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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假病人提问获得来自主治医师的回应时，常常有类似下面的对话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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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病人：“劳驾一下，医生，你是否能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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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医生：“早上好，戴夫，你今天感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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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医生不等待进一步的反应就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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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研究中，与严重的人际交流缺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病人在药物方面从不短缺。这8个假病人在此研究中，医生共发给他们2100片药片，如前面所提到的，他们并没有吃下去。被试注意到，许多真正的病人也偷偷地把他们的药片扔到马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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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病人讲到的另一个奇闻是，一个护士在满屋子全是男病人的休息室门前，解开制服的扣子，调整自己的胸罩。根据被试报告，这并不是她有意挑逗，她只是没有把精神病人当成真正的人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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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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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汉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在医疗机构中，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也常常不能将正常人和精神病人区分开来。根据罗森汉的研究，这是因为过于强大的精神病院环境影响了医务人员对某一个体行为的判断。一旦精神病人进入这种机构，医务人员往往会忽视病人的个体性。固有态度是：“如果他们来这儿，他们就一定是疯子。”更重要的是，像罗森汉指出的“贴诊断标签”，即当一个病人被贴上“精神分裂症”的标签后，这个诊断就成为他的核心特征或人格特质。从标签被贴上并被医务人员知晓的那一瞬间，医务人员就认为病人的所有行为都源于诊断标签。因此，他们对假病人的日记缺乏关注和怀疑，只是把它当成精神病标签的另一个行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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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倾向于忽略病人的环境压力，而把所有的行为视为与精神病特质相关。这里有一个证明，它来自一个被试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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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精神病学家指着许多离吃午饭还有半小时就坐在自助餐厅外的病人，对一群年轻的住院医生说，病人的等待行为就是“精神分裂症”症状中“口唇需求”（oral-acquisitive）症状的本质特征。他似乎没有想到，在精神病院里除了吃饭，几乎没有什么事儿可做。（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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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那些诊断标签甚至还歪曲了对假病人的生活史的解释。请记住，所有的被试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都给予诚实的说明。下面是一个来源于罗森汉研究的例子，关于一个假病人对他自己历史的陈述，以及在他出院以后医生在报告中对此所做的解释。被试的真实成长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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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早期，假病人与他的母亲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与父亲有些疏远。然而，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与父亲成了亲密的朋友，而与母亲的关系变得冷淡了。他目前与妻子的关系亲密而融洽。除了偶尔争吵，冲突很少。孩子也极少挨打（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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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对这一段相当正常且清白的历史的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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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39岁的白人男子，在童年早期亲密关系方面显示了一个长时间的相当矛盾的历史。与母亲融洽的关系在青少年期变冷淡，与父亲关系的疏远则变得非常热切。缺乏感情的稳定性。他试图控制对妻子和孩子的情绪，但忍不住发脾气，打孩子。当他说他有几个好朋友时，让人感觉到一个相当矛盾的意识埋藏在这些关系中（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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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没有迹象表明医务人员的任何曲解是有意的，他相信诊断（此例指精神分裂症），并且对病人的生活史和行为的解释与诊断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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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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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汉的研究震动了精神卫生专业领域，研究结果给出了两个关键因素：第一，它表明精神卫生机构不能将“心智健全”与“心智不全”区别开，正如罗森汉在他自己的文章中所讲到的：“医院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行为的意义很容易被误解。结果，住院病人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似乎无疑会对抗治疗”（P.257）；第二，罗森汉揭示了诊断标签的危险性。一个人一旦被贴上符合某个心理疾病的标签（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那个标签将掩盖他或她的所有其他特征。于是，所有行为和人格特征被看作是源于该精神障碍。这种做法最坏的影响是它可以变成自我证实，即当一个人在一段时间里被按照一定方式对待时，他或她的行为就可能开始变成被对待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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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汉的研究除了提醒人们在诊断过程中要格外小心，也使人们认识到给病人贴标签的危险性。随着住院病人的减少，该研究强调的问题也有所减少。住院人数的下降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抗精神病药物的发明和日益广泛应用引起的，药物的使用可有效减轻许多病人的症状，使他们能够在院外接受治疗，并生活在一个相对正常的环境里。与此并存的原因是社区精神卫生机构、危机干预中心和重视特殊问题且避免使用标签的行为疗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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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已经取消了诊断标签。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罗森汉的研究和其他相关研究，现在精神病标签的使用更加谨慎，而且人们对待标签时也充分考虑到它们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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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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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所研究和教学医院的医务人员在罗森汉的研究结果发表前听说了他的一些研究结果，并怀疑这些误诊出自他们医院。为了检验这一点，罗森汉通知该医院的工作人员，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一个或多个假病人将会试图住进他们的精神病院。每一个医务人员都被要求用10点量表对当前的每个病人是假病人的可能性进行评定。三个月之后，该医院共收治了193人。其中41人被至少一个医务人员很自信地认为是假病人；23人被至少一个精神病专家怀疑是假病人；19人被一个精神病专家和另一个医务人员确认为假病人。罗森汉（这个狡猾的家伙）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竟然没有派一个假病人去医院！“这个实验是有教育意义的”，罗森汉说，“它表明，当风险（在这里指声誉和诊断能力）很高的时候，将神志健全的人诊断为异常的倾向可以被反转。但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任何一个诊断过程，本身很容易出这么多错时，它当然不是一个会让人很信赖的诊断过程。”（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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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汉在1973年~1975年间，在12个医院重复了这项研究。每一次他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见Greenberg，1981；Rosenhan，1975）。然而，其他研究者对罗森汉得出的结论提出了异议。斯皮策（Spitzer，1976）认为，尽管罗森汉所用的方法表明心理诊断系统是无效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通过说谎，假病人进入精神病院并不困难，因为准许入院是基于他们的口头报告（而且谁会怀疑有些人会使用欺骗的手段进入这种地方呢）。同理，你可以进入一个急救中心说自己腹痛，可能你就被诊断为得了胃肠炎、阑尾炎或胃溃疡而住院。斯皮策认为，虽然医生被欺骗了，但诊断方法并不是无效的。另外，斯皮策还指出，尽管假病人在入院后的行为正常，但是这种症状的变化在精神疾病中是常见的，也并不意味着医务人员不能诊断出欺骗行为就是无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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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3年罗森汉的论文开始，有关心理诊断有效性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不管还在持续的争论结果怎样，毫无疑问的是，罗森汉的研究在心理学历史上成为最有影响的心理学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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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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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种持续性争论，我们将从众多应用罗森汉的研究、挑战由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制定的诊断标准有效性的研究中选取两个研究加以介绍。其中之一是托马斯·萨斯（ThomasSzasz）的研究。萨斯是一名精神病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已成为著名的精神病整体概念的批评家。他的观点是，精神疾病并不是病，而应该把它看成由社会和环境因素引起的“生活中的问题”。在一篇文章中，萨斯举例说明，一些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表现出来的“疯言疯语”“并不是诊断一个人心智不全的有效证据”，这仅仅是因为一个人（精神卫生专业人员）不能理解另一个人（病人）（Szasz，1993，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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