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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特研究了赌博行为与控制点的关系。研究发现，经I-E量表测得的内控型个体倾向于对“有把握的事情”下赌注，且相对于小概率事件而言，他们更喜欢中等概率；相反，外控型个体更愿意在风险较大的赌博中下更多的注。此外，外控型个体在下注时更倾向于采用被人们称为“赌徒谬论”的异常方式（例如，即使实际发生的概率不变，但还是认为某个很久没有出现的数字“应该”会出现，从而在这个数字上下更多的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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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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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特引用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该研究用I-E量表选取了两组学生，一组为高度内控者，另一组为高度外控者。两组被试对校园里的男生联谊会和女生联谊会大体上持相似的态度。主试要求两组被试劝说其他的学生改变对上述组织的看法。结果发现，内控组被试比外控组被试做得更为成功。相反地，另外一些研究发现内控型被试更不愿在态度方面受他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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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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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控倾向似乎与自律存在相关。罗特提及的两项研究均发现：（a）吸烟者比不吸烟者更倾向于外控；（b）那些在1966年烟盒上出现有关吸烟危害健康的警示之后，成功戒烟的个体更多地倾向于内控，尽管不论是内控型个体，还是外控型个体，他们都相信这种警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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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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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相信自己的行动决定着自己的成就，那么从逻辑上讲，你应该比那些认为成功更多取决于命运的人有更强的成就动机。罗特对1000名高中生所做的研究表明，I-E量表中的内控得分与成就动机存在正相关。这些成就动机的指标包括上大学的计划、用于做家庭作业的时间、父母对子女的在校表现的感兴趣程度，等等。这些与成就动机有关的因素更可能从具有内控倾向的学生身上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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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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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特引用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所做的从众实验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在该实验中，主试让被试处于一个大多数人都认可同一个不正确答案的情况下，以判断被试的从众行为（参见研究38中阿希的从众实验）。主试允许被试对他们判断的正确性下赌注（钱由实验者提供）。在这样的条件下，与外控倾向的被试相比，那些具有内控倾向的被试更少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且当他们的判断与大多数人相反时，他们下的赌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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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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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特在论文的讨论部分提出了人们在内外控维度上存在个体差异的可能原因。他引用了多项研究指出，内、外控倾向的形成可能有三种潜在来源：文化差异、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异以及父母养育方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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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文化间，个体的控制点倾向存在一些差异。在美国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中，主试比较了三个不同的群体，即印第安人后裔、墨西哥裔美国人和白种人。结果发现，一般而言，那些具有印第安血统的个体最具外控倾向，而白种人最具内控倾向，墨西哥裔美国人在I-E量表上的得分介于二者之间。以上结果与被试的社会经济水平无关，表明在控制点方面具有种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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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特还引用了一些早期实验的研究结果，这些结果表明，即便在某一特定的文化中，控制点的倾向也与个体的社会经济水平有关。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个体具有更大程度的外控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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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养育方式被罗特视为是个体习得内、外控倾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虽然他当时并没有拿出用以支持该论断的研究证据，但他认为父母在教养孩子时所采取的奖励和惩罚的方式若常与孩子的表现不一致，或是让人难以捉摸，那么这将会导致孩子形成外控的倾向（稍后我们将对此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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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特总结了他的研究结果后指出，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可以让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控制点是一种在各种情境中一贯发挥作用的可界定的个体特征。而且，个体的内外控维度对行为的影响是使不同的人在面对同一情境时采取不同的行动。此外，罗特声称控制点可以进行测量，而且I-E量表正是测量这一指标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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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特作出了如下假设，那些具有内控倾向的个体（如那些坚信自己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较那些具有外控倾向的个体更可能会：（a）为了改进自己将来在一些类似情境中的行为而尽力从该情境中获取更多信息；（b）更主动地改变和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c）更加看重成就和内在技能；（d）更能抵御他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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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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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罗特编制了I-E量表以来，已有数百项研究检验了控制点与各种行为之间的关系。以下便是我们对这些涉及林林总总的人类行为的研究所作的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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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6年的论文中，罗特谈到了控制点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从那时起，许多其他的研究也做了相同的检验。在一篇对控制点研究的综述论文中，斯特里克兰（Strickland，1978）发现，内控型个体一般对自己的健康更加负责，且更可能采取健康的行为方式（如不吸烟以及养成更合理的营养搭配习惯等），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更关心如何避免意外事故。顺便提及的是，研究已经发现内控型个体一般应激水平较低，而且很少患有与压力相关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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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特关于教养方式与控制点存在相关的假设已经得到了部分验证。有研究表明，那些具有内控倾向的孩子的父母更有爱心，对孩子采取前后一致的、更加公正的奖惩约束，且更加注意教导孩子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具有外控倾向的孩子的父母，则更加专制和严厉，且不给孩子更多的自律空间（对这些发现的讨论参见Davis & Phares，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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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颇具吸引力的研究证明，控制点的概念有可能预示着社会性问题或灾难性问题。西姆斯和鲍曼（Sims & Baumann，1972）运用罗特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在亚拉巴马州死于龙卷风的人数会大大多于伊利诺伊州。这些研究者注意到：美国南部由龙卷风造成的死亡人数是中西部的5倍，进而他们着手追根溯源。他们一一排除了与物理因素有关的解释，如龙卷风的强度及严重程度（事实上，发生在伊利诺伊州的龙卷风更为严重），龙卷风发生的时段（在这两个地区夜间发生的龙卷风次数相等）、商用和民用房屋的建筑类型（这两个地区都采用了相似的建筑技术）以及安全警报系统的质量（即使是在两个地区都没有安装警报系统之前，亚拉巴马州的死亡率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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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了所有明显的环境因素之后，西姆斯和鲍曼认为差别可能源于心理变量，并提出把控制点概念列为一种可能的影响因素。他们采用I-E量表的修订版测试了伊利诺伊州和亚拉巴马州四个县的居民，这四个县经历过类似由龙卷风引起的死亡事件。他们发现，亚拉巴马州人的回答比伊利诺伊州人的回答具有更加明显的外控倾向。循着这一发现，并结合当地居民面临龙卷风时的行为及对他们对问卷中有关项目回答的分析，研究者得出了如下结论：内控倾向使个体在面临龙卷风时能存活下来（如内控者关注新闻广播或者会提醒其他人注意危险）。这是由于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在改变事件的后果上能发挥作用。在该研究中，亚拉巴马人被视为“更缺乏自信，更缺乏采取有效行动的信心。……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证据，那就是人格特征在决定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质量中发挥着多么积极的作用”（Sims & Baumann，1972年，P.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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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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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该篇论文在1966年发表以来，如果说已有几百项研究借鉴了罗特的“控制点”理论，那么这一数字也可能大大低估了实际情况。事实上，可能有几千项这样的研究！罗特的理论受到了广泛的信赖，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人们对内、外控人格维度的影响及效度的广泛认可。下面是曾引用过罗特开创性工作的大量新近研究中的一部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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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当我们讨论罗特对控制点的研究时，一个随之而来的话题便是被试的宗教信仰问题。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相信，有时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不仅符合他们的心愿，而且是合适之举。然而，根据罗特的理论，此举将预示着一种具有消极意义的外控倾向。不久前，有人在《心理学与宗教》（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Religio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阐述这一论题（Welton，et al.，1996）。研究者使用多种控制点量表和分量表分别评估了被试的内控点水平、知觉到的受有影响力的其他人控制的水平、受运气和上帝控制的信念等。结果发现，在“受上帝控制”维度上得分较高的个体身上也发现了与内控型有关的一些优点。作者认为，如果一个人经罗特量表测量具有外控倾向，但这种外部力量被认为是一种对至高无上的神灵（如上帝）的强烈信仰，那么他也就不太可能陷入由外控倾向带来的一些典型问题（如无助感、抑郁、低水平的成就动机、缺少谋求改变现状的动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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