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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对柯尔伯格的工作的批评针对的是柯尔伯格道德推理六阶段的普遍适用性。这些批评者声称，柯尔伯格的六阶段论所提出的道德解释，只符合西方的个人主义社会。因此，它不适用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非西方文化（参考本书研究28，Triandis关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讨论）。为了捍卫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塞纳瑞（Snarey，1987）在27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完成了45项研究。在每项研究中，研究者都发现了他们的被试以相同顺序通过各阶段，没有颠倒现象的出现，而且第一阶段到第五阶段在被研究的所有文化中都普遍存在。不过有趣的是，在一些文化中（如中国台湾、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以色列等），某些道德判断无法纳入到柯尔伯格的六阶段中的任何一个中去，这些道德判断是建立在全社会的利益基础之上的。这种推理在美国被试中是无法找到的（参考本书研究28，Triandis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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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第三方面的批评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或许不能同等地适用于男性和女性。对此提出质疑的代表人物是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1982）。她认为，女性和男性思考道德问题时所用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她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与男性相比，在做出道德决策的过程中，女性更多地谈论人际关系、对他人的责任、避免伤害别人以及人们之间保持联系的重要性。她把女性道德判断所依赖的基础叫作关怀定向（care orientation）。基于这种性别差异，吉利根认为，女性之所以在柯尔伯格的测验中得分偏低，是由于较低的道德发展阶段中涉及更多人际关系问题（如第三阶段，它主要建立在形成人与人之间信任和忠诚的关系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吉利根认为，男性是基于正义而作出判断的，而这更符合柯尔伯格所提出的高级发展阶段。她主张，这些道德取向并没有优劣之分，如果女性被判定为比男性处于更低的道德水平，那只是因为柯尔伯格的道德阶段论存在一种无意的性别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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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大多无法为吉利根的观点提供证据。很多研究发现，使用柯尔伯格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发现在道德推理上存在性别差异。对此，吉利根承认，尽管女性能够使用所有的水平进行道德推理，但在她们的现实生活中，她们不会作出相应的行为。相反，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女性看重的是人际关系层面，这已经被研究所证实。一项研究表明，女孩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帮助另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她们在关于移情的测验上倾向于获得更高的分数（参见Hoffman，1977年针对性别话题所作的全面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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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伯格早期对道德判断的发展所做的研究不断被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所引用。不出所料的是，目前在法律和犯罪审判领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使用了柯尔伯格的理论模型。一项基于柯尔伯格理论的研究调查了妇女在怀孕期间酗酒对其孩子道德发展的影响（Schonfeld，Mattson & Riley，2005）。怀孕期间酗酒抑制儿童智力发育已有十分明确的证据，这项研究也发现那些在出生前接触酒精的儿童和青少年的道德成熟度低于对比组。根据柯尔伯格关于道德发展的阶段理论，当那些“接触酒精”个体正处于关注将自己的损失最小化时的初级阶段（如第二阶段），而对照组的个体已经发展到了关注他人和社会规范的阶段（第三阶段）（P.55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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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引用柯尔伯格理论进行的研究考察了儿童所提供的目击者证词的准确性（Bottoms等，2002）。一些3~6岁的儿童在母亲的陪同下参加一个游戏活动。一半儿童被告知不可以玩室内的某些玩具。然而，当研究者离开后，这些儿童的母亲就鼓动他们去玩那些“禁止”的玩具，但是告诉他们“要保密”。一段时间后，研究者开始询问他们是否玩过被禁止的玩具。结果表明，“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来说，被告知保守秘密的儿童比没被告知保守秘密的儿童隐藏了更多信息。而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来说，保密的要求对他们陈述的内容不会有什么显著的影响”（P.285）。很多时候，儿童被要求为成人违法或有害的行为保密。了解多大的儿童能够领会保密的含义并能保守秘密，对于在诉讼中儿童目击证词的使用可能起到重要作用（见本书中Loftus关于目击证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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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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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为科学领域内针对柯尔伯格的研究工作所展开的对话和争论持续至今（例如，Goodwin & Garley，2010），且明显呈现出继续下去的迹象。该理论的最终价值和重要性有待于人们做出更清晰的界定。但不管怎样，极少有关于人类发展的概念能像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那样，引发如此众多的研究、思考和争论。而该理论的社会价值似乎已在柯尔伯格1964年所做的一段陈述中有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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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任何道德教育的概念都认识到，父母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判断强加于儿童，但把道德教育主要限定在激发儿童自身道德判断的产生和对行为的控制却是可能做到的。我已经发现，有些教师劝诫13岁的少年不要作弊时是这样说的：“因为你抄袭的那个人的回答或许是错的，并且这样做的话对你没有任何好处。”这些少年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能提出更好的不作弊的理由……儿童很可能会抛弃那些低于他们道德发展水平的道德推理，他们同样也无法同化那些远远超出其道德发展水平的道德推理（P.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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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oms, B., Goodman, G., Schwartz-Kenney, B., & Thomas, S.(2002).Children’s use of secrecy in the context of eyewitness reports.Law and Human Behavior, 26, 28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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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igan, C.(1982).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developmen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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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win, G.P.& Darley, J.M.(2010).The perceived objectivity of ethical beliefs: Psychological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Review of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1，16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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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fman, M.L.(1977).Sex differences in empathy and related behavior.Psychological Bulletin, 84, 71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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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hlberg.L.(1964).Development of moral character and moral ideology.In H.Hoffman & L.Hoffman (Eds.), Re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1).New York: Russell–Sage Fan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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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tines, W.(1986).Moral behavior as rule-governed behavior: Person and situation effect on moral decision mak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78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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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nfeld, a., Mattson, S., & Riley, E.(2005).Moral maturity and delinquency after prenatal alcohol exposure.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66(4), 54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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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rey, J.(1987).A question of morality.Psychological Bulletin, 97, 20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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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第7版） 研究20 让你愉快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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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er, E.J., & Rodin, J.(1976).The effects of choice and enhanced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ged: A field experiment in an institutional sett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4，19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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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力”这个概念在心理学中看似微不足道，但它却是一个能对人类所有的行为产生极为重要影响的因素。我们在这儿所谈论的控制力并不是指控制别人的那种能力，而是指你所拥有的控制你自己生活和事件的个人力量。这种能力与你对自我力量的感觉以及在各种情形下个人选择的有效性有关。人们大多认为自己至少能控制其个人的意愿。生活中，你做过不少选择，有好有坏，正是它们引领你成为今天的你。也许你未曾认真地思考过这些，事实上你在生活中所做的选择比你想到的要多得多，你每天都在选择或决定自己的行为。当你的控制力受到威胁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负面情绪（生气、狂怒、愤慨），并会以某种行为来反抗，以此来恢复你的个性自由。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必须做某件事，你很有可能就会拒绝他，或是朝相反的方向去做，这已是太平常的事了。或者，反过来讲，如果我们禁止某人做某些事，他们反倒会觉得被禁止的活动比以前更有吸引力（还记得罗密欧和朱丽叶吗），这种反对任何限制我们的自由、阻止我们的愿望的倾向被称为“阻抗”（reac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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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控制个人环境的需要与人类本性同样重要，倘若你丧失了控制力，且再也无法将它找回来，你认为结果会怎样？你很可能会经历以焦虑、气愤、狂怒、沮丧、无助甚至是以生理疾病为形式的压抑状态。研究表明，当人们处在压力情境中时，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对这一应激事件能够有所控制，那么压力情境的负面影响就会减少。例如，在拥挤的电梯里，有人愿意站在靠近控制板的地方，那样他们会觉得电梯不那么挤，也不感到焦虑。不管他们是否掌控“逃跑”，他们认为自己比这个环境中的其他人更具有控制力（Rodin，Solomon，& Metcalf，1979）。另外一项众所周知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发现他有能力控制住一种紧张情况时，那他的压力会减少很多（参考Glass & Singer，1972）。例如，让被试暴露于突然的强噪音中，然后要他们完成问题解决的任务。其中一组被试不能控制噪音，而主试告诉另一组被试，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按压按扭以停止噪音。然后，又嘱咐他们如果可以不按压的话就尽量别按压。没有控制力的那组被试任务完成情况明显要比那些相信自己可以对噪音进行控制的被试差得多。另外，在后一组中实际上没有被试按压过按扭，所以他们暴露于噪音的时间与无控制力的那组被试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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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归结起来就是，当我们拥有控制力时，我们便是更快乐和更有成就的人。不幸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许多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他们丧失了这种控制力量，连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最简单的选择也会受到限制，这个生活阶段就叫作“老年”。我们许多人都曾听说过或直接接触过健康状况突然恶化的老年人，他们对退休和疗养院都十分警惕，因为这时他已经被当作一个老年人了。许多疾病如结肠炎、心脏病以及抑郁症等都与在疾病发生之前所产生的无助感、失控感密切相关。老年人进入疗养院后，他们必须忍受的最困难的转变之一就是，放弃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控制力，这便影响了个人对自己命运的选择。在我们思考这个研究之前，兰格和罗丁一直在研究控制力的问题，他们决定把这些观点放进真正的养老院环境里来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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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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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丧失了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往往会引起他的不快，并危害他的身体状况，那么提高人的控制力量就会有截然相反的结果。兰格和罗丁想通过增进一组疗养院老人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和选择权，来直接验证上述理论观点。以前人的文献和自己的前期研究为基础，他们预测如果给病人以控制感，将明显提高他们的心理警惕性、活动水平、生活满意度以及其他可测量的行为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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