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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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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者在一个隐蔽的地方观察被试，看他们是否尝试帮助受害者。在被试进入目标房间前，实验者会阻止他/她，并向其保证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此外，实验者测量了被试从第三组互动镜头结束（屏幕变黑时）到离开实验室去帮助受害者的反应时。显然，这些数据只能从那些表现出助人行为的被试身上收集到。最后，实验者要求所有被试再回答一份问卷。该问卷测量了以下方面的内容：社会责任、可接受的干预代价和对真实发生的紧急事件的觉察……。实验者还调查了被试对实验的猜疑心，询问他们是否感觉到三组互动镜头是真实可信的，以及他们是否认为被观察的那对男女确实在目标房间里。最后，实验者会向被试解释和说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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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的测量即说明研究的因变量（见第2章和术语表）。这里，因变量（DV）是：（1）被试是否进行了干预（试图帮助受害者）；（2）反应时间（他们过了多长时间开始干预）；（3）一份测量“唤醒：代价—回报模型”各个方面的问卷，测量社会责任，例如“我觉得有责任在紧急情况中提供帮助”。本章，我们只关注前两个因变量。猜疑心调查是为了确认被试是否相信他们的所见。此外，当实验使用了欺骗手段时，事后解释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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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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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的被试尝试帮助受害者。被试的性别、年龄以及受害者的性别，对因变量没有任何影响……因此，研究不会再深入考察这些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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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疑心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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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被试被排除在统计分析的样本外，因为他们不相信那些社会互动镜头真的发生在隔壁的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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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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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潜在危险条件（41.9%）相比，低潜在危险条件下提供帮助的被试更少（31.7%）……随后的统计分析显示，旁观者和危险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在低危险条件中，当被试单独一人时，50%的被试尝试帮助受害者；而有旁观者在场时，只有5.9%的被试尝试帮助受害者。与之相比，在高危险条件中，无论旁观者是否在场，被试的反应不存在显著差异……当单独一人时，44.4%的被试尝试帮助受害者；而有旁观者在场时，40%的被试尝试帮助受害者。也就是说，经典的旁观者效应在低潜在危险情境中出现了，但在高潜在危险情境中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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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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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因变量反应时（秒）进行2（危险程度）× 2（旁观者）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危险程度的主效应显著……这说明高危险条件中的被试……比低危险条件中的被试反应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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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验结果是经过删减的，因为这里我们不关注费舍尔等（2006）对“唤醒：代价—回报模型”的检验。研究发现，与高危险条件相比，被试在低危险条件中提供的帮助更少。低危险条件中，旁观者在场确实会影响他们的助人行为。但在高危险条件中，旁观者在场对被试的助人行为没有影响。“交互作用”是指两个变量（旁观者和危险程度）彼此相互影响。交互作用显著说明这一结果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不显著”说明44.4%和40%没有实质区别，因此，高危险情境中无论旁观者是否在场，被试的行为没有差异。实验者用方差分析（ANOVA）分析了被试进行干预所花的时间（反应时）。结果发现，在高危险条件中被试反应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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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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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低危急事件的已有研究表明，旁观者在场会减少助人行为（旁观者效应），本研究却显示旁观者效应没有出现在高危急事件中……本研究首次系统地比较了高危险和低危险紧急事件中的旁观者（一个或两个）干预现象。由于前人的研究只采用了低危险……或高危险……紧急情况，所以在这方面本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见解。此外，本研究可能会改变迄今为止依然存在的关于旁观者效应的负面看法和影响，即得到帮助的几率随着旁观者人数的增加而减小。根据本研究结果，这一效应局限于没有危险的紧急事件中。当人们真的陷入困境时，即便该紧急情况中有多个旁观者在场，他们得到帮助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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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和后续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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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质疑了被试是否真的相信其所见的紧急情况是真实的，只有两个被试报告说怀疑情境的真实性。并且，实验者及其助手的观察确保了实验程序的合理性。因为，在看见受害者的需要时，大部分被试体验到了情绪上的痛苦感。第二，本研究中，旁观者面临的危险与受害者面临的危险相混淆（如其他类似的情况、真实生活中的紧急情况）。因此，很难区分我们得到的效应是由于旁观者还是受害者面临的危险增加导致的，或者两者皆有。后续研究可以分别单独操作这两个变量，这将有望获得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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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虽然本研究测量了助人行为及其反应时，但要证明我们的假设仍需要更进一步的数据。例如，可以进行更多的观察：（1）那些进行了干预的人是否在较早的时候（而不是在一个相对较晚的时间点）主动与旁观者交谈……（2）他们是否明显地回避和实验助手进行眼神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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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总结道，他们发现了在高危险情况中，即便有他人在场，人们也会提供帮助。也就是说，旁观者效应没有出现在高危险情境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到实验的局限性，并考虑了改进方案。这里，研究者通过讨论猜疑心调查等部分来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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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费舍尔等人（2006）研究的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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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表明，人们所处的环境会决定旁观者效应是否发生。当人们觉察到高危险情境时，他人的在场不会影响他们的助人行为。费舍尔等人的发现支持了“唤醒：代价—回报模型”。他们指出，当有其他旁观者在场时，危险会被更快更明确地识别为紧急情况。另外，与低危险情境相比，在高危险情境中被试更易于接受提供帮助的代价，因为拒绝帮助的代价在高危险情境中更高。他们的实验显示了研究是怎样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的。专栏5.1给出了其他两个新近研究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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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5.1 研究介绍：社会心理学的其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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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亚等（Garia， Weaver， Moskowitz，& Darley， 2002）：对群体中其他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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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亚等（2002）研究了个体仅是想象自己处于群体中是否会导致旁观者效应的出现。研究中，他们要求被试想象一些情境来“启动”，使他们产生处于群体中的体验。例如，“想象你为自己和30个朋友赢得了一次晚宴，地点是你最喜欢的餐馆”，或者“想象你和你的朋友坐在拥挤的电影院里”。他们变换所想象群体的大小，想象的群体包括和30个、10个或1个人在一起，同时还用了中性条件（被试不想象任何群体）。启动是为了触发被试产生身处群体中的感受。之后，卡利亚等人让被试报告自己会把多少年收入捐给慈善机构。他们发现，与想象10人、1人以及中性组的被试相比，想象30人群体的被试给慈善机构的钱更少。甚至，当被试所想象的群体对随后的情境没有帮助时（即先想象和其他陌生人在一个电影院里，然后向大学校友基金捐款，两件事不相关），这一效应仍然会产生。该研究支持了前人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旁观者效应不仅出现在一群真实存在的旁观者中，或者认为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还出现在想象群体的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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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克龙和布劳尔（Chekroun & Brauer， 2002）：社会控制和旁观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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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克龙和布劳尔（2002）检验了旁观者在场是否影响人们对那些做出不良行为者的社会控制。任何群体中都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则，这些规则称为社会规范，规定了什么样的行为是可接受的。当人们打破这些规则时，他们的行为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群体成员可能会互相表达他们对这些行为的不满（例如发出啧啧声），这就是社会控制。谢克龙和布劳尔（2002）设计了两种不同的情境，检验旁观者在场是否影响人们使用社会控制：对目击不良行为的个体而言，两种情境分别具有较高或较低的个人意义。低意义情境中，被试看到一个人在购物中心的电梯里涂鸦（这种情境被认为具有低个人意义，因为电梯是属于某个公司的）。高意义情境中，被试看到垃圾被扔在了公园里（这种情境被认为具有高个人意义，因为公园的维护是由当地居民的赋税支付的）。他们预期旁观者效应不会出现在公园情境中（高个人意义），但会出现在电梯情境中（低个人意义）。在两种情境中，他们都找了实验助手来表演不良行为，然后对旁观者的反应进行观察和记录。结果旁观者效应确实在低个人意义情境（电梯）中发生了，但没有在高个人意义情境（公园）发生。谢克龙和布劳尔（2002）认为，研究表明个人意义是旁观者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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