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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研究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并不是某项研究，而是由美国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一则发生在纽约市的暴力悲剧事件。1964年的一天，一位年轻女士凯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她经营的曼哈顿酒吧营业结束后返回公寓，她的公寓在皇后大街的一个安静的中产阶层居住区内。当她下车朝公寓方向走去的时候，她遭到一个持刀男人的恶意袭击。那男人刺了她好几刀，她大声喊救命。一个邻居从窗口大声警告那男人：“放开这个女孩”，歹徒正欲图逃走，但后来他又返回来将吉诺维斯击倒在地，并继续刺杀她。袭击仍在继续，女孩一直呼救直到最后有人报警。警察接到报警后两分钟便赶到了现场，但吉诺维斯当时已经死了，袭击者也不知去向。袭击行为持续了35分钟。警察在调查这一事件中发现，公寓周围共有38个人目睹了这一袭击事件，但最终只有一人报了警。一对夫妇（他们说他们以为已经有人报了警）把两把椅子移到窗前去观看这一暴力事件。杀害吉诺维斯的人温斯顿·莫斯利（Winston Moseley），现年将近70岁，至今被关押在位于纽约北部戒备最森严的监狱里。在他47年的牢狱生涯中，他提请的14次假释都被否决了。在最近的2011年假释听证上，他的假释再一次被否决，直到2013年他才能再次提请假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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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人能早些向吉诺维斯伸出援手的话，她也许就能幸免于难。这看上去似乎是邻居们漠不关心，没有试着阻止这场暴力事件，这令纽约市民和全体美国人感到震惊。人们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同时他们谴责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人们情感淡漠，谴责皇后大街的居民们，谴责人类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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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诺维斯的悲剧激发了心理学家的研究兴趣。作为科学家，他们不打算谴责谁，而是试图理解阻止所有的人对受害人伸出援助之手的心理因素。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有一个概念，行为科学家称之为“亲社会行为”，或者说是产生积极社会后果的行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内容包括利他、合作、抵御诱惑以及帮助行为。如果你目睹了某人需要帮助的紧急情境，有许多因素会影响你做出挺身而出并提供帮助的决定。纽约大学的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哥伦比亚的比勃·拉特内（Bibb Latané）就是两位研究这些影响因素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们把这种在突发事件中的帮助他人行为称为“旁观者干预”行为（而在吉诺维斯的案件则叫未干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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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经遭遇过真实的突发事件吗？与你在电视中看到的、报纸中读到的相反，突发事件并不常见。达利和拉特内估计，平均每个人一生中遇到的突发事件不多于六件。这既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好的原因显而易见，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当你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突发事件，而你又必须做出决定时，你却没有任何可利用的经验。社会要求我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要伸出援手，但通常的情况就像著名的吉诺维斯事件那样，我们没有这么去做。是因为我们经历那样的事件太少，以致使我们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是因为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感情冷漠吗？或者是因为人的本性本身就是冷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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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吉诺维斯谋杀事件发生之后，达利和拉特内分析了旁观者的反应。他们提出的理论是：正是由于观看事件的目击证人太多而降低了任何一个个体提供帮助的意愿。他们决定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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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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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可能会告诉你，在一件突发事件发生时，在场的旁观者数量越多，他们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大。达利和拉特内却提出了相反的假设：他们认为没有人前去帮助凯蒂·吉诺维斯的原因是存在一种被他们称为“责任扩散”的现象。也就是说，在突发事件中，旁观者越多，人们心里的某种想法就越强烈，即“有人会去帮助他（或她）的，我就不必去了。”你是否曾在繁忙的街道上看见过车祸，或者当车祸发生不久你恰好到达了出事地点？你很可能驾车驶离现场，并认为现在一定已经有人叫了警察或救护车，所以你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也这样做。但是，想象一下，假设你在荒郊野外，周围没有其他人，你遇到了同样的事件，此时你会有不同的反应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回答“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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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扩散的概念是本项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的挑战在于在一个可控的实验室情境中重新创设类似吉诺维斯事件情境，这样就可以操纵和系统检验各种变量。达利和拉特内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验证其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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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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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研究者不可能为了进行实验而重新创设一种与凯蒂·吉诺维斯谋杀案完全相同的情境。因此他们必须设计另一种与真实的突发事件非常相似的情境以便观察旁观者的干预行为。在这个实验中，达利和拉特内告诉纽约大学选修心理学课程的学生，他们两人对一些与大学生有关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想了解大学生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适应大学生活、城市环境以及他们正面临着什么样的个人问题。他们要求学生坦诚地与其他学生讨论自己的问题，但为了避免难堪和不愉快情况的发生，学生们单独待在相互隔离的房间里，彼此之间通过内部通信联络系统进行交谈。研究者还告诉他们，这种内部装置每次仅允许一名学生讲话。每位学生有两分钟的讲话时间，之后下一位同学的麦克风就会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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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隐藏了真实实验目的的设计，是为了能够从被试那里获得真实、自然的行为反应。这其中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把这些参与研究的学生分在三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第一组的被试相信他们仅仅能与另外一个人交谈；第二组的被试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内部通信系统与另外两个人交谈；第三组的被试被告知，他们可以与线上的另外五个人交谈。事实上，每个被试都是独自一个人，他们从“内部通话系统”中听到的其他的声音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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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实验组的人数已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要设计一些突发事件。研究人员决定非常逼真地设计一个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突发事件的癫痫发作场景。当被试们与其他“学生”在内部通信系统开始讲话时，被试听到的第一个说话者是男性，他提到他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学习和适应纽约的生活氛围方面，然后他又尴尬地补充说，自己有时候也会发作严重的癫痫，特别是在压力过大的时候。然后，便轮到下一个学生讲话。在第一组中，被试听完第一个学生的谈话后，就立即开始讲话。而在其他两种条件下，被试在讲话之前会听到一个或多个其他学生的说话声。被试说完后，又轮到第一个学生。这时候突发事件发生了。第一个学生一开始声音很正常，不久癫痫开始发作（记住，这完全是录音机里发出的声音）。达利和拉特内在后来的报告中引用了“癫痫发作”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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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想，我需要……有……如果有人……能给我一点给我一点帮助的话……因为我……现在真的有麻烦，如……果有人能帮助……我的话，那……太感激……了。我的癫痫就要发作……我需……要一些……帮助，如果有人愿意帮助我……（哽咽声）我要死了，帮……助癫痫……（哽咽，然后就无声了）。”（pp.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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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试来说，这很显然是一个突发事件。毫无疑问，那名“学生”正处在危难之中，需要立即得到帮助。为了分析被试的反应，达利和拉特内测量了每一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帮助危难学生的百分率（帮助行为指的是离开小房间，通知实验者有学生癫痫发作）。他们还测量了被试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时间和提供帮助所花的时间。研究者给被试4分钟的时间作反应，之后实验停止，研究者询问被试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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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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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的结果对研究者的假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随着被试认为共同在场人数数量的增加，能够迅速向研究者报告癫痫发作的人数百分比大大减少（见图10—5）。而在所有最终提供帮助的人中间，时间拖延总量也随旁观者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第一组被试平均的反应时间不到一分钟，而第三组被试的平均反应时间却超过了三分钟。报告突发事件的被试总人数在各组间也有显著的变化。在四分钟内，第一组被试百分之百地报告了突发事件，第二组被试中只有85%的人报告，而第三组被试中只有60%的人作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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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在当事人癫痫发作时，各种实验条件下迅速提供帮助的被试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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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引自P.380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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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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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凯蒂·吉诺维斯谋杀案这一现实生活事件一样，你也许会认为这项研究中的被试对癫痫发作者非常冷漠、令人心寒。然而达利和拉特内很快指出，第二组和第三组被试（或吉诺维斯的邻居们）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所有的被试都报告了在事件发生时，他们感到极度的焦虑和不适，还有人出现了紧张的躯体症状（如手发抖、掌心出汗）。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被试行为结果的不同一定与被试认为的在场人数的不同有关。别人的在场改变了你的行为，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社会影响”心理学原理的作用。很显然，社会影响在本研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仍然有疑惑，为什么其他人的在场会对我们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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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和拉特内声称已有证据支持他们的“责任扩散”理论。随着团体内人数的增多，被试在突发事件中采取行动的个人责任就减少了。对于第二组和第三组的被试来说，他们很可能会认为有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外，当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人们不仅仅感觉到责任的分散，而且会觉得如果不提供帮助所带来的内疚和良心责备也更少一些。在我们的文化中，帮助别人是积极的行为，拒绝或不肯帮助别人会带来羞愧感。如果在突发事件中只有你一个人在场，那么你不提供帮助所要承担的后果要比有其他人在场时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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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社会影响的另一种解释是心理学家称之为“评价恐惧”的现象。达利和拉特内认为，当别人在场时，我们没有去帮助当事人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害怕难堪或被嘲笑。设想一下，如果你有帮助别人的愿望，而别人并不需要或不想让你帮助时，你将感到多么尴尬。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我与一帮朋友在邻居家的游泳池内游泳，当我正准备从跳板上跳水时，我看见邻居13岁的女儿正躺在泳池的底部，我看了一下四周，似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个显而易见的紧急状况。她是溺水了还是在开玩笑？我无法确定。正当我准备大声呼喊并跳下去营救时，她懒洋洋地游出了水面。因为担心自己出错、害怕过度反应的尴尬，我犹豫了整整30秒。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类事情。问题是这些经历教给我们的是一种错误的东西：帮助他人的行为很可能使你看上去很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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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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