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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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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汉招募了8个被试（包括他自己）来做假病人。这8个假病人（3女、5男）由1名研究生、3名心理学家、1名小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学家、1名画家和1名家庭主妇组成。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自己送进12所精神病院，这些精神病院位于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五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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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假病人都说相同的指导语：他们打电话到医院，并预约医生。到了医院后，他们说能听到“无意义的空洞”（empty）、“空闷的”（hollow）和“砰”（thud）等声音。除了这一个症状以外，所有被试的言行完全正常，并且给问诊者的信息都是真实的（除了他们为了隐藏研究目的而改变了自己的姓名和职业）。经过面谈，所有的被试被收入不同的医院。除一人外，其余均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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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进入医院，所有被试不再表现任何伪装症状，而且行为正常。被试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出院。直到他们分别说服医务人员他们心理很正常，才得以离开医院。所有被试都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最初，他们只是偷偷在记，但不久就发现这种隐藏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记录行为”本身被医务人员解释为他们疾病的另外一个症状。所有被试的目标都是尽早出院，所以，他们的行为表现像是模范病人，与医务人员合作，接受所有的药物治疗（但不把药物吞下去，而是扔到马桶里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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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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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假病人的住院时间从7天到52天不等，平均住院时间为19天。在此研究中关键的发现是：没有一个假病人被医务人员识破。在出院时，他们的心理状况被称为“精神分裂症缓解期”，记录在他们的病历中。他们还记录下了其他有趣的发现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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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医院的医生、护士和其他医务人员没能鉴别出假病人，其他真病人却不那么容易被欺骗。在假病人所在的三个医院中，118个真病人中的35人对被试表示怀疑。怀疑被试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他们这样评论：“你不是疯子！你是记者或编辑，你们是来检查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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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无论被试还是真病人）与医务人员之间的交流是很少的，而且常常是怪怪的。这个研究中，通过假病人做的一个试验：接近不同的医务人员，通过问一般的、正常的问题试图与他们进行言语交流（如，我什么时候可以康复？或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表8—1总结了他们得到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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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医生和工作人员对假病人所提问题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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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摘录自“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 ” Science，179：255-258，1973.再印版获AAAS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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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假病人提问获得来自主治医师的回应时，常常有类似下面的对话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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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病人：“劳驾一下，医生，你是否能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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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医生：“早上好，戴夫，你今天感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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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医生不等待进一步的反应就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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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研究中，与严重的人际交流缺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病人在药物方面从不短缺。这8个假病人在此研究中，医生共发给他们2100片药片，如前面所提到的，他们并没有吃下去。被试注意到，许多真正的病人也偷偷地把他们的药片扔到马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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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病人讲到的另一个奇闻是，一个护士在满屋子全是男病人的休息室门前，解开制服的扣子，调整自己的胸罩。根据被试报告，这并不是她有意挑逗，她只是没有把精神病人当成真正的人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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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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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汉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在医疗机构中，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也常常不能将正常人和精神病人区分开来。根据罗森汉的研究，这是因为过于强大的精神病院环境影响了医务人员对某一个体行为的判断。一旦精神病人进入这种机构，医务人员往往会忽视病人的个体性。固有态度是：“如果他们来这儿，他们就一定是疯子。”更重要的是，像罗森汉指出的“贴诊断标签”，即当一个病人被贴上“精神分裂症”的标签后，这个诊断就成为他的核心特征或人格特质。从标签被贴上并被医务人员知晓的那一瞬间，医务人员就认为病人的所有行为都源于诊断标签。因此，他们对假病人的日记缺乏关注和怀疑，只是把它当成精神病标签的另一个行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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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倾向于忽略病人的环境压力，而把所有的行为视为与精神病特质相关。这里有一个证明，它来自一个被试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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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精神病学家指着许多离吃午饭还有半小时就坐在自助餐厅外的病人，对一群年轻的住院医生说，病人的等待行为就是“精神分裂症”症状中“口唇需求”（oral-acquisitive）症状的本质特征。他似乎没有想到，在精神病院里除了吃饭，几乎没有什么事儿可做。（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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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那些诊断标签甚至还歪曲了对假病人的生活史的解释。请记住，所有的被试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都给予诚实的说明。下面是一个来源于罗森汉研究的例子，关于一个假病人对他自己历史的陈述，以及在他出院以后医生在报告中对此所做的解释。被试的真实成长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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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早期，假病人与他的母亲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与父亲有些疏远。然而，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与父亲成了亲密的朋友，而与母亲的关系变得冷淡了。他目前与妻子的关系亲密而融洽。除了偶尔争吵，冲突很少。孩子也极少挨打（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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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对这一段相当正常且清白的历史的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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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39岁的白人男子，在童年早期亲密关系方面显示了一个长时间的相当矛盾的历史。与母亲融洽的关系在青少年期变冷淡，与父亲关系的疏远则变得非常热切。缺乏感情的稳定性。他试图控制对妻子和孩子的情绪，但忍不住发脾气，打孩子。当他说他有几个好朋友时，让人感觉到一个相当矛盾的意识埋藏在这些关系中（P.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