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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你侮辱或奉承我。当你侮辱我时，我做出反应，而该反应构建了意象。当关注不存在时，反应即产生了。听懂了吗？当我没有全然关注(或是按贝努瓦的说法称为“主动”)你的侮辱时，这个不关注就会酝酿出意象。当你管我叫白痴时，我做出反应，即我没有彻底关注你所说的话，因此就形成了意象；但如果我全然地关注你所说的内容，就不会形成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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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克里希那穆提的观点，全然彻底的关注（因素1）会导致意象形成（因素2）的暂停或停止。克里希那穆提进一步认为，只要我们彻底、主动地关注，只要我们保持“说吧，我在听”的态度，就不会有精神意象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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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时所有的条件都消失了，所有的意象构建都终止了；只要你不关注，整个事情就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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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不存在意象和思想之际，也就没有了对立。按照克里希那穆提的观点，这就会产生被动觉知（因素3），而实相也得以展现。因此我们可以明晰地从克里希那穆提那里看到那三个因素：一为主动关注；二为停止；三为被动非对立觉知。在意象产生的那一刻，用克里希那穆提的话讲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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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刻彻底关注(因素1)，然后你会发现就不存在意象(因素2)，也没有意象，那么观者与所观之间也就没有分裂(因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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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刻，即此刻，“它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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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转向印度教吠檀多哲学，也会发现同样的三个因素，不过只是外在的形式有所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吠檀多哲学常用隐喻来描述绝对主体性（梵天-宇宙我），而非绝对能量（像克里希那穆提和贝努瓦那样）。不管怎样，关注-停止-觉知这三个因素都是存在的，我们引自吠檀多哲学中最伟大的现代圣人马哈希尊者的言教将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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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马哈希尊者断言思想，即作为二元对立的肇因，就是所有幻觉和束缚的根源。而且，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永远放弃概念化，退回到进化中的纯粹动物水平。符号化的思想是强制的，只要我们不将其与实相混淆而无法辨别地图与实际领土的区别。问题是，我们已毫无希望地混淆了这两者，于是，仅出于实用的目的，通常有必要短期内彻底地暂停思想，扔掉我们的地图（因素2），这样我们实际上就能换个视角，看到领土。然后我们将能拾起并再次拥有我们的地图，而不是它们拥有我们。因此马哈希宣称“思想本身就是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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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哈希尊者对解放之路的唯一贡献在于他坚持认为：“我-思想”就是所有其他思想的源头。也就是说，每次你想到的“自我”其实是我-思想，马哈希尊者宣称它躲在每个其他思想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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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中产生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主要的“我-思想”。只有“我-思想”出现后，无穷无尽的其他思想才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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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思想的暂停就标志了所有其他思想及精神客体的暂停。马哈希尊者意识到，我-思想是无法被抑制的，因为除了另一个“我”之外，谁又能抑制“我”呢？精神上的利他主义就是精神上的虚伪。我-思想就像任何其他思想一样，应该被暂停，而非抑制，对此暂停，马哈希尊者建议进行他所谓的“自我询问”（我是谁），即有意地主动询问“我是谁”。我们将这种关注的询问定为因素1，按照马哈希尊者的观点，它会引发意象的暂停，即我们所说的因素2。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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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所有其他思想只能在我-思想产生后出现，而且头脑不过是一堆杂七杂八的思想而已，所以唯有通过询问“我是谁”，头脑才能平静下来。此外，在此类询问中不会产生疑问的、完整的我-思想已摧毁了所有其他思想，然后最终也使自己被摧毁或消耗殆尽，就像挑动火堆的木棒一样，最后也会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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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询问过程中跳出了外来的思想，也不要试图完成所出现的思想，相反，要在其中深深地问一句：“这一思想发生在谁身上？”无论有多少思想出现，如果你能立刻犀利、警觉地询问（因素1）每个单个思想出现时它发生在谁身上，你会发现它发生在“我身上”。如果你询问“我是谁”，头脑将转向内部，产生的思想也会平息，而且将世界感知为客观的、真实的想法也会停止（因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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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我询问如何发挥作用？举个例子，让我们假设一下，我问你：“你是谁？”你回答：“嗯，我是某某某，干什么工作，已经结婚了，我信仰什么宗教。你问的是这个吗？”“不，”我答道，“那些都是感知的客体，它们只是观念。观察这些客体、这些观念的你是谁？”“嗯，我是一个人，一个有特定生物功能的生命体。这样接近答案了吗？”“还不是很接近，”我会反击，“因为那些还是观念和思想。现在深入地思考，你是谁？”就在你的头脑回头忙着找答案时，它也变得越来越平静。如果我继续问：“你是谁？”你会立刻进入精神上的沉默，这种精神上的沉默和贝努瓦的问题引发的沉默是一样的，他问的是“如果你从所有可能的角度同时思考会感觉如何”。由主动关注、警觉观照、强烈询问产生的无客体沉默就是佛性，因为那一刻已不会有任何精神答案、意象或客体出现，你在一瞬间变得更容易看到实相。这种沉默或停止，即因素2，将开启无限觉知的大门，也就是因素3。马哈希尊者这样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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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询问我之本质的过程中，那个我消亡了。随之，你和(客体)也会消亡。结果的状态将作为绝对存在来闪耀，那就是一个人本来具有的本性，即自我……引发意识到自我的询问过程就在寻找“我”的源头，此时头脑转向内部，说不出“我”那个字眼……如果一个人在头脑内询问“我是谁”，那么单个的“我”就陷入窘境……实相立即以“我-我”的形式自发地展现自己(绝对主体性、非对立觉知［因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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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看到，吠檀多哲学的有技巧实验会像其见识最卓越的智者阐述的那样，也包含着三个因素：关注-停止-觉知。马哈希尊者下面的一段话彻底总结了他的善巧方便，而那三个因素再一次被清晰地描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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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何处？向内而求(因素1)；它即消失(因素2)。这就是追求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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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消亡之际，“我-我”将自动出现(因素：3)。这就是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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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印度教吠檀多哲学转向某些“更高”形式的佛教。我们已看到佛教中观论如何运用关键的询问（因素1）来废除所有概念（因素2），这样般若就能熠熠生辉（因素3），所以我们此处无须赘述。我们要反过来关注一下佛教的禅宗和天台宗，以便在他们有技巧实验的形式中发现同样的三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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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乘的禅宗以“直指心性”和“见性”入手，而不是明显强调任何灵修手段或练习，比如专注或静修。用禅宗六祖惠能大师的话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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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打坐即可以悟道，那是错误的。禅之实相可从内部自行开启，与禅定（打坐）无关。《金刚经》云，如果有人试图以特定的状态来见如来，如坐卧之际，那么此人没有了解如来的精神。如来之所以为如来，是因为没有所谓的来，也没有所谓的去，这才可称为“如来”。如来无处不在，所以称为禅。因此在禅中，没有什么可以获得，也没有什么可以理解。那么我们盘腿打坐、修习禅定时究竟在干什么？有些人认为需要有所领悟才能照彻无知的黑暗，但禅之实相是绝对的，没有任何对立，没有任何条件。因此一旦谈到无知与开悟，或是菩提与烦恼（开悟与情绪），仿佛它们是无法融而为一的独立之物，那么这种观点就不符合大乘教义。在大乘佛法中，任何可能的二元对立都遭到谴责，因为它们无法表达最终的实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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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少有人是足够清醒的，能直接觉知到这个，所以禅宗在中国成长、发展的几百年里，随着宗风大声，信仰者的日益增多，禅宗即开始创造独特的善巧方便，以帮助不同心性者唤醒心灵，比如马祖、临济和云门的大喝，马祖和德山的痛打，圆悟和大慧的公案（话头），以及与天龙的默照。这些早期的禅宗大师充分利用扇耳光、摇晃和喊叫的方式，而现代的诠释者全都错失了其中的真义。如果一个人正在沉睡，而你想唤醒他，那么你又会怎么做呢，尤其是他正在做噩梦时？你会摇晃他、扇他的耳光或冲他大喊大叫，而这正是那些大师们为唤醒弟子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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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关注的一面是公案，另一面是默照，而它们都被广泛使用。公案练习，在中国被称为话头练习，即用谜语作为冥想的“主题”，而那个谜语通常都基于老禅师与弟子的对话，比如“独手相击声何若”、“泊舟于远岸”、“鹅陷于瓶，不破瓶，不伤鹅，将鹅取出”。这些谜语“像生命本身”，根本无法用任何形式的智力来解决，参公案不在于对公案的分析，而是要全然沉浸其中，于是它将自行解决。公案练习只有一个目的，即让主体与客体结合，打破初级二元对立，唤醒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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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公案（或话头）不仅仅是专注力的练习，相反，单纯专注于公案被呵责为呆头呆脑。弟子要主动而强烈地询问、寻找和探究公案，在内心生起一种激烈的而又关注的态度，从技术上讲就是所说的疑情、大询问、大关注或大质疑。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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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确习禅，你要珍视质疑的精神（疑情），因为你质疑精神的强度决定了你开悟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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