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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认为，事实上，没有一项人类活动是只用大脑的一个半球来完成的：“那种流行的神话只是一种解释和愿望，并不是科学家的客观发现。正常人不会只有半个脑，也不会有两个脑，有的只是一个分化的大脑，大脑的每个半球都具有特定的功能。”（Levy，1985，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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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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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利维见解的引用再次说明了斯佩里和加扎尼加割裂脑研究的持续影响。近期一篇评论医学和心理学文献的文章指出，有许多领域的大量文章不仅参考了罗杰·斯佩里早期的研究及方法，而且也有很多参考了加扎尼加及其合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1998年，法国的一项研究（Hommet & Billard，1998）对斯佩里和加扎尼加的研究基础提出质疑，认为切断胼胝体难以把大脑分成两半。法国的这一研究发现，对于一种天生就没有胼胝体的孩子（一种罕见的脑畸形），信息仍可以在他们大脑的两半球之间传递。研究者推断，这些孩子脑内一定存在着除胼胝体以外的其他形式的重要连接方式。在割裂脑患者中是否存在这样的皮层下联系现在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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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研究提示，在将加扎尼加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时需要特别注意（Alferink & Farmer-Dougan，2010）。一种广泛流行的观点是大脑两半球控制着明显不同的认知功能。这一结论来自于因病而进行外科手术、切断胼胝体的少数病人。我们不能没有限制地将这些结论用于大脑正常的人身上。基于大脑半球负责特定任务加工观点的教育模式将是非常危险的。一些研究者指出，上述研究中的病人即便在手术前，其大脑功能也是异常的，因此，在针对正常人的教育上，我们应该避免只关注大脑的一个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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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研究者仍在继续探究关于大脑两半球彼此独立的不同功能与影响的问题。一个研究（Morton，2003）揭示了优势半球是如何决定个体特定的兴趣和职业的。Morton的研究在这方面有两个发现：第一，通过使用最佳利手测验（The Best Hand Test）测量脑半球偏侧化（即一个人是左脑取向还是右脑取向），Morton发现在上大学一年级基础课的400名学生中，56%的人是左脑取向。将同样的方法用于另外180名学习特殊高阶课程的学生，发现左脑取向的学生在38%到65%之间，这一差异意味着大脑半球可能与大学生学业成就和兴趣有关；第二，Morton使用相同的方法探讨在大学中，大脑半球取向是如何决定不同专业岗位的。研究结果发现，大脑半球偏侧化能够显著地预测个人的职业选择。在Morton的研究中，83%的生物化学家是左脑取向者，天文学家中有29%的人是左脑取向者（P.319）。从这项研究中，你可以发现其与斯佩里和加扎尼加的工作有某种联系，生物学家和化学家更多地依赖于其语言能力，而天文学家必须在空间关系方面具备更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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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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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者进一步发展了上述观点，并将其应用于一些心理紊乱问题上，如分裂性多重人格障碍（见Schiffer，1996）。其背后的思想是，对于一些具有完整的、“非割裂”大脑的人，他们的大脑右半球可能会比左半球的功能更独立，甚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一个人的意识。多重人格障碍有没有可能是隐藏于大脑右半球的人格的外在表现呢？这是一个值得用你大脑的两个半球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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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erink, L., & Farmer-Dougan, V.(2010).Brain-(not) based education: Dangers of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application of neuroscience research.Exceptionality，18, 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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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玛丽·雪莱创作的科幻小说《科学怪人》中的主人公，他通过人工手段制造出生命，而非真正的科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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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第7版） 研究2 丰富的经历是否等于更大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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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如果你进入一个典型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婴儿房间，你可能会看到一张婴儿床，在婴儿伸手可及的上方悬挂着许多小动物玩具和各种各样的彩色玩具。其中一些玩具会发光、会活动、会演奏音乐，或者兼有上述三种功能。设想一下，人们为什么给婴儿准备这么多可看可玩的东西呢？除了婴儿喜欢这些东西并作出积极反应外，绝大部分父母都相信，无论这个观点得到公认与否，孩子们需要一个令他们兴奋的环境，以促进智力和大脑最大程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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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某种特定的经历是否会引起大脑形态变化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哲学家和科学家在猜测和研究的话题。1785年，意大利解剖学家玛拉卡尼（Malacarne）研究了同一胎产下的几对小狗和同一窝蛋孵出的几只小鸟。他有目的地长期训练每一对中的一只，而另外一只会得到同样良好的照料，但并不接受训练。然后，通过对动物的尸体进行解剖，他发现受过训练的动物的大脑表现得更为复杂，带有更多的褶皱和沟回。然而，这一研究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没能继续下去。在19世纪后期，人们试图把一个人的学习量和他脑袋的周长联系起来。虽然一些早期的研究成果支持这种相关，但后来的研究成果认为这并不是一种测量大脑发展的有效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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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60年代，新技术的发展使科学家们具备更精确地检测大脑变化的能力，他们运用高倍显微技术，并对大脑内各种酶和神经递质水平进行评估。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马克·罗兹维格（Mark Rosenzweig）及其同事爱德华·本奈特（Edward Bennett）以及玛丽安·戴蒙德（Marian Diamond）采用这些技术，历时10余年，进行了由16次实验组成的系列研究，力图揭示经验对大脑的影响。本章的这篇文章将介绍他们的研究发现。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他们的研究中并没有用人作被试，而是像很多经典心理学实验一样，用老鼠作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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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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