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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是本书中几个用动物作被试的经典研究之一。而该研究所引起的关于动物研究的伦理问题，可能比其他几项研究都要多。为了检验一种心理学理论，就要让狗忍受令其痛苦的电击（虽然没有身体上的伤害）。这种做法在伦理上是否恰当，是每个研究者和心理学学习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将在讨论塞里格曼的研究结果后再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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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被试是24只“杂交犬，它们肩高15~19英寸，体重25~29英磅”（P.2）。它们被分为3组，每组8只。一组是“可逃脱组”，另一组是“不可逃脱组”，第三组是“无束缚的控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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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逃脱组的狗和不可逃脱组的狗均被单独安置并套上狗套，这种套子与巴甫洛夫设计的实验装置相似（参见研究9中对巴甫洛夫实验方法的论述）；虽然狗受到约束，但并不是完全不能移动。在狗头部的两边各有一个鞍垫（panel），以保持头部面朝正前方。狗可移动头部，以挤压两边的鞍垫。可逃脱组的狗受到电击后，它可以通过挤压头部两边的鞍垫终止电击。不可逃脱组的狗与可逃脱组的狗一一配对（这是一种称为“匹配”的实验程序），然后在同一时间给每一对狗施加完全相同的电击，但不可逃脱组的狗不能控制电击。无论这些狗做什么，电击都将持续，直到可逃脱组的狗挤压鞍垫终止电击为止。这样就能确保两组狗接受电击的时间和强度完全相同，其唯一不同的是一组狗有能力终止电击，而另一组却不能。8只控制组的狗在实验的这一阶段不接受任何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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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逃脱组的狗和不可逃脱组的狗在90秒的时间里均接受了64次电击。可逃脱组的狗很快学会了挤压旁边的鞍垫来终止电击（既为它们自己，又为不可逃脱组）。24小时以后，所有的狗被放入前面所述的梭箱中，箱子两边都安装有灯，当箱子一边的灯光熄灭时，电流将在10秒种后通过箱子的底部。如果狗在10秒内跳过隔板，它就能完全避免电击。如果不这样做，它将持续遭受电击，直到它跳过隔板，或直到60秒钟电击结束。每只狗在此梭箱中进行10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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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根据以下指标对学习程度进行了测量：（a）从灯光熄灭到狗跳过隔板平均需要多长时间；（b）完全没有学会逃脱电击的狗在每组中所占的比率。另外，7天后不可逃脱组的狗在梭箱中再次接受10次额外测试，以评价该实验处理的持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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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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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4次电击的过程中，可逃脱组的狗用于挤压鞍垫并停止电击的时间迅速缩短；而不可逃脱组的挤压鞍垫行为在30次尝试后便完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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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表示了在梭箱中进行的全部实验中，三组狗逃脱所用的平均时间。记住，这个时间是指灯光熄灭到狗跳过隔板之间的时间。可以看出，不可逃脱组的狗与其他两组间的狗存在显著差异；但可逃脱组的狗与控制组的狗之间的差异无显著性。图8—2表示10次尝试中至少9次不能跳过隔板并避免电击的狗在每组中所占的比率。可逃脱组的狗与不可逃脱组的狗之间也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不可逃脱组中有6只狗在9次甚至全部10次实验中完全失败。7天后，这6只狗被放入梭箱中再次进行测试；结果，6只狗中的5只没能在任何一次试验中逃脱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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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在梭箱中成功逃避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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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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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在梭箱中被试未成功习得逃避电击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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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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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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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可逃脱组的狗与不可逃脱组的狗之间唯一的不同是：狗能否主动终止电击。因此，塞里格曼和梅尔得出结论认为，一定是这种控制因素导致了两组狗在梭箱中学习逃脱电击时表现出明显不同。换句话说，可逃脱组的狗在梭箱中能正常学会新技能的原因是，它们在前一阶段已习得自己的行为与电击终止之间存在相关。因此，它们能主动地跳过隔板并逃脱电击。而不可逃脱组的狗在前一阶段的行为与电击的终止毫无干系。因此，在梭箱中它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能终止电击，故不会主动尝试逃脱。正如塞里格曼和梅尔所预言的，它们习得了无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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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地，不可逃脱组的一只狗在梭箱中做了一次成功的逃脱。然而，在下一次试验中，它又恢复到无助状态。塞里格曼和梅尔对此的解释是，即便是在一次成功的经历之后，前一阶段的无效行为依旧阻止它们在新的情境（梭箱）中形成终止电击的新行为方式（跳过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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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里格曼和梅尔在后继的实验中报告了另一些有趣的发现。在第二项研究中，首先将狗放置在可逃脱的情境下，在此情境下，狗可挤压鞍垫以终止电击，然后将其转移到不可逃脱的条件下，最后将狗放入梭箱中接受10次实验。处于不可逃脱条件下时，狗不断尝试挤压鞍垫，并没有像在第一项研究中的狗那么快地放弃了尝试。而且，它们在梭箱中都成功地学会了逃脱和回避电击。这表明，一旦动物习得了有效的行为，随后的失败经历不足以消除它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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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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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塞里格曼也想做你可能已经在脑子里进行的事情：把这些研究结果应用于人类。在随后的研究中，他声称人类的抑郁发展与动物习得性无助的形成过程非常相似。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它们）都表现出被动、消极、坐以待毙、缺乏进取心、学习某些成功行为极为缓慢、体重减少和社会性退缩等行为。无助的狗和抑郁的人都认为从以往的特殊经历中习得自己的行为是徒劳的。无论狗做什么，它都无法逃脱电击；而人也有无法控制的事件，如爱人的去世、父母的粗暴、失业或严重的疾病（Seligman，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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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性无助导致的人类抑郁可以产生比抑郁本身更严重的后果。研究表明，许多老年人，像生活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由于各种原因而失去了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控制力，他们的健康状况比那些能保持这种控制力的老人差，死亡的概率也更大。另外，一些研究也表明，不受人力控制的应激事件在诸如癌症这样的严重疾病的形成中起重要的作用。一项研究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遭受丧偶、失业、失去威望等事件都将增加一个人的癌症患病概率（Horn & Picard，1979）。在医院里，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都希望病人能心平气和地配合医生，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运交到这些医学权威的手中。病人认为他们想要尽快康复，就必须完全听从医生和护士的指导。一位著名的健康心理学家曾指出，做一名“好的住院病人”意味着病人必然是被动的，而且必须放弃所有控制力。这其实是为病人创造了一种习得性无助的境况，此后即使控制力有可能对继续康复起作用，这些病人也已丧失了使用控制力的能力（Taylor，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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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芬克尔斯坦和雷米（Finkelstein & Ramey，1977）完成的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可作为习得性无助的进一步证据。研究者在所有婴儿床的上方架设旋转的可动装置（rotating mobiles）。有一组婴儿，其头枕着对压力敏感的（pressure-sensitive）特制枕头，以便他们可以通过转动头部来控制可动装置的旋转。另一组婴儿，其床的上方虽然有同样的可动装置，但它们被设定为随机旋转，不受婴儿的任何控制。可控制枕头组的婴儿每天有10分钟时间接触这种可动装置。经过两周，这组婴儿掌握了非常熟练的技术，通过转动自己的头使可动装置旋转。然而，更重要的发现接踵而来——后来实验者把不可控制枕头组的枕头全换成可控制的，并给予这组婴儿比第一组更多的学习时间，他们却全都无法学会控制可动装置。第一种情境下的经历已使这些婴儿了解到自己的行为是无效的，并且这种认识迁移到可控制的新情境下。对于可动装置，婴儿们已习得了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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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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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里格曼关于习得性无助的研究一直影响着当代的研究，并在许多领域引起争论。其他一些研究者致力于增加我们对个人控制力在生活事件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塞里格曼的观点与这些研究者的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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