，并最终引发了更多的助人行为：这与旁观者是一个人还是和其他旁观者在一起无关……该理论预示了在危急情境中（即，不管是对旁观者还是受害者而言，拒绝帮助的代价都很高），更有可能产生共情，因此助人行为的发生概率也提高了，这与旁观者是否是一个人无关。当前的研究想要直接检验这一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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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的这个部分指出，一些研究已经就高度的潜在危险进行了探索。这些研究发现，较高的危险会减弱旁观者效应（即他人的在场不会影响个体提供帮助的行为）。但这些研究存在一个问题：他们只设置了高潜在危险条件，而没有设置控制条件（见第2章和术语表）。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研究很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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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唤醒指的是对他人的不幸进行共情，而产生了唤醒体验（对他人身处困境的认识）。这些研究使用了“孤立”条件和“旁观者”条件。前者只有被试一个目击者，后者还有其他人在场参与目击。研究假设是，随着危险的增加，会产生更高程度的共情，无论旁观者是否在场，共情的唤醒都会增加助人行为。在检验危险程度和旁观者在场的影响的同时，费舍尔等人（2006）还检验了“唤醒：代价—回报模型”的成分。为使本章简洁，这里不赘述他们对该模型的检验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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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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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试处于某一紧急情境中，该情境的潜在危险对受害者和旁观者而言大小不一。旁观者（被试）可能独自一人，也可能和另一个消极的旁观者在一起。后者实际为实验者的助手，他按照要求表现出注意到了紧急事件但却漠不关心。主试告知被试他们的任务是评价一对男女之间的交流状况。期间，男方突然开始口头攻击和抓扯女方。我们通过改变男演员的身材来操纵紧急事件的潜在危险程度，矮小的男性代表低危险，高大的男性代表高危险。我们假设经典的旁观者效应会出现在低危险条件中，而不会出现在高危险条件中。这与“唤醒：代价—回报模型”的假设一致……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第一次比较了以下两种情况中的干预频率：对助人者和潜在受害者，分别存在预期的高危急情况和低危急情况；已有研究没有用相同的实验设计系统地操纵这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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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的受害者只是表演紧急情况的演员，“旁观者”才是真的被试。在实验的一种条件下，还有另外一个旁观者，这个旁观者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助手（即，与不知道实验真实目的的被试不同，他是实验的内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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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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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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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包括54名女性和32名男性，年龄在18到34岁之间（M=23.70，SD=3.59）。他们参加实验的报酬为5欧元（大约46元人民币）。实验使用……2（旁观者：有/无）×2（危险程度：高/低）×2（旁观者性别：男/女）的设计。所有被试被随机分到各实验条件中。整个实验大约持续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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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是平均年龄；SD是年龄的标准差，表示实际年龄随平均年龄上下变化的程度。本段说明了研究的自变量，每个自变量都有两个水平。例如，自变量“旁观者”的两个水平分别为无其他旁观者（无：被试单独一人完成实验），有另一个旁观者（有：实验助手也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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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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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者安排所有被试在某大学一幢建筑物的走廊里碰头，然后告知他们的任务是评价男女之间的交流状况。实验者向被试提供书面指导语，指出研究的假设是：男女双方初次见面时，对异性真实的性兴趣常常被错误解读……实验者陪被试走到各自的房间。途中，为了确认被试知道实验者办公室的位置，路过办公室时实验者会停下来去拿一些问卷，而让被试在办公室门外等待。之后，实验者会给被试指出男女进行交流的房间，确认他们知道它的位置，并让被试熟悉实验中涉及的仪器设施。……再将被试带入隔壁的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桌子前面有一台电视，后面有两把椅子。被试可以坐在椅子上观看并评价接下来发生的男女间的社会互动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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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试房间里，实验者同时发给被试书面指导语和社会互动问卷，然后告知他们会秘密观察随机选取的三对不同男女的互动，这些人互不相识。摄像机会把男女间互动的情况实时传送到被试房间的电视画面上。被试需要依次观察三对男女的互动，并在事后全面地评价这些互动。问卷包括11个题目，测量了个体互相吸引的程度（例如，“你认为他们在实验后会再见面吗？”），这些数据不会纳入统计分析中。在阅读了指导语后，被试单独留在房间里。实验者则开始随机地向被试播放录像带。在这些录像带中，第三组互动镜头可能伴随低潜在危险的负面结果，也可能伴随高潜在危险的负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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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使用了书面指导语，确保每个被试看到的指导语完全相同。这对控制额外变量而言很重要（例如，如果研究者向被试口述指导语，他们每次所说的内容可能存在微小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被试的反应或期望）。此外，每个被试经历的实验程序（如在办公室处的停留）都一样。实验者向被试误导了实验的真实目的，这样可以记录到被试的“真实”行为。被试认为该实验研究的是男性和女性如何评价异性的性兴趣，而实际上调查的却是助人行为。实验者为被试指出了两个房间（目标房间和实验者办公室）的位置，所以他们知道应该去哪里阻止攻击行为或寻求帮助。在目标房间里，有一个摄像机，被试以为这个摄像机会传送实时信号，但他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事先已经录好的互动。社会互动问卷让被试以为他们在评价录像中男女两人的性兴趣。实验者没有使用问卷得到的数据，因为这不是实验的真正目的。录像播放了三组互动，其中第三组互动表演了攻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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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紧急情况潜在危险程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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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刺激包括两个事先录制的录像，每个录像依次播放了3组不同男女间的互动镜头。两个录像带中的前两组互动镜头完全相同……第三组镜头是由职业演员表演的。在两个录像带的第三组镜头中，受害者都是女演员扮演的。她是一个21岁的娇小女性，体格瘦弱。在高潜在危险条件的录像镜头中，她的搭档是一个强壮，并且看上去很暴躁的男性……事先要求男女演员要表现得彼此熟稔，并开始调情……要求男演员加入性暗示，以添加一定程度的明确的口头性骚扰……第15分钟时，男肇事者开始大声地侮辱女受害者，并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触摸她。冲突最激烈时，受害者尝试站起来并准备离开房间，而肇事者则要堵住出口。当受害者尖叫时……肇事者粗鲁地把她推到了房间尽头的角落里。几秒后，画面变黑，这是被试所看到的紧急情况的最后镜头。在低潜在危险条件的录像镜头中，与同一个女演员搭档的是一个矮小瘦弱的男性，他能引起的恐惧和顾虑更少……这组镜头的顺序与高危险潜在后果的镜头顺序完全相同。实验者对这两个录像都做了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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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个录像；一个包含低危险情节，一个包含高危险情节。只有第三组镜头在危险程度上有差异，而前两组互动镜头相同，这体现了对额外变量的控制。预实验是指正式研究前先在一个小样本中测试材料或程序。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录像的确具有预期的效果（即，确实表现出了高危险和低危险情境）。他们请人观看了录像并对之进行评价。例如，对受害者而言该情境有多危险？如果旁观者进行干预，其所面临的危险又有多大？他们发现，与低危险镜头相比，高危险镜头确实让人感到对受害者和旁观者都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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