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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概括一下弗里德曼和罗森曼的研究数据，看看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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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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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访谈结果来看，两组被试的行为好像与研究人员所勾勒的两种行为模式的轮廓非常吻合。A组被试长期为承诺、抱负和内驱力所牵制。而且，他们显然渴望在所有活动中都力争上游，不管是专业活动还是娱乐活动。此外，他们也承认有强烈的获胜欲望。B组被试与A组被试相比有非常显著的不同，尤其表现在缺乏时间紧迫感上。B组被试似乎满足于他们的生活现状，而且不愿追求多个目标，并避免竞争性的情境。他们很少关心升迁的问题，而且往往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与家人在一起以及参加非竞争性的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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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概括了两组被试在测验和调查中最具可比性的特征。表7—5概括了有关血液水平和疾病情况的测量结果。正如表7—4所示，两组被试在几乎所有被测量的特征上都较为接近。尽管A组被试在多数测量指标上略高于B组，但在两者仅在每天吸烟的数量以及其父母患冠心病的概率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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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A组和B组被试的个体特征的比较（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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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A组和B组被试的血液和疾病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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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你浏览一下表7—5中两组被试的胆固醇情况和疾病情况，两组之间的确存在非常有说服力的差异。首先，尽管从表中的全部结果来看，两组被试的血凝时间似乎并不存在有意义的差别。血凝速度与心脏病及其他脉管疾病有关。血凝时间越慢，患病的危险性便越小。为了更严密地进行统计检验，弗里德曼和罗森曼比较了那些表现出典型A型行为模式的被试的血凝时间（6.8分钟）和那些表现出典型B型行为模式的被试的血凝时间（7.2分钟）。结果发现，二者在血凝时间上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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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中所示的其他发现是非常明确的。A组被试的胆固醇水平明显高于B组。如果将典型的A型被试和B型被试进行比较，这一差异则会更大。A型被试角膜弓的发生率是B型被试的三倍，而典型A型被试的角膜弓发生率则是典型B型被试的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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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研究得以载入史册的最重要的发现是两组被试在临床冠心病的发病率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A组中有23名被试（28%）出现了明显的冠心病发病迹象，而B组中只有3名被试（4%）有明显的迹象。当研究者对典型A型被试和典型B型被试进行进一步检验时，研究所得到的证据变得更为可靠。A组中有发病迹象的这23名被试全部具有典型的A型行为模式，而B组中的这3名有发病迹象的被试则是其中非典型B型行为模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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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发现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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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隐含的结论是，A型行为模式是冠心病以及与此相关的血液异常的主要原因。不过，如果你仔细检查表中的数据，你会注意到对那些结果可以有其他的解释：一是A组的人报告其父母患有心脏病的人数更多。因此，或许是遗传而不是行为模式造成了两组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另一引人注目的差异是A组被试每天的吸烟量更大。今天，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吸烟可以引起冠心病。也许不是A型行为模式导致了这些结果，而是大量的吸烟引起了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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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和罗森曼在他们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时回答了上述两种潜在的质疑。首先，他们发现A组中吸烟少的被试（每天10支或更少）和吸烟多的被试（每天多于10支）患冠心病的人数一样多。其次，B组中吸烟多的被试多达46人，却只有两人有冠心病症状。作者根据这些发现认为，吸烟可能是A型行为模式的一个特征，但不是冠心病发病的一个直接原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研究完成于40年前，当时人们对吸烟与冠心病之间的密切关系还没有达到像今天这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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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母的既往病史导致了这一差异的可能性，“研究数据显示，A组有心脏病家族史的30名被试中，只有8人（27%）患有心脏病，而其余没有心脏病家族史的53人中，却有15人（28%）患有心脏病；B组中有心脏病家族史的被试有23名，但其均未表现出临床的心脏病症状。”（P.1293）需注意的是，现在更多的对该因素进行严格控制的研究已经证明冠心病与家族因素有关。不过，我们还不清楚遗传的究竟是心脏病，还是某种行为模式（例如A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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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的意义和后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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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和罗森曼的研究对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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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该研究是最早系统探讨并提出个体的某些特殊行为模式能大大地增加某些严重生理疾病患病概率的研究之一。这一发现提醒医生，对成功的诊断、治疗、干预和预防而言，仅仅考虑到疾病的生理方面或许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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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该研究开创了探索行为与冠心病关系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并且已产生了很多研究文章。A型人格及其与冠心病的关系已被提炼为如下要点：人们能够对心脏病高危人群的初次发病进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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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和罗森曼研究的第三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是，它对于开创和发展健康心理学这一行为科学分支功不可没。健康心理学家从心理因素在健康的促进和维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致病原因及其在医疗保健系统中所处的地位来研究健康和医学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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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特别重要的后续研究值得在此作一介绍。1976年，罗森曼和弗里德曼发表了一项历时8年的研究结果。研究中的三千多名男性被试在该研究开始时被诊断为没有心脏病，且具有A型行为模式。这些人患心脏病的概率是B型行为模式被试的两倍，更易遭受心脏病的威胁，其报告的冠状动脉问题是B型被试的五倍。然而，更为重要的可能是，A型行为模式能够在独立于其他诸如年龄、胆固醇水平、血压或吸烟习惯等预测源的情况下，预测人们是否会患冠心病（Rosenman et al.，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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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可能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A型行为模式会引起冠心病？”最为人们接受的一种理论回答是，A型行为者面对应激事件时，比非A型行为者的生理唤醒强度更高。这种极端唤醒状态致使身体产生过多的肾上腺素等激素，同时也提高了心率和血压。久而久之，这些对压力的过度反应会损害动脉，并进而导致心脏病（Matthews，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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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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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和罗森曼或合作或独立地继续进行人格和行为变量在冠心病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并在该领域中扮演着带头人的角色。他们的研究连同其他研究已经发展出一种新的领域“心脏病心理学”（cardiopsychology），主要关注心理因素在冠心病的发病、病程、康复以及应对机制中的作用（Jordan，Barde，& Zeiher，2001）。本节讨论的是他们的第一篇论文，该文以及他们的其他许多的近期研究已被很多国家的众多研究所引证。A型行为的概念已经被完善、拓展和应用到诸多研究领域。其中一些领域应用A型行为的概念是完全顺理成章的，而另一些领域或许会令你感到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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