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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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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医生研究构想的产生过程表明，对细微之处的仔细观察可能会引发科学上的重大突破。一次，弗里德曼医生请人为他候诊室里的家具重做皮套。做皮套的人说，沙发和椅子的皮套磨损方式很奇怪。具体说来，椅子的前沿比其余部分磨损得更快。这让弗里德曼医生想起似乎他的心脏病人常坐在椅子的边缘，这种现象促使他想知道他的病人（心脏病人）是否与其他科室的病人在某些重要人格特质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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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公司高层和内科医生的调查，弗里德曼和罗森曼发现，人们普遍认为长时间处于疲劳驾车、面临最后期限、竞争性环境以及经济受挫等慢性应激状态下的人，更可能患上心脏病。于是，他们决定对这些想法进行科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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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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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他们的早期研究和临床观察，两位心脏病学家提出了一套反映一种特定的外显（可观察的）行为模式的模型，或者说特质组合。他们相信这一特定的行为模式与胆固醇水平的升高密切相关，并最终导致冠心病（CHD）。这种被称为A型行为的模式包括如下特征：（1）一种要达到个人目的的强烈而持久的内驱力；（2）在所有情况下都有一种热衷于竞争的倾向；（3）一种想得到别人的承认和不断超越自我的持久的欲望；（4）不断卷入有最后期限的事务之中；（5）习惯于风风火火地完成各种活动；（6）心理和生理上的过分敏感（P.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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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紧接着提出了第二种被称为B型行为的外显行为模型，其特点与A型行为完全相反。这些行为的典型表现于不具备以下这些特征：内驱力、进取心、时间紧迫感、对竞争的渴望以及最后期限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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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和罗森曼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寻找符合A型行为模式和B型行为模式的被试。为此，他们联系了各种各样的大公司大企业的经理和主管，并向他们解释这两种行为模式，请求经理和主管从自己的同事中挑选那些最符合该行为模式的人。最终选定的两组被试由各个级别的经理主管和普通职员组成，全部为男性。每组83人，其中A组的平均年龄为45岁，B组的平均年龄为43岁。所有被试都完成了与该研究的目的有关的一些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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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研究者用访谈的形式来了解被试父母的冠心病（CHD）的既往病史，被试自己心脏问题的既往病史，每周的工作、睡眠和锻炼的时间以及吸烟、喝酒和饮食习惯。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还要基于被试的肢体动作、谈话语气、紧咬牙关、体态、急躁神态以及被试关于内驱力、好胜心和时间紧迫感的自我报告等指标，确定被试是否具有其所在组（A型行为或B型行为）行为模式的全部特征。研究者最终确定A组的83名被试中有69人充分表现出A型行为模式，而B组的83名被试中有58人被判定为完全符合B型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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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求所有的被试用日记方式记录自己在一周时间内的饮食情况。给每名被试分配一个编号，以便让他们在如实报告饮酒情况时不会感到为难。接下来，被试的饮食情况由医院中的一名营养学家进行归类和分析，该营养学家不了解被试的身份，也不知道被试属于哪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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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对每名被试进行抽血以测量他们的胆固醇水平和血凝时间。通过详细询问被试以往的冠状动脉健康状况以及标准的心电图数据来确定其冠心病的状况。这些心电图数据由罗森曼和另一名不参与该研究的心脏病学家分别进行独立解释和判断。除一例之外，他们的解释完全一致。研究者还检查被试的眼睛确定患有角膜弓的被试数量。角膜弓又称老年环，指的是由血液里的脂肪堆积而导致的在眼角膜周围形成的一个不透明环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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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概括一下弗里德曼和罗森曼的研究数据，看看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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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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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访谈结果来看，两组被试的行为好像与研究人员所勾勒的两种行为模式的轮廓非常吻合。A组被试长期为承诺、抱负和内驱力所牵制。而且，他们显然渴望在所有活动中都力争上游，不管是专业活动还是娱乐活动。此外，他们也承认有强烈的获胜欲望。B组被试与A组被试相比有非常显著的不同，尤其表现在缺乏时间紧迫感上。B组被试似乎满足于他们的生活现状，而且不愿追求多个目标，并避免竞争性的情境。他们很少关心升迁的问题，而且往往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与家人在一起以及参加非竞争性的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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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概括了两组被试在测验和调查中最具可比性的特征。表7—5概括了有关血液水平和疾病情况的测量结果。正如表7—4所示，两组被试在几乎所有被测量的特征上都较为接近。尽管A组被试在多数测量指标上略高于B组，但在两者仅在每天吸烟的数量以及其父母患冠心病的概率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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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A组和B组被试的个体特征的比较（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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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A组和B组被试的血液和疾病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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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你浏览一下表7—5中两组被试的胆固醇情况和疾病情况，两组之间的确存在非常有说服力的差异。首先，尽管从表中的全部结果来看，两组被试的血凝时间似乎并不存在有意义的差别。血凝速度与心脏病及其他脉管疾病有关。血凝时间越慢，患病的危险性便越小。为了更严密地进行统计检验，弗里德曼和罗森曼比较了那些表现出典型A型行为模式的被试的血凝时间（6.8分钟）和那些表现出典型B型行为模式的被试的血凝时间（7.2分钟）。结果发现，二者在血凝时间上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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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中所示的其他发现是非常明确的。A组被试的胆固醇水平明显高于B组。如果将典型的A型被试和B型被试进行比较，这一差异则会更大。A型被试角膜弓的发生率是B型被试的三倍，而典型A型被试的角膜弓发生率则是典型B型被试的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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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研究得以载入史册的最重要的发现是两组被试在临床冠心病的发病率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A组中有23名被试（28%）出现了明显的冠心病发病迹象，而B组中只有3名被试（4%）有明显的迹象。当研究者对典型A型被试和典型B型被试进行进一步检验时，研究所得到的证据变得更为可靠。A组中有发病迹象的这23名被试全部具有典型的A型行为模式，而B组中的这3名有发病迹象的被试则是其中非典型B型行为模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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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发现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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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隐含的结论是，A型行为模式是冠心病以及与此相关的血液异常的主要原因。不过，如果你仔细检查表中的数据，你会注意到对那些结果可以有其他的解释：一是A组的人报告其父母患有心脏病的人数更多。因此，或许是遗传而不是行为模式造成了两组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另一引人注目的差异是A组被试每天的吸烟量更大。今天，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吸烟可以引起冠心病。也许不是A型行为模式导致了这些结果，而是大量的吸烟引起了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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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和罗森曼在他们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时回答了上述两种潜在的质疑。首先，他们发现A组中吸烟少的被试（每天10支或更少）和吸烟多的被试（每天多于10支）患冠心病的人数一样多。其次，B组中吸烟多的被试多达46人，却只有两人有冠心病症状。作者根据这些发现认为，吸烟可能是A型行为模式的一个特征，但不是冠心病发病的一个直接原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研究完成于40年前，当时人们对吸烟与冠心病之间的密切关系还没有达到像今天这样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