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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贝姆需要证明这个量表测量的确实是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性别特征。为了确认这一点，她分别分析了男人和女人在男性化和女性化分量表上的平均分。你可以预期，结果应该是男人在男性化项目上的得分更高，女人在女性化项目上的得分更高。这正是贝姆在大学生被试身上发现的，而且这一差异达到了很高的统计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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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贝姆把被试按照前面讨论过的形式进行了性别归类，即男性化、女性化和双性化。她发现大多数人的女性化得分和男性化得分的差异都很小。换句话说，大多数被试是双性化的。表7—3呈现了在贝姆的研究中，男性化、女性化和双性化被试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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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 被试中男性化、女性化和双性化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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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被试数量=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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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改编自表7，P.161（合并了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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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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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姆文章中的讨论部分短小简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转述它的最好方法恐怕就是直接完整地从原文中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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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BSRI的出现和发展，能够鼓励性别差异和性别角色领域的研究者们去质疑那种只有性别角色典型化的人们才心理健康的传统观点，并转而关注这种更为灵活的性别角色观念对人类行为以及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当性别角色的硬性划分已经不再适用于这个社会时，也许双性化人这一概念会为心理健康建立一条更为人性化的标准。（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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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说明了贝姆的研究是如何改变心理学的。在其文章发表几十年后，西方文化逐渐开始认同“有些人是双性化的”，而且同时拥有男性化特征和女性化特征不仅不被人排斥，反而被认为是一种优势。更多的男人和女人开始从事或参加那些在传统观念中被视为“仅限于”异性的职业、业余爱好、体育活动和家庭活动。从女CEO到“家庭主夫”，从女消防员、女军人到男护士、男教师，从女性掌管权力到男性展现其敏感的一面，你会看到，性别角色和性别期望的转变在社会中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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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绝不是说文化已经对性别差异“视而不见”了。相反，对性别角色的种种期望仍会使我们对行为和态度的选择产生很大影响，而且性别歧视也依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总的来说，男性还是被认为处事果断，而女性则常常被认为感情用事；绝大多数飞行员都是男性（96%），而几乎所有牙齿口腔保健医生都是女性（98%）。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伴随性别分界的文化差异在不断减小，并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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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姆这一新的性别观念的影响下，大量研究开展了起来。正如先前讨论过的，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社会性别与生物性别相匹配”才能最好地适应生活。也就是说，男孩和男人应该表现出男性化的态度和行为，女孩和女人应该表现出女性化的态度和行为。然而，双性化的发现改变了这一观点，研究者们也开始探索男性化、女性化和双性化个体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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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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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研究显示，双性化的儿童和成人趋于拥有更高水平的自尊，而且在多样化的情境下适应性更强（Taylor & Hall，1982）。另一项研究指出，双性化人群更易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可能是由于他们能更好地理解、接受彼此间的差异（Coleman & Ganong，1985）。更多近期研究揭示，具有积极的双性化特征的人在心理上更健康、更快乐（Woodhill & Samuels, 2003）。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贝姆等人发展的双性化理论也经历了许多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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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者指出：那些双性化程度高的人之所以体验到心理上有优势，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表现出的是男性化特征，而非两种性别特征的平衡（Whitley，1983）。仔细想想，这是有道理的。很明显，许多传统的女性化特质，如依赖、自我批判、感情用事等都不符合社会期望。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那些具有更多男性化特质的人会受到更好的对待，从而逐渐比别人的自信和自尊水平更高。但是，并不是所有男性化特质都是积极的，所有女性化特质都是消极的。每种性别所具有的特质都包括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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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更为精准的双性化概念，它包括四个维度：受赞许的女性化；不受赞许的女性化；受赞许的男性化；不受赞许的男性化（见Ricciardelli & Williams，1995）。像坚定、自信、坚强被看作是受赞许的男性化性格特征，而专横、吵闹、苛刻都是不受赞许的男性化性格特征。就女性化来讲，有耐心、敏感、责任感强都是受赞许的性格特征，反之像神经质、羞怯、软弱等都是不受赞许的性格特征。所以，通过一个人在上述各种特质的分布，就可以推断他所属的性别类型：积极男性化、消极男性化、积极女性化、消极女性化、积极双性化或消极双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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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别特征根据积极和消极的性质进行更为细致的定义后，积极的双性化性格优势开始被推崇（例如Woodhill & Samuels，2003）。同时拥有最好的男性化和女性化品质的人，比那些仅拥有一种性别特征或结合了两种性别特征消极方面的人更全面、更快乐、更受欢迎、更招人喜爱、更灵活多变、也更爱自己。想象一下，把一个耐心、敏感、负责、坚定、自信、坚强（积极双性化性格）的人（男性或者女性）和一个神经质、羞怯、软弱、专横、吵闹、苛刻（消极双性化性格）的人进行对比，你就会更加清楚地理解这种对贝姆理论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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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姆在性别角色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她应用其理论和研究对性别不平等问题进行辩论，并在其1994年出版的著作《性别透镜》（The Lense of Gender）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近期，她又开始关注婚姻、家庭以及儿童抚养的复杂问题，并出版了《一个不寻常的家庭》（An Unconventional Family，1998）一书。在书中，贝姆用自己和前夫康奈尔大学著名心理学家达里·贝姆（Daryl Bem）生活的经验，来探究一对夫妻如何避免形成传统的性别行为预期，如何真正平等地对待彼此，如何把孩子抚养成为“性别观念解放”且具有积极双性化性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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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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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阅读本文时，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用来测试男性化和女性化的那些测试项目是否一直有效呢？也就是它们是否可以一直用于区分男性化人群和女性化人群呢？事实上，你可能已经并不赞同其中的一些测试项。毕竟这项研究是在几十年前进行的，而社会价值观对性别行为的期许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对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可能！”20世纪90年代末开展的一项研究选取美国南部一所中等规模的大学的学生作为被试，对BSRI的所有项目进行重新评定。结果显示，除了其中两项，其他测试项仍能在很大程度上区分男性化和女性化（Holt & Ellis，1998）。那两项特例——“孩子气”和“忠诚”——在BSRI中都是对女性化的描述，但在1998年的研究中，它们并没有被评定为对于女性（而非男性）更受期许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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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项研究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当选用美国东北部城市的一所大学的学生作为被试，对BSRI的测试项目进行验证时，结果出现了很大的差异（Konrad & Harris，2002）。研究发现：（1）女性被试认为，20个男性化测试项中仅一项（“阳刚”）对于男性来说更受赞许；（2）男性被试则认为，20个男性化项目中有13项受赞许的男性化性格特征；（3）女性被试只评出女性化项目中的2项（娇柔和轻声细语）对于女性来说更受赞许；（4）男性被试觉得有7项女性化项目对于女性来说更受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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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解释这两种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呢？一种可能是人们对性别的认同与地理区域有关。霍尔特和艾利斯的数据来自美国南部（还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城镇），而康拉德和哈里斯的测试者则来自于美国东北部（而且是一个大型城市）。作者认为的另一种可能是：研究中的被试可能已经“猜到了”研究目的，从而使他们的答案带有了一定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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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说，尽管要求被试对一种性别特征评分，但事实上仅仅指定性别作为测试目标这一点，就可能暗示被试该研究目的。既然有这种可能性，被试很可能会提供比真实情况更为平等的性别认同来表现积极的自我形象。（Konrad & Ellis，2002，P.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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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姆的工作对性征与性别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的工作为与性别有关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例如，有一项研究考察性别特征如何影响人们对处在领导地位的男女的看法（Ayman & Korabik，2010）。在诸多的影响因素中，研究者发现性别（部分地）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成为领导者。领导者大部分是男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印象里，在成为领导的人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男性化和社会主导性人格特征。另外，以任务为导向、更少表达情感的个体更有可能成为领导，而这些特质在男人身上更常见。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如果把群体的性别构成和特定的领导任务考虑在内，那么表现出双性化人格特征的个体更有可能成为领导者。这可能是由于双性化程度高的个体能更轻易地将任务导向和情感表达结合起来，而这正是使得许多领导工作更高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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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