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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文的最后一项实验是为了实现两个目标而精心设计的：第一，罗夫特斯希望进一步证明在实验3中发现的记忆重构效应；第二，她想知道，仅仅提及某物，即使它不是错误前提假定的一部分，是否也足以使被试把它补充到记忆中去。例如，当影片中没有出现谷仓，主试直接问：“你是否看到一个谷仓？”你可能回答：“没有。”但如果主试一周以后再问你同样的问题，谷仓就可能会潜入你对该事件的记忆里。这就是罗夫特斯要在她的第四项实验中验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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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将50名被试分为3组，让他们观看了一段三分钟的短片，电影是在一辆汽车内拍摄的，结尾是这辆车撞到了一位男士推着的婴儿车上。然后向3组被试分发包含有关该短片内容的问题册子。这些小册子有如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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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组：直接提问组。他们收到的小册子中包含了40道填充题和5道关键的直接提问的题，这5道题均包含了事件中并不存在的事物。如，“你是否在电影中看到一个谷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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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组：错误前提假定组。他们收到了同样的40道填充题和5道关键问题，这些关键问题包含了对不存在物体（与D组相同）的前提假定。如，“你是否看见有一辆旅游车停放在谷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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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组：控制组。他们只需回答40道填充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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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所有被试返回并回答有关该短片的20个新问题。这些问题中有5道与一周前的直接提问组回答的关键问题是完全相同的。所以，D组对这5个问题回答了两遍。因变量（结果）是计算每组中报告自己记得在短片中出现了某事物而实际并不存在的人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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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展示了三组被试的回答结果。请记住，短片中并没有校车、卡车、道路中央线、推着婴儿车的女士以及谷仓。把所有问题综合在一起，一周后对这5道题回答“是”的总百分比具体如下：错误前提假定组为29.2%，直接提问组为15.6%，控制组为8.4%。直接提问组与错误前提假定组在每一问题上的差异，以及所有问题的综合差异都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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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经过直接提问和错误假设前提提问之后，被试对电影中并不存在的物体的回忆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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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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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研究及其他研究的基础上，罗夫特斯主张一种有关记忆和回忆的准确理论必须包括重构过程，即新的信息被整合到人对某一事件的最初记忆中去。这些研究结果并不能用回忆仅仅是心理上对一个事件的重放这一理论假设来解释，即使这种重放可以有不同的准确度。为了说明这些问题，图4—8对传统的回忆观点与罗夫特斯提出的新观点作了比较。新观点中增加了新信息整合到记忆中的过程，而传统观点中并不包含这一点。进而，这种新信息会使你原先的记忆表征得以改变或重构。随后，如果问你一个有关这个事件的问题，你回忆的将不再是原先实际发生过的事件，而是你对它的重构。罗夫特斯认为，重构过程正是谷仓、校车、推着婴儿车的女士和道路中央线这些在短片中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会鬼使神差地出现在被试记忆中的原因。在提问中错误的前提假定为人们提供的新信息被无意识地整合进了最初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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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回答问题时对事件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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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该理论应用到刑事调查中的目击者证词上时，罗夫特斯指出，在刑事调查中目击证人通常要多次回答问题。他们可能在犯罪现场接受警察的提问、接受负责处理该案的检察官的询问，而且出庭作证时将再次被询问。在上述不同时间段的提问过程中，很有可能会产生错误的前提假定，而且会以许多种方式出现，尽管这可能并非是有意的。研究表明，一些常见的、听起来没有问题的提问，如“那家伙的枪是什么样的？”或“逃逸的汽车停在哪儿？”等，无论枪或逃逸的汽车是否真正存在，这样的提问都会提高目击者记住它们的概率（Smith & Ellsworth，1987）。所以，虽然目击证人、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团都认为，目击证人是在再现他们的所见所闻，但罗夫特斯认为，目击证人记住的是“建立在改变了的记忆表征基础上的再生表象”（P.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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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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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夫特斯在目击证人证词方面所做的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对相关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以下几项研究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中一项研究引用了罗夫特斯这篇1975年发表的论文，该研究考察了律师的复杂提问方式如何对目击证人证词的准确性和目击证人的信心产生负面影响（Kebbell & Giles，2000）。所有被试观看同一段录像，一周后主试对他们所看到的内容进行提问。对一半被试提问时使用的是含糊不清的语言（律师们常会说：“这……并不真实，对吗？”），而对另一半被试提问时，则使用相同问题的简练表达方式。结果很清楚：回答含糊不清的问题的被试与回答直截了当的问题的被试相比，他们所报告的证词不太准确，而且对答案也缺乏信心。其他研究证实了当有多个嫌疑犯同时出现在目击证人前时（这在执法过程中是非常常见的），目击证人辨认嫌疑犯的准确度显著下降，因为他们将这些新面孔纳入到了对原始案件的重构过程（Pezdek & Blandon-Gitli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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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有趣的研究将罗夫特斯的成果应用到“幻想记忆”（fantastic memories）中，即相对于现实情况来说，更像是幻想出来的记忆，如被外星人绑架、灵魂出窍经历、超感觉（ESP）事件、遭遇鬼魂，等等（French，2003）。很明显，如果有关这些记忆的报告是准确的，则将会为这些“异常”事件的发生提供证据。然而，研究结果反复地告诉我们这样的事件从未得到科学证实。那么，如何对这些记忆作出解释呢？答案可能就是我们本章所讨论的人类记忆的易误性和不可靠性，而且还可能是我们大脑有能力创造出对实际上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的记忆。正如弗兰奇（French）指出“大量的心理变量被证明与错误记忆的易感性有关（例如催眠易感性、分裂倾向），同时也和报告异常体验有关”（French，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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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罗夫特斯除了研究目击者证词领域之外，她现在还是研究被压抑的童年期记忆的代表人物，而这一问题则引起了颇多争议。其中争论的一方声称自己在过去的生活中曾经被虐待，且通常是性虐待，但他们只是在最近的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才记起了自己的受虐经历，因为这些创伤性记忆已经被压抑到他们的潜意识中去了。另一方面的争论是关于那些被谴责为施虐者的人，他们坚决否认，并认为这些记忆既可能是幻觉，也可能是通过治疗过程灌输给他们的（参见Garry & Loftus，1994，对该争论的回顾）。这正好属于罗夫特斯记忆研究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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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夫特斯在其著作《被压抑的记忆之谜：错误记忆和对性虐待的辩解》（Loftus & Ketcham，1994）中总结了她在该领域的研究结果，并把它们综合成了一个连贯的论证观点。从本质上说，罗夫特斯主张根本不存在被压抑的记忆，而且她在很多研究中似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她是质疑潜意识的整个概念及其真实存在的最前沿的心理学家。罗夫特斯观点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实验证据反复证明了创伤性记忆往往是我们记得最清楚的部分。然而，临床心理医生却报告说，这些被压抑的性虐待记忆是在特定的深入治疗过程中逐渐浮现出来的，即从无意识状态进入意识状态。如何把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观点统一起来呢？罗夫特斯提出三种可能的记忆歪曲过程用来解释被临床心理医生称为“压抑”的现象（Loftus，Joslyn，& Polage，1998）。首先，当事人也许早已忘记了早期的性虐待，而不是压抑了它们。她引用的研究证据是，如果儿童根本不理解虐待事件中性的本质时，那么虐待事件往往很难被儿童记住。其次，人们可能在治疗中说他们已经忘记了某一创伤性事件，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忘记。不愿想起某件事并不等于忘记了此事。最后，罗夫特斯坚决主张，“某些人可能相信某种特定的创伤性事件的确发生过而且被压抑了，但实际上，这件事最初并没有发生过。只是在某种情况下，这些歪曲了的记忆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压抑’的出现”（P.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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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罗夫特斯关于被压抑的和被恢复的记忆的见解并非没有招致批评（参见Spitzer & Avis，2006；Steinberg，2000）。毕竟，她对压抑力量的否认直接否定了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观点。另外，很多心理治疗师和病人从个人角度出发，都相信与受虐待有关的记忆可被压抑很多年，而后得以恢复。然而，仔细阅读罗夫特斯全面而细致的科学研究著作应该会使每个人都对这一观念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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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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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罗夫特斯被公认为记忆重构及目击者证词研究领域的卓越先导。她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进行。多年来，她的研究结果成功地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并且得到了该领域其他研究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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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心理学和法学专业领域内，人们普遍相信在目击者的证词中会掺杂很多来自不同渠道的错误信息，例如混入一些该事件发生后的信息。正是由于罗夫特斯和其他研究者的一系列研究，目击者的证词在审判中的作用和可靠性才受到了严重质疑。罗夫特斯本人就是最为人们器重的作证专家之一（通常是为被告作辩护）。她的职责是用事实来提醒陪审团成员，在评估目击者的证词时必须保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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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罗夫特斯在她最近的著作中写到的：“我研究记忆，同时我是一个怀疑论者。”（Loftus & Ketcham，1994，P.7）或许，我们都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