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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例如吠檀多或者禅宗,这样的东方理论并非理论、哲学、心理学或者宗教,相反,它们从本质上是在该领域中有着严谨科学意识的一系列实验。它们由一系列规则或者律令组成,如果修行得当,将引领人们发现大心境界。就因为不喜欢这种获取数据的手段而拒绝了解这些科学实验结果的人,他们自己就已经做出了最不科学的行为了。用库玛拉斯瓦米的话就是:如果说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那么这种说法也是不科学的,除非他根据约定俗成且完全清晰明了的理论做过实验……(例如,大心境界的存在,或者玄秘意识的可能)无法在课堂上演示出来,课堂上只能探讨定量而有形的事物。同时,如果否认某个实验证明的可能性推测,那么这种说法也是不科学的。从我们所探讨的话题来讲,对那些愿意跟从这一指导的人们而言,总会有一种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的方式(比如一次实验)……而无论这种方法是什么,我们在当下就能够看到。这里需要记住的重点在于,当我们谈及大心境界、“绝对”或者玄秘意识时,并不是纯粹从推测的观点来阐述的。相反,我们只是陈述那些实验获得的数据,而那些自己并没有进行过此类实验,却对这些结果嗤之以鼻的科学家们只是业余人士罢了,他们是一群眼界最为狭隘、感觉最为贫乏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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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被限制在某一阶层上,甚至可能从来没听说过大心境界,更别提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所做出的贡献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所在阶层的见解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不过,一个只知道某一阶层的存在,于是就否认其他所有阶层真实性的研究者,就好比一条狗尾巴否认这条狗的存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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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总体趋势,”威廉·詹姆斯说,“使我相信,我们目前的意识世界只是许多已存意识世界中的一种罢了,而且那些世界一定也含有对于我们的生命有意义的感受。虽然总的来看这些感受与这个世界中的感受是毫无关联的,但从某种角度来看两者却是连续的,能渗透出更高等的能量。当我以自己贫乏的领悟坚信这种超越的信仰时,我感觉自己仿佛变得更加理智、更加真实了。当然,我可以将自己置入那些偏狭的科学家们的态度中,生动地想象只由感受、科学法则和对象所组成的存在世界。但是每当我这么做时,我就听到内心深处的监督者……在我耳边轻轻说着四个字‘胡说八道’。谎言就是谎言,即便它披着科学的外衣,而当我客观地看待人类感受的完整表现时,我就不由自主、迫不及待地要突破狭隘的‘科学’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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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檀多派不二论[1]的著名诠释者商羯罗创造了“亲证”(subration)的概念,这是一个有着相当价值的概念,能让人在这条思考之路上继续下去。道奇(Eliot Deutsch)解释说,亲证是一种心理过程,人们利用新的意识阶层的感受,对一些过去评鉴过的意识阶层重新加以评鉴,因为过去的评鉴已经失效,或者至少处在了一个不同的环境下。总的来说,任何到达大心境界的人都亲证了自我阶层和存在阶层。也就是说,他深深确信大心境界从某种程度上比其他阶层更加真实、更加基础,而且更加有意义。这种感受有着如此完整而不可抵挡的说服力,以至于这时他可能会感觉其他意识阶层(例如自我阶层和存在阶层)变得完全不真实,虚幻得如同梦境。例如,丁尼生(Tennyson)的《回忆录》中这段著名的阐释:我频繁地感觉到一种觉醒的恍惚感,仿佛回到了我曾经孤独无助的童年时代。通常,当我在内心深处重复呼唤我自己的名字两三次以后,这种感觉就油然而生了,直到突然之间,它仿佛超越了个体意识的强度范围,个体意识本身仿佛溶解而消逝在无边无际的存在之中;而且这绝非什么混乱状态,而是最清醒中最清醒、最确信中最确信、最离奇中最离奇的状态,它完全超越了文字所能表达的范围,在那里,死亡简直就是滑稽可笑的虚无之物,而个性(如果还算是个性的话)的流失仿佛永不停止,只剩下唯一而真实的生命。如果我们要探索这一阶层,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原因之前已经解释过了,只能够给出必要的、经过熟虑的陈述和感受。生物物理学家约翰·里利博士是这样说的:对任何内在实相的科学探索,我遵循着以下超越计划性的步骤(在这其中紧接着就找到了意识的新阶层):通过包容性更强、更简练的方式建立起一个涵盖了(旧的)实相和新的实相的模型。无论对于这种模型的修订过程有多么痛苦,也一定要确保它们涵盖了两种实相。但是,对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大心境界的忠实怀疑论者而言,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因为承认这一阶层中玄秘意识的存在是一回事,而听到有人宣称这一阶层本身就是真实的,或者这是“唯一真实的生命”,而我们所珍视的自我只是一场梦而已,则是另一回事了。但是商羯罗和其他禅修学者却对此确信不疑:我们通常所谓的“自己”只是个幻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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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样的说法已经不像一开始那样耸人听闻了。威廉·詹姆斯将一个人的自我定义为“他所能称呼自己的一切的总和,不只是他身心的力量,而且还包含他的衣着和住所、妻子和儿女、声望和成就、田地和骏马以及游艇和银行账号”。要是生物学家的话则会更进一步宣称,一个人的自我,即他的“真实”存在,是整个生物与环境的场域。原因很简单,因为对生物学家来说,离开了环境就谈不上任何独立的自我了。就连伟大的社会学家米德(George Mead)也评论说:“我们所假设的任何个体心智的领域或场域都必须延展到社会活动所在的范围……它组成了其延展的部分,于是这一领域就无法被其所属的个体生物的皮囊限制住。”精神分裂症双盲理论的创始人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宣称一个人唯一真实的自我是一个由人、社会和环境所组成的完整精神机械网络,并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因此仅根据这些观点,对于肉体中的孤立自我感只是一种半实相,而如果我们相信这是完全的实相,那么这样的感受就是一种幻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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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没有亲身体验过大心境界,但又承认其存在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样时接受关于这一阶层的实相,其中包括了自我的幻觉本质和绝对而唯一的大心实相。大心境界,或者不管你给它起什么样的名字,就是其中无所不容的一切。不过,这就给这种综合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那就是,试图“从”或者“根据”大心境界,来描述在我们传统意识阶层中现实表象(即幻觉)的创造或者演化,这就好比物理学家描述一束白光透过棱镜创造出一道彩虹一样。但是这实际上并非大心境界透过(through)时间的进化,而是大心境界在时间之中的(into)幻觉的演化,因为大心境界本身是非时间的、无时间的、永恒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从绝对当下(absolute Now-moment)的观点了解意识,因此这种综合就成为了长青哲学的心理学阐释。于是它不可避免地陷入悖论、逻辑矛盾以及令人困扰的主张的折磨之中,原因极其简单,那就是大心境界最终并非一种思想,而是一种非常私人的感受。它与我们是如此贴近,以至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强调将意识看做光谱只是纯粹的隐喻或类比——它解释了意识“像”什么,但无法说它完全“是”什么,因为它的本质隐藏在文字和符号的背后,是“一个人灵性感受的内质,在理智分析时不可能不引发逻辑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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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对于《意识光谱》的简短介绍了。鉴于如今充斥着太多的心理疗法技术、方法、学派、哲学以及理论,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在这各不相同又频繁发生矛盾的心理学体系所组成的庞大杂合体中,找到一个秩序井然的外貌、一个内在的逻辑、一个连续性的思路,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不管是对于临床医师还是门外汉都一样。如果将意识光谱作为模型,那么这些潜藏的秩序外貌就有可能得以浮现。因为,依靠这一模型,我们就有可能不仅能整合西方心理疗法的主要学派,而且还能将“东方”和“西方”的意识理论整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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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心理学体系和理论之间确实存在极大的差异,但这更多的是不同学派所在意识阶层产生的区别,而不是方法学之间的内在差异。如果光谱意识论和形而上传统理论有一些道理的话,我们立刻就能发现,每种心理疗法,即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区别从本质上都处于光谱中的不同阶层。我们也可以说,东方和西方心理疗法各自关注着意识光谱中的不同阶层,那么这些学派就不需要庸人自扰于哪种理论才是人类意识的“正确”理论,因为每一种在描述其所在的阶层时都或多或少都是正确的。因此,一个真正整合的、包容的心理学能够,也应该利用每一种心理学流派所提供的互补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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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愿意尝试研究意识的所有状态,所以我们就走向了长青哲学,因为它其实并非一种思辨的哲学,而是一种大心境界的感受。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思虑,我才采用“长青哲学”这个词来说明意识根本本质和精华中普遍而一致的见解。无论如何,根据这种长青哲学,我们就有必要将各自的自我在某个角度视为一种幻觉,而已存世界则是一场梦境。这完全不会诋毁西方的理论,因为在东方理论唤醒红尘中的自我时,西方的理论可以避免将它变成一场噩梦。让我们善加运用这二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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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奥义书》《梵天经》以及《薄伽梵歌》中提炼、有关大心境界的系统化的印度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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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光谱(20周年纪念版) 第2章 认知的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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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通过人类意识这一媒介,去认识宇宙万物这个整体,那么一定会有某些方面依然未知。在唤醒了符号化知识之后,在宇宙万物中的认知者与知识、思索者与思想、客观与主观之间仿佛就产生了一道分界线;而我们作为外部世界的认知者与观察者,其最深层的意识就最终逃脱了其自身的掌控,成为了“未知”“未显”以及“未得”之物。这就好比你的手可以抓住无数的物体,但永远抓不住它本身;好比你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个世界,却看不到它自己一样。用铃木大拙的话来说就是:一开始,实际上这也不算真正的开始……意志想要了解其自身,而唤醒了意识。随着意识被唤醒,意志也就一分为二了。曾经自成完整一体的意志,如今分成了演员和观众两种角色。冲突已在所难免;因为观众按照自己意识中的渴望给演员设定了角色,但演员现在却想从自己作为观众时设定的限制中解脱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以看见一切,但是同时,当他作为观众时,却看不到某些东西。物理学家爱丁顿(Eddington)一言以蔽之:“因此,当得到了这个世界上一半的知识时,也自然一定会忽略掉另外一半。”而斯宾塞·布朗(Spencer Brown)在他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章中是这样解释的:那么,让我们花点时间考虑一下物理学家口中所描述的这个世界吧。它由若干基本微粒组成,如果在这些微粒所在的空间中发射它们会形成波,从而形成如同珍珠或者洋葱那样的层叠结构,还有叫做电磁波的其他波形,根据奥坎简化律可以简单地认为它以某一标准的速度在空间中运动。所有现象的表面都遵循某些自然规律,并表现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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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根据提出以上描述的物理学家们的说法,他们自身也是由这些基本法则构建起来的。简而言之,他是由他所描述的那些基本微粒所组成的聚合体,不多不少,完全遵循着他自己找到并记录下来的普遍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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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就无法逃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是为了(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才有能力)能够看见自己而被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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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是太惊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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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地方并非它所能观察到的景象,虽然这可能已经足够令人感到神奇了,真正惊人的地方在于它竟然能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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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能够观察,它终需首先将自己分割开来,至少有一种能够观察的状态。在这种一分为二的不完整状态下,不管它看到的是什么,都只能是一部分而已。我们也许会确信不疑地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其本身(也就是说,与它本身毫无二致),但是,无论它怎么尝试将其本身看做一个对象,它都一定同样确信不疑地要与它自身区别开来,这样一来就自相矛盾了。这样看来,它就无法对自己本身的一部分进行认知了。因此,就好比一把小刀无法切割其自身一样,宇宙万物在将其本身完全割裂开来之前是无法完全将其本身看做一个对象的。因此,若尝试将宇宙万物作为知识的对象来加以认识,是存在着深不见底、无法根除的矛盾性的;而且它在表面上取得的成功越多,实际上尝到的失败越多,而宇宙万物也就越发变得“自相矛盾”了。虽然这种二元对立的知识非常古怪,但将宇宙万物分割为主观和客观(或者实相和谬误、善良与邪恶等)的概念本来就是西方哲学、神学以及科学的根本奠基石。大体上说,西方哲学是古希腊哲学,而古希腊哲学是二元论哲学。如今依然争辩不休的大部分重大哲学论题都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们创作和塑造的。这些论题中包括实相与谬误的二元论,这一学问被称为“逻辑学”;包括善良与邪恶的二元论,称为“伦理学”;以及表象与本质的二元论,称为“认识论”。古希腊人还开创了“实体论”的大规模研究,即对于根本性质或者宇宙万物的存在的审视,而且他们很早就提出了以单一与众多、混沌与秩序、简单与复杂的二元论为核心的各种问题。在整个西方历史中,所有思想都根深蒂固于这些二元论,并且继续独立生发各种其他的二元论:本性与智慧、波与粒子、实证主义与理想主义、物质与能量、统一与对立、精神与肉体、行为主义与活力论、命运与自由意志、空间与时间,这样的例子可以无穷无尽地列举下去。因此怀特海将西方哲学称为柏拉图学说的详尽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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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很古怪,因为如果二元论知识从根源上就像试图用你的手指触碰这根手指的指尖,或者用你的脚踩它本身一样自相矛盾的话,那么为什么它没有在很久以前就被人们抛弃,为什么它在整个欧洲思想的领域中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为什么它依然在如今的西方思维的主流分支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呢?不幸的是,要想在主流西方思想的历史中找到这些二元论问题的确切解答,只能让人在枯燥无聊之中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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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论或者“分而治之”的理论毒害如此之深,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二元论的谬误已经形成了思维的根基,因此无法通过思维来将其连根拔起了。《第二十二条军规》有云:如果我的眼中有一只苍蝇,我又怎么可能看得见我的眼中有只苍蝇呢?要想发现这一点就需要严密、连贯且持久的方法学,而且要能够追根溯源到二元论的局限性上,这样才能找到其中的矛盾。例如,想象你对“地球是平的”这种说法深信不疑,而且无论你听到了多么有道理的论据指出其矛盾,你也依然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让你的谬误真切地展示在你眼前的唯一方法:只有让你连贯并持续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行。当你发现自己不会从边缘掉下时,你的谬误就显露无遗了,这样一来你就更容易改变你的观念了。正因为你固执地怀着错误的信仰得到了最终的结论,你才能察觉到谬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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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种持续实验的方法形成了科学方法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科学就有希望给出能够对二元论刨根问底的严谨方法,这本质上是由于它彻彻底底的实验主义和精密的测量程度足以追根溯源到二元论的局限性。在这一方面,虽然如今的大部分科学分支都保持着彻底而顽固的二元性,以“客观事实”自居而干得热火朝天,但是的确有一些形式“更纯粹”的科学,例如物理和数学,以及一些新兴科学,例如系统论和生态学,已经对许多长期奉行的二元论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当我们谈到作为西方二元论的强有力摧毁者的“科学”时,脑海中所指的就是这些分支。然而,所有这些形式的科学创立时间都不长,它们的历史都不到300年,因此折磨西方思想长达25个世纪的二元论的消退只有在近代史中才能够看到。不可否认的是一切科学都起源于纯粹的二元论。不过,或是出于偶然,或是出于它们更为严密的本质,有些科学将自身的二元论推向了“彻底毁灭的边缘”,而与这些科学相关的科学家们则将体验到他们一生中最大的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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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可思议的故事早在17世纪的欧洲就开始了。在这之前的300年里,欧洲人慢慢地摧毁了由教会士林哲学强加在人与自然之间的障壁,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但有些混乱的对于自然和宇宙万物的探索之旅。这是发现的时代、复兴的时代、探索的时代,这是古滕堡、彼得拉克、达·伽马、哥伦布、科尔特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提香、马可·波罗、哥白尼这类人的时代。人再也不将自己看做神圣游戏中被动的人质,而开始向着上千种不同的方向进行探索和研究:新的理想、新的地理展望、新的体验个人存在的模式。但是,这种集体的探索欲望依然相当盲目、分散,而且不相协调,直到人类思想中孕育出影响力最强的二元论思维的出现,它才由此而得到了浓缩和沟通。这一发现可不仅仅是那个年代中无数发现中的普通一员。用怀特(L.L.Whyte)的话来讲,这是“一种发现方法的发现”,或者用怀特海(Whitehead)的话来讲,就是“一种发明方法的发明”。实际上,这正组成了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的思想。怀特这样讲述:早在(17世纪)时,唯一发展成熟的思想体系只有宗教或者主观经验的哲学组织,而与此同时,人们积累的对于自然的客观观察相比之下依然杂乱无章。中世纪的理性主义就是主观的,当时还没有任何有关自然的理性哲学具备可与之相比的复杂性或者准确性。两千年来,人类一直在观察、比较,并且试图将观察结果分门别类,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有关自然的思维体系,能够提供任何可以系统用于简化发现过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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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1600年前后,开普勒和伽利略同时独立、系统地阐述了通过测量发现自然法则的原理,并且在他们的研究中运用了这样的原理。在当年的亚里士多德分门别类之处,开普勒和伽利略则寻求着测量的方法。在一个世纪的跨度中,欧洲人已经完全沉醉在这种对于数量的测量的新思维中:这不仅仅是人类先进的改造,或者更是这种新的测量科学所承诺的人类幸福的保障,而且还是人类在过去的所有时代中都没能掌握的绝对而终极实相的知识。自然与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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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说,“要有牛顿”,于是有了光。终极实相成为了可以测量的东西,而欧洲人已经开始了这场疯狂的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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