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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发展到第二种水平时，习俗道德开始作为人际关系中个体角色认知的一部分发挥作用。在第三阶段，儿童的道德行为是为了达到他人对自己的期望并维持与他人之间的信任和忠诚的关系。按照柯尔伯格的观点，正是在此期间，黄金规则思维（golden rule thinking）开始出现，儿童开始关注其他人的感受；到了第四阶段，儿童开始意识到法律和秩序的存在，并表现出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在此阶段的儿童从更大的社会系统的角度看待事物，并以行为是否遵纪守法为衡量好公民的尺度。他们对现有的社会秩序表示认同，并认为遵守法律的行为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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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进入第三种水平时，他的道德判断开始超越现有的法律。在第五阶段，人们开始承认某些法律比另外一些法律好。现实中有合情不合法的事，也有合法不合情的事。处于此阶段的个体仍坚信，为了维护社会和谐，人们应该遵守律法，但他们也会通过特定的程序寻求对法律的修正。柯尔伯格声称，这一阶段的人在尝试整合道德和法律时将面临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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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一个人达到了第六阶段，他或她的道德判断将建立在对普遍道德行为准则的信仰之上，当法律与道德准则相冲突时，个体将依据他/她的道德准则做出决策而不考虑法律。决定道德的将是个体内在的良心。柯尔伯格在本篇论文的研究以及以后的其他研究中均发现，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完全达到第六阶段。他最后认为这种道德推理水平只能在具有道义感的伟大领导者身上发现，比如甘地、梭罗以及马丁·路德·金等。柯尔伯格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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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动机层面可以用被试在论证道德行为时所提到的动机加以界定。六种动机水平是彼此独立的，每一种动机都对应一种道德发展阶段，具体如下：（1）被他人惩罚；（2）对物品的占有或得到他人的奖励；（3）受到他人的谴责；（4）被公认的权威斥责并伴有罪恶感；（5）所在群体的尊重和不敬；（6）自我谴责。（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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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柯尔伯格的道德阶段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各种水平的道德推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的。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柯尔伯格将不同年龄儿童对两难问题的回答，按道德水平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分类。图5—2概括了这些发现。很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更多地使用高级阶段的道德推理来回答问题。其他的统计分析表明，学会使用每一阶段的道德推理能力对于更高一级道德阶段的发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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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道德推理发展的年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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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柯尔伯格解释，打*号的7岁组的数据来自12名附加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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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引自实验研究论文的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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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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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柯尔伯格就他的研究结果所做的讨论中，他指出，这一新的概念体系阐明了儿童是如何主动地以一系列可预测的有序的阶段来对他周围的世界进行道德构建的。对儿童而言，这一过程不应被简单地视为成人通过口头解释和惩罚，将成人的道德准则同化和内化为儿童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儿童在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道德认知结构。按照这一观点，儿童不是在学习道德标准，而是在建构道德标准。这就意味着一个儿童在完成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道德认知建构前，是根本无法理解和使用第三阶段的道德推理的。同理，一个人除非已经经历而且建构了前四个阶段的内在道德模式，否则他是不会使用属于第五阶段的基本人权的概念来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稍后，我们将对柯尔伯格在该研究及其后续研究中所涉及的更深含义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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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意见及近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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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这一开创性研究以来的30年间，柯尔伯格对道德发展阶段论不断地拓展和修正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其中最常被引用的一种批评是，即便柯尔伯格关于道德判断的观点是正确的，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判断能被运用于道德行为。换言之，一个人心里想的和口头上说的或许不会反映在一个人的真实行动之中。很多研究已经证明，在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之间缺乏一致性。然而，另一些研究却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关联。与此有关的一种有趣的研究方向认为，柯尔伯格在确定某人是否将依据他或她的道德判断而行动时，情境因素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参见Kurtines，1986）。该批评显然有一定的道理，柯尔伯格也承认他的理论只适用于道德判断。但柯尔伯格指出，情境力量或许有时会改变道德行为的事实，但这并不能否认柯尔伯格所描述的道德判断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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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对柯尔伯格的工作的批评针对的是柯尔伯格道德推理六阶段的普遍适用性。这些批评者声称，柯尔伯格的六阶段论所提出的道德解释，只符合西方的个人主义社会。因此，它不适用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非西方文化（参考本书研究28，Triandis关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讨论）。为了捍卫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塞纳瑞（Snarey，1987）在27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完成了45项研究。在每项研究中，研究者都发现了他们的被试以相同顺序通过各阶段，没有颠倒现象的出现，而且第一阶段到第五阶段在被研究的所有文化中都普遍存在。不过有趣的是，在一些文化中（如中国台湾、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以色列等），某些道德判断无法纳入到柯尔伯格的六阶段中的任何一个中去，这些道德判断是建立在全社会的利益基础之上的。这种推理在美国被试中是无法找到的（参考本书研究28，Triandis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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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第三方面的批评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或许不能同等地适用于男性和女性。对此提出质疑的代表人物是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1982）。她认为，女性和男性思考道德问题时所用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她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与男性相比，在做出道德决策的过程中，女性更多地谈论人际关系、对他人的责任、避免伤害别人以及人们之间保持联系的重要性。她把女性道德判断所依赖的基础叫作关怀定向（care orientation）。基于这种性别差异，吉利根认为，女性之所以在柯尔伯格的测验中得分偏低，是由于较低的道德发展阶段中涉及更多人际关系问题（如第三阶段，它主要建立在形成人与人之间信任和忠诚的关系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吉利根认为，男性是基于正义而作出判断的，而这更符合柯尔伯格所提出的高级发展阶段。她主张，这些道德取向并没有优劣之分，如果女性被判定为比男性处于更低的道德水平，那只是因为柯尔伯格的道德阶段论存在一种无意的性别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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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大多无法为吉利根的观点提供证据。很多研究发现，使用柯尔伯格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发现在道德推理上存在性别差异。对此，吉利根承认，尽管女性能够使用所有的水平进行道德推理，但在她们的现实生活中，她们不会作出相应的行为。相反，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女性看重的是人际关系层面，这已经被研究所证实。一项研究表明，女孩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帮助另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她们在关于移情的测验上倾向于获得更高的分数（参见Hoffman，1977年针对性别话题所作的全面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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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伯格早期对道德判断的发展所做的研究不断被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所引用。不出所料的是，目前在法律和犯罪审判领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使用了柯尔伯格的理论模型。一项基于柯尔伯格理论的研究调查了妇女在怀孕期间酗酒对其孩子道德发展的影响（Schonfeld，Mattson & Riley，2005）。怀孕期间酗酒抑制儿童智力发育已有十分明确的证据，这项研究也发现那些在出生前接触酒精的儿童和青少年的道德成熟度低于对比组。根据柯尔伯格关于道德发展的阶段理论，当那些“接触酒精”个体正处于关注将自己的损失最小化时的初级阶段（如第二阶段），而对照组的个体已经发展到了关注他人和社会规范的阶段（第三阶段）（P.55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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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引用柯尔伯格理论进行的研究考察了儿童所提供的目击者证词的准确性（Bottoms等，2002）。一些3~6岁的儿童在母亲的陪同下参加一个游戏活动。一半儿童被告知不可以玩室内的某些玩具。然而，当研究者离开后，这些儿童的母亲就鼓动他们去玩那些“禁止”的玩具，但是告诉他们“要保密”。一段时间后，研究者开始询问他们是否玩过被禁止的玩具。结果表明，“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来说，被告知保守秘密的儿童比没被告知保守秘密的儿童隐藏了更多信息。而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来说，保密的要求对他们陈述的内容不会有什么显著的影响”（P.285）。很多时候，儿童被要求为成人违法或有害的行为保密。了解多大的儿童能够领会保密的含义并能保守秘密，对于在诉讼中儿童目击证词的使用可能起到重要作用（见本书中Loftus关于目击证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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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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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为科学领域内针对柯尔伯格的研究工作所展开的对话和争论持续至今（例如，Goodwin & Garley，2010），且明显呈现出继续下去的迹象。该理论的最终价值和重要性有待于人们做出更清晰的界定。但不管怎样，极少有关于人类发展的概念能像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那样，引发如此众多的研究、思考和争论。而该理论的社会价值似乎已在柯尔伯格1964年所做的一段陈述中有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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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任何道德教育的概念都认识到，父母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判断强加于儿童，但把道德教育主要限定在激发儿童自身道德判断的产生和对行为的控制却是可能做到的。我已经发现，有些教师劝诫13岁的少年不要作弊时是这样说的：“因为你抄袭的那个人的回答或许是错的，并且这样做的话对你没有任何好处。”这些少年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能提出更好的不作弊的理由……儿童很可能会抛弃那些低于他们道德发展水平的道德推理，他们同样也无法同化那些远远超出其道德发展水平的道德推理（P.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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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oms, B., Goodman, G., Schwartz-Kenney, B., & Thomas, S.(2002).Children’s use of secrecy in the context of eyewitness reports.Law and Human Behavior, 26, 28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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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igan, C.(1982).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developmen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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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win, G.P.& Darley, J.M.(2010).The perceived objectivity of ethical beliefs: Psychological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Review of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1，16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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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fman, M.L.(1977).Sex differences in empathy and related behavior.Psychological Bulletin, 84, 712-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