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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囚犯到达监狱后，那些被分派充当守卫的被试对他们进行了搜身（见图10—2），脱光他们的衣服并用气雾喷雾器进行除虱。守卫们给每个“囚犯”发了以下物品：一件类似于罩衫的囚服，囚服上分别有四位数字的号码（这些号码将成为囚犯们在整个研究期间的代号）；橡胶拖鞋；需要一直套在头发上的尼龙袜（用来模拟大多数监狱中给囚犯剃光头的样子）；缠在脚踝上的加锁铁链（铁链并没有真的锁在什么东西上，只是为了提醒囚犯的身份）。津巴多指出，尽管这些程序与现实中的真实程序相比有所变化，但是这些程序背后的思想就是模拟羞辱、镇压，以及在真实监狱中囚犯的体验。这些囚犯每三个人被分在一个小囚室中，每人有一张简易床和一个薄床垫、一条毯子。三张简易床填满了整个空间，囚室里再没有空余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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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斯坦福监狱的“守卫”在对新来的“囚犯”搜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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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菲利普·津巴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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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与囚犯不同，守卫们不需要一直待在监狱里（毕竟他们没有被监禁），他们分为每组三个人，每组值8个小时班，不值班的时候他们仍然过自己的生活。他们领到了相同的监狱守卫制服、警棍（虽然不容许他们击打犯人）、反光墨镜（让他们看起来更有威慑力，而且外貌不太明显）。津巴多解释说他关于反光墨镜的想法来自保罗·纽曼（Paul Newman）在1967年主演的一部电影《铁窗喋血》（Cool Hamd Luke）（Zimbardo，2007）。这些守卫没有受过任何关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专门训练，而且仅仅被告知他们的责任是让囚犯们守规矩和维持监狱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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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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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心理学史上被最多探究、讨论和分析的研究之一。守卫们和囚犯们身上发生的人格和行为变化是如此地意义深刻且令人震惊。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总结那些复杂的研究发现，在表10—1中简要列出了被试的一些典型行为。在这里更笼统地描述了接下来的几天里“斯坦福监狱”中所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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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任何人的预料，这些囚犯和守卫身上的真正特性和人格似乎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被要求扮演的角色。在一天之内，“演戏”和现实生活之间界限就变得模糊，令人感到不安。正如津巴多在他的最初的研究中关于这些被试的描述（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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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真的变成了“囚犯”和“守卫”，不再能区分角色扮演和自我……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监禁的体验（暂时地）破坏了一生的学习；人类的价值被搁置，自我概念受到挑战，人类本性中最底层、最丑陋的病态面显露出来。我们觉得非常恐怖，因为我们看到一些男孩们（守卫）把其他人当作是卑劣的动物一样对待并且乐于享受那些残忍的行为；而另一些男孩们（囚犯）变成了卑屈顺从、失去人性的机器人，他们只能想到逃跑、自己个人的生存，以及对守卫们越来越多的仇恨（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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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得，这是一个由高水平的专业研究者开展的一项科学研究，而且它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参与的被试们，尤其是那些扮演囚犯的被试，似乎忘记了他们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大学生。他们随时可以直接退出研究，但是并没有这么做。在几天以后，许多被试申请假释或释放，但是当释放请求被驳回后，他们仅仅是沮丧而顺从地回到牢房。囚犯组的被试中有五个人的情绪崩溃和应激反应非常强烈，他们变得抑郁、无法清晰思考甚至绝食。因此，研究者不得不在研究开始的最初几天就让他们退出了研究（或更确切地说，是让他们离开了这个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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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守卫开始折磨囚犯，显然他们很享受由自己的地位所带来的权力。有些守卫不那么严厉，并且努力去保持公平，但是他们也一直没有干涉那些残暴专横的守卫，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从未提示实验者其他守卫可能超过了其角色的分寸。甚至津巴多本人也时常忘记他在负责一项科学研究，而是发现自己不自觉地进入“监狱主管”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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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 “囚犯”们和“守卫”们在“斯坦福监狱”研究中的行为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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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ey et al.，1973; Zimbardo，1972；Zimbardo，2005；Zimbardo，20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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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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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米尔格莱姆关于服从的研究（详见研究40）一样，津巴多开展的监狱研究在这三十多年来产生了全面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即便这不是不可能，但是要脱离研究的政治属性来讨论津巴多的研究结果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监狱改革都是最受争议的热点话题之一。在历史上，针对囚犯的系统化虐待是有文件记录的，而且这一情况延续至今。从津巴多开展研究的那个年代到今天，美国关于监狱暴动、叛乱、反叛、绑架及谋杀的历史充满了大量与斯坦福大学地下室所发生的那些事件类似的事情。美国监狱和拘留所中囚犯的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50万左右增加到2006年的220万人，这进一步加剧了虐囚事件发生的潜在可能（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2007）。美国在监人员的数量位于世界之首。而且，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监狱的教育改造目标基本上被废弃了（尽管罪犯教养所的名称还在广泛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惩罚目标和将罪犯与公众隔离的目标（称为剥夺其能力）。在1998年，津巴多和哈尼分析了自从他们在斯坦福的研究以来，监狱系统是如何变化的。这里呈现的是津巴多关于他们分析结论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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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采用惩罚和将罪犯隔离的内在模式，而不是其他一些可能会降低高累犯率的基本改造措施，这仍然是失败的社会实验。我们的分析显示，监狱的条件在我们研究之后的几十年里显著恶化，这是监狱政治化的后果。媒体的夸大其词让选民们担心犯罪，而政治家、检察官、地方检察官及其他一些官员则对犯罪采取强硬立场，以此来获取选民的支持（Zimbardo，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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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到这里，你可能在思考津巴多的监狱研究与过去15年中美国参与的中东战争中发生的一些事件之间的可能联系。一些高度报道的事件，尤其是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丑闻和关于古巴关塔那摩湾拘留营虐待拘留者的报道（参见Hooks & Mosher，2005；Keller，200），将“斯坦福监狱研究”重新带回公众关注的焦点。津巴多在其最近的著作《路西法效应：理解好人是如何变坏的》（The Lucifer Effect.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2007a）中，回顾了监狱研究并把他关于囚犯虐待的研究和评论从监狱拓展到人类罪恶这一更大的概念。我们不相信类似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可能会真实地发生，不相信任何人，尤其是自由、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可能会对其他人做出如此残酷的虐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像津巴多一样的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们试图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现象。正如一位研究这些虐待事件的作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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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们在寻找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来理解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发生的虐待事件。这些报告不再强调少数的“烂苹果”，转而质疑对于那些最底层士兵的惩罚。津巴多（1972）的研究在这些报告中很引人注意。他不同意“烂苹果”理论，而是主张是装苹果的木桶坏了。津巴多批评布什政府的“领导失败”，他着重指出那些对囚犯的虐待性审讯手段和严厉待遇得到了布什政府最高级官员和军队官员“由上而下的授权”（Hooks & Mosher，2005，P.1632~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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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自伊拉克、阿富汗、关塔那摩的一份份报告当中，我们听闻并从图片细节中看到守卫和审讯官对囚犯实施的可怕的虐待和折磨。而在所有的报告中，这些守卫和审讯官们就像津巴多监狱实验中的被试们一样，并不是虐待成性的、残忍的人。他们在本质上就是普通人，可能和你我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他们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这可能最终源于所有罪恶中最强大的情境力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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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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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之前提到的，津巴多原计划进行两周的研究，但是他在第六天的时候就终止了实验，因为这个模拟的监狱情境太强大了，而且以惊人的方式变成了现实。实验人员和随机指派的大学生们不复存在，他们逐渐成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变成囚犯、守卫和监狱长。这些角色的力量是那么地强大，以至于个人身份消失了，被试甚至是实验人员都难以意识到在“斯坦福”监狱中的行为是多么危险。以下是津巴多对于他叫停研究的决定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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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止实验不仅仅是因为暴力的持续升级和“守卫们”与“囚犯们”的敌对恶化，……而且是由于我自己意识到我自己所经历到的个人的转变。……我自己变成了监狱的负责人，而研究负责人的功能被置于第二位。我开始像一位严厉的机构负责人一样说话、走路和行动，我更多地考虑“我的监狱”的安全，而忽视了作为一位心理学研究者应当照顾的年轻人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关于这个情境的力量的最深刻的评估正是它改变我自己的程度（Zimbardo，2005，P.40；及Zimbardo，Maslach，& Haney，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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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07).Number of persons under correctional supervision.Retrieved February 4, 2008, from http://www.ojp.usdoj.gov/bjs/glance/tables/corr2ta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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