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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我与他我之间的二元论是最为有意思的,因为有无数的因素为它定形、上色、模制、塑造,有的是生物的,大部分是社会学的。它就在这里,在可以被称为“存在阶层”的“上界”的地方,在这里,机体的文化前提已经被吞并了,这些前提渲染了所有随之而来的机体和环境之间的交易。这个社会学因素的“池”,这个文化思想的池,这个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口中的社会面具,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决定了机体要如何感知环境,而且还决定了它如何对环境展开行动。简而言之,它规定了机体总体行为的宽泛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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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层中,每个个体都随身携带着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它代表了社会的“内在化”。它具有超乎寻常的复杂本质,几乎不为人所知,它含有一个由语言和语法、个体家庭的内向投射结构、文化信念和神话、规则和元规则所组成的矩阵。通过非常一般的方式,它可以被看做是所有机体所累积的基本社会学信息的完整总和。用莱恩(R.D.Laing)的话来说:一个人的身体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来自一切场域“内向投射”的范围;而这些内向投射反过来在任何一个场域都提供了一个可投射的“池”……由于这个“内向投射的池”,这“内在化的社会”从社会中被投射,或者转移到了生物机体上,所以我们就将它称为“生物社会带”(Biosocial Band)。它代表了“存在阶层”的上界,这时,人类开始向上移动,操纵他的人马意识,以此将它转变成在社会上有意义且可接受的形式,从而离开了他的人马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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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社会带”的大部分是无意识的。确切地说,它对我们而言太近了,以至于看不清,所以只有当我们开始研究其他的文化时,我们才能够意识到我们潜意识中当做是实相的东西,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社会的惯例而已,或者,用卡斯特那达的话来说,实相是一种共识。这在语言的现象中最为明显,这可能是在“生物社会带”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系统之中最基本的一种了。在这点上,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比任何人都更为深刻地意识到,语言和语法在潜意识中塑造了我们的经验。他说过:我们全都持有一种有关谈话的幻觉,在这种幻觉中,谈话是相当自由自在的、自然产生的,且只是“表达出”我们希望用它来表达的东西。这种幻觉的表象起因于这样的事实:表面上自由的谈话活动中存在着强制性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如此特立独行,以至于说话者和倾听者仿佛在自然法则的控制下被无意识地限制住了。这种语言的现象是一种背景现象,谈话者并没有意识到它,或者最多也只是非常微弱地意识到它……一个人的思想形式被坚定不移的模式法则所控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法则的存在。这些模式是其自身语言未被察觉的错综复杂的系统化。语言对于我们来说如同水对于鱼,它在我们的经验中是如此恒常的一种背景现象,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它。确实,我们通常能意识到语言的部分功能,例如,我们能够有意识地操纵或者选择符号,来向其他人传达我们的意思,而且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至少含糊地意识到,我们组织语句时所遵循的语法规则。但是语言具有一个我们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的遍及一切的功能:它创造了区别。也就是说,语言以及其产物——抽象思维,是人类二元论的主要来源。我们再一次用沃尔夫的话来进行说明:自然的分割是语法的一个方面……我们在进行活动时,将这些活动的范围和流量分隔开,并加以组织,这主要是因为,分隔的是我们的母语,我们便同意这样做,这并不是因为自然本身就真的是以这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分割开来的……我们沿着本土语言所划下的线条将自然解剖开来。我们在那里无法找到从表象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分类和种类,因为它们正凝视着每一个观察者;相反,这个世界是通过千变万化的印象变化而得以呈现的,这些印象必须由我们的心智加以组织,而这就意味着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心理中的语言系统所组织的。之所以将自然切割开来,组织成概念,然后将其归于意义,主要是因为我们都赞成用这种方法来组织它。在整个语言社会中都有着这样的共识,并且通过语言的模式编纂成典。因此,在语言过程中,我们将实相切割开来,无意识地引入了二元论,之后就天真地想象它一直都存在着。在英语中,大部分单词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被称为名词,比如房子、人类;第二类为动词,比如打、跑。一类中的许多单词都可以被用做另一类,比如一顿打、一次跑,或者(给船)配置人员,但是,在基本层面上,两类之间的区分是绝对的。因此,语言给了我们一种对自然的两极(二元论的)区分,但是自然本身并不会因此而被极化。因为用于表达自然的最基本工具本身就是二元论的,所以我们很快就会相信,自然本身就是这样的结构。但是这样一来,如果一个人所拥有的唯一工具是一把榔头,那么他就会倾向于将一切都看做是钉子。这其中的根本问题在于,宇宙万物的形式并不一定是我们语言和逻辑的形式,而当我们强迫前者遵从后者时,就无意识地对自然施加了一种微妙但又致命的冒犯行为。举个例子:我们一直在给自然加上虚构的行动实体,这只是因为动词面前必须有名词。我们说“它闪烁了”或者“一道光闪烁了”,就必须设定一个行动者,“它”或者“一道光”,来进行我们所说的行动:“闪烁了”。但是闪烁和光是相同的一体!……但是我们将这些不同的方式归于部分经验半虚构的分离。英语词汇,比如天空、小山、沼泽,说服我们将自然无穷无尽的多样性的某个难以捉摸的方面看做是一个不同的“事物”……因此,英语和类似的语言让我们将宇宙万物看做是对应于词语的颇为不同的对象和事件的集合体。这一不可思议的事实让怀特做出了这样的评论:“这一步骤是如此矛盾,以至于只有对它有着太久的熟悉才会掩盖住其荒谬。”但是我们已经解释过,语言和心智是如何让虚构的实体、事物以及对象充满这个世界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不需要对此详细阐述了。关键在于,“生物社会带”作为像语言和逻辑这样的社会学制度的仓库,在基本上、本质上首先是差异的矩阵,是按照惯例描绘、解剖,并且区分“宇宙万物天衣无缝的外衣”的形式和模式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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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便“生物社会带”对于所有的二元论并没有直接的责任,然而它毫无疑问强化了所有的二元论,还使那些我们平常观察时所透过的幻觉变得不朽了。其基本例子就是,在我们的语言中,主观和动词之间的分裂强化了机体和环境之间的初级二元论,因为不存在任何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法,在不将行为归于或是机体,或是环境的情况下,描述出机体和环境领域中单一的交易,因此就出现了令人信以为真的幻觉,以为这两者实际上是相分离的。语言——“生物社会带”中最基本的成分,是二元论原型的增强剂,因为它的运作方式是将自然的“千变万化的变化”区分开来,加以分类,将其非二元或者天衣无缝的本质压抑住,并且将它投射成表面上不连续的独立对象。因此,作为一个差异的矩阵,“生物社会带”就像我们在实相之上覆盖的一层巨大遮蔽。当然,它的用处是不容辩驳的,但是,如果我们将遮蔽与实相本身相混淆了,那么这一层遮蔽就成了盲点,而我们就迷失在我们自己的阴影的黑暗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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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社会带”的三种其他功能。首先,它形成了作为一个独立且独特的存在的核心感觉的一部分,因为它赋予了机体一种基本但又无意识趋向环境的倾向,继而形成并加强了自我和他我之间的二元论。其次,它是抽象思维的水库,为高层次想法提供了符号、语法以及逻辑。正是通过在差异矩阵上的反射,我们才得到了“差异的差异”,也就是心智。实际上,贝特森已经将思想定义为“一种产生界分的区别”了。再次,正如“生物社会带”提供了“思想的食粮”一样,它也同样提供了“自我的食粮”。这就是说,它是形成许多自我特征的水库。正如米德所论证的那样,人类只有通过他人(所谓的“广义他我”)的态度来看待他自己,从而成为一个他自己的社会客体,这样,他才能得到自我意识。“生物社会带”作为内在化的社会,是形成自我、角色、价值、状态、内容等的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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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探讨在“自我阶层”上意识光谱的产生过程了。初级二元论已经出现了,压抑了“大心境界”,并将它投射成了机体与环境的对立,当人类认同他与环境相对立的机体时,就产生了“存在阶层”。这就引发了生命与死亡对立的“次级二元论”,它又转而产生了心灵与肉体对立的“三级二元论”,而这又标志着“自我阶层”的出现(见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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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将会在后续章节中更加详细地深入阐述,我们差不多可以将“存在阶层”定义为一个整体,我们认同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的整个身心机体。我们可以将自我定义为完整(但是生物社会的)身心机体的、准确的心理和符号的表达。从较为宽松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自我是在人马被生物社会化,且在“三级二元论”出现其上时所“残余”下来的部分。简而言之,自我是一个相当准确(根据惯例)、相当可接受,且相当“健康”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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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层中,自己、自我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从本质上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像一种被编辑过的记忆。因此:传统的“自己”或者“个人”主要是由历史所组成的,而历史则是由经过选择的记忆所组成的,它以出生时刻为起点。根据惯例,我并不只是现在的我。我也是过去的我,而我被传统编辑过的过去变得仿佛比此时此刻的我更加接近真实的“我”。因为现在的我表面上非常短暂、不可捉摸,但是过去的我则是固定而最终的。它是预测将来我的坚实基础,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相比实际之物,我更深深地认同已经不再存在的东西!这种情况很容易验证,你只要问自己“我是谁”,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回答中主要都是过去所做的事情。很少会有人回答道:“我现在是阅读这句话的过程。”记住过去是一回事,但是真正认同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就好比一个飞翔着的小鸟,追随着一道穿过天空的想象的路径,它就这样认同了其路径,从而发生了混淆。鸟都没有这么傻。下面这个美国精神治疗医师带来的禅宗小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我起身,到处走,转动着我的脚,移动着我疼痛的踝关节。放轻松以后,我又回到了座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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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看着我刚才走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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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看到脚印吗?”老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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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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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点了点头。“过去和现在都不在那里。在你生命的过去和未来之中,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他突然“啊!”了一声。但是,我们已经认同我们的轨迹、我们的路径、我们幻觉的过去了。尝试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总是偷偷地回头瞥一眼昨日的幻影,用麦克鲁汉的话来说就像只用后视镜驾驶汽车一样。它所产生的严重的焦虑会引导我们和史蒂芬[9]一同喊出“历史是一个噩梦,我想要从中清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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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觉,过去的幻觉不能提供满足感,而且,在尝试减轻这种挫败感时,自我就朝向了未来,它想象着那里有某种终极的幸福等待着它,前方这道时间彩虹的末端上,有着非常棒的东西。然而,这种解决方法是虚假的,因为实际上,一切幸福都只能存在于未来之中。也就是说,自我只有得到了幸福明天的承诺,才能在今天得到幸福,而对于自我而言,最好的消息就是它有着一个“光明的未来”,而不是它有着“光明的当下”。因此,如果自我相信前方存在快乐未来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在当下忍受不可思议的痛苦,但是那未来将永远无法到来,因为它并不存在于现在,而当它到来时,根据定义,自我只有在得到了另一个光明未来的承诺以后才能满足!这就如同谚语中所说的,把胡萝卜吊在棒上,在一头驴子面前晃动,这可怜的畜生就会一直往前跑,但永远得不到胡萝卜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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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我,作为自我,将太多时间耗费在了奔向未来幸福的道路上了,很快我就会将幸福认作向前奔跑的基本过程了。我将幸福和对于幸福的追求相混淆了。接着,我所能做的就只有追逐和奔跑,甚至都无法停下来,于是,即便未来的好东西真的出现了,我也无法让自己停下来,只能与之擦肩而过。我从来都没有完全地活在当下,所以我也从来都无法完全地让自己满足。如果我无法在当下感到满足,那么当未来成为当下时,我也无法感到满足。我就永远这样沮丧下去,而我表面上的唯一选择就是跑得更快,于是我被抛入了这般严重的循环之中,助长着我长期的沮丧。但是这样一来,你就无法停止前进,你只会产生怀疑,认为前进只是一种癌症罢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有这样的警言:目的性意味着我们更为关注自己的行为在遥远未来的结果,而较少关注行为本身的品质,或者行为对环境所造成的直接影响。“有目的”的人总是试图将其行为的意图放入时间中向前推进,让行为成为一种虚假而迷惑的永恒。他并不爱他的猫,但却爱他的猫的猫仔;事实上,他爱的也不是猫仔,而只是猫仔的猫仔,依此类推,直到猫的存在终结为止。对他而言,果酱并不是果酱,除非它是明天的果酱,绝不是今天的果酱。因此,当他将果酱沿着时间向前推进时,他就努力地保卫着,让他熬制果酱的行为成为永恒。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存在于当下“时刻”的愉悦是自我永远无法完整品尝的,因为当下“时刻”的愉悦无所谓未来,而无所谓未来的东西就是死亡。从这一角度来看,愉悦就是布莱克所说的“永恒快乐”、无时间的快乐、无所谓未来的快乐,且因此是必须接受死亡的快乐。然而,自我无法接受死亡,所以它就无法找到幸福。歌德这样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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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还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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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死去,然后再次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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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只是一个悲伤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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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黑暗的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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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自我阶层”上,人类试图通过活在并不存在的过去、寻求永不到来的未来,从而规避无时间“当下”的死亡。这种尝试的基本工具当然就是人类的符号化地图知识。我们几乎已经没有再次说明的必要,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认知模式的结果与场域本身相混淆时,它才是“否定的”且“幻觉的”。如果我正在跨国旅行,那么,只要我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使用路线图完全是合理的且有着积极帮助的。问题在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早已偏离了路线,走入了沟渠中,但是我们却还没仔细地查看路线图,所以没能注意到。同样,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落入了符号化地图知识的同一个沟渠之中,我们如此固执地期待着实相的思想,以至于再也无法得到实相本身最细微的直接认知了。然而,即便我们再也无法通过这样的表达来认知实相,我们在具象主义思想中却迈出了相当大的步伐,特别是在科学和医学中尤其明显。符号化的地图知识,虽然有一些显著的例外,但对于农业、药理学、医学和纯科学都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而那些显著的例外,比如经济危机,大部分是由于我们无法非常清晰地看见实际场域所致的,所以我们在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之前几乎就将它摧毁了。关键在于,在“自我阶层”上,符号化的、线性的、二元论的、客观的以及概念的认知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不管它是否得到了正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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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化地图知识也是信息传输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成分,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交流”,而我们现在必须转向这一过程,来解释最后的初级二元论的起源,也是意识光谱最后的主要阶层的起源。虽然交流是非常复杂的现象,特别是从信息论、控制论以及类似的理论中看来,但是我们并不需要研究所有的微妙之处。但我们应该指出一个重要但通常被忽略的事实:交流可以作用于若干平面。例如,约翰对玛丽说“你这个卑鄙小人”,接着他又补充道:“啊,我其实只是开玩笑。”约翰向玛丽发送了两条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在不同平面上的,因为第二条信息是关于第一条信息的:第二条信息告诉玛丽第一条信息并不是认真的。像第二条这样的信息的信息被称为“元信息”(meta-messages),它们作用于一个不同的平面,即一个“元平面”(meta-plane)。即便我们从来不曾这样看,但大部分人对于这一现象非常熟悉。例如,大家都在谈肢体语言,而许多肢体语言实际上就是“肢体的元语言”,也就是说,它是有关我们言语信息的信息。因此,我们回到刚才的例子中,如果约翰对玛丽说“你这个卑鄙小人”同时却很放松地笑着,那么他的语调和他的身体姿势就会成为一种元信息,告诉玛丽,他是在跟她开玩笑。相反如果他很紧张、涨红了脸,大声叫道“你这个卑鄙小人”,那么玛丽就很清楚地知道,她有麻烦了。在这两个例子中,言语信息是相同的(即“你这个卑鄙小人”),但是元信息彻底地改变了它的意思。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任何信息,就必须先给它确定一种合适的元信息,然后才能准确识别出它的上下文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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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个体可以毫无困难地、无意识地、自发地、毫不费力地、准确地做到这一点。但是,个体偶尔会在元交流过程中产生某种“混乱”,他会在处理那些元信息时遇到困难,而这些信息通常能帮助他理解其他信息。因此他可能无法弄清楚这个世界是敌是友;可能无法对自己真实感受到的信息确定标签(或者元信息);或者,可能无法给其他人对他的行为确定正确的上下文含义。他甚至在识别一些信息的来源时都会遇到困难,它们是来自于他自身还是外部世界呢?换句话说,他在元交流习惯上出现了问题,而这时我们就能看到“四级二元论压抑投射”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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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上的混乱通常是在“双重困境”的情况下产生的。我们知道,为了正确地感知某种状况,我们需要信息和元信息;然而,在双重困境的情况下,信息和元信息相互矛盾了。如果个体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那么他就不得不将信息或者元信息扭曲并无效化,偶尔还不得不将两者都扭曲并无效化。因此,他的交流过程就出现了毫无希望的混乱。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阐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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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孩子刚刚做了一件糟糕的事情,把蜂蜜撒在了客厅的地毯上。妈妈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她抓住了那个孩子,开始打这个小淘气包。但是当她在这样做时,她对孩子说着类似这样的话:“听着,亲爱的,我很爱你。我是为你好才这么做的,我希望你能知道,即使是现在,我也是爱你的。”这是她给孩子的言语信息,而这恐怕是一种纯粹的爱。但是她的声音在颤抖,她的脸气得发红,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正在打孩子。这些当然就是一种元信息,但是元信息毫无疑问、不容置疑是一种愤怒和暂时的恨。因此母亲就给了孩子两种不同平面上的信息:一种是与自身相符的言语,表达了公开的爱的情感,而另一种是愤怒的非言语的元信息,这种元信息否认了第一条信息,并与之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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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孩子会怎么做呢?如果他正确地察觉到,此时他的母亲实际上是恨他的,如果他这样告诉她,她就会调动起她的权威和“真诚”,让孩子相信他错了,让他相信此时母亲实际上是爱他的,让他相信母亲都爱她的孩子。这个孩子被说服,相信他对于现状的准确估量实际上是错误的。因此,如果他正确地辨别她的信息,那么他就会被告知他错了。但是,如果他现在根据这一点来行动会怎么样呢?如果他相信母亲此时是爱他的,并且据此做出回应,试图亲近她会怎么样呢?由于母亲此时并不在充满爱的情绪中,所以她会将他推开,要么说“到你自己的房间去”,要么说“安静”,或者只是简单地说“走开”。显然,母亲并不是非常亲切,所以即便他错误地辨别了她“愤怒”的信息,将它当做“爱”,他也依然被告知是错的。无论他正确还是错误地辨别,他注定都是错的。他落入了困境中,根本“赢不了”。他在这一困境中的唯一出路就是对此加以评论,并指出“这里真的一团乱”,但是对母亲来说,这是“顶嘴”!这孩子没有出路(无法逃离),因此他陷入了双重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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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再三落入类似这样的双重困境情况中时,就会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个体会学会将他自己的和别人的信息做出错误的标记,正如母亲教孩子将愤怒看做“爱”一样。在这一情况下,个体的元交流过程就变得混乱了,因此他就再也无法准确决定某些信息的意思了。另一种是,在真正严重且经常重复的双重困境中,个体就可能完全放弃对元交流的一切尝试。既然他无论做对还是做错都“赢不了”,那么他为什么要尝试呢?这种情况相对而言较为少见,但是,根据贝特森等人的说法,通常会导致所谓的“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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