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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周不断昏迷和清醒，罗德尼以为自己在参与实验但其实根本就不是。现在他们在说他瘫痪了——这就是他动弹不了的原因。根本没有绑带，没有针。罗德尼抬起头看见根本没有东西绑着自己的手脚。他们在床单下一动不动。他想移动双腿，但感觉真的像被绑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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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尼听见他的姐姐和妈妈低声争论着什么。她们在说医生怎么不好，但这时罗德尼开始走神。好像他把她们留在房间，依旧谈论着床上这个长得像他的人。但他已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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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尼一直在想接下来要怎么生活。他们说他的腿没用了。他的腿一直是他的生命，他的全部。现在他完了。他们说他的余生要坐在轮椅上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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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让我死了呢？”罗德尼想不通，“为什么我还在这里？我不能这样活着。我不能，不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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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罗德尼也没告诉任何人他听到了这段对话，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了真相。他的家人试着保护他。他们告诉罗德尼他会好起来，会站起来，能走路，也许还能打篮球。他们一直对他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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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之前，罗德尼还跟一个朋友聊过。他们只是随便聊到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最坏的事情。她说是失明——她不能忍受什么都看不见。比起失明她宁愿死掉。罗德尼告诉她说发生在自己身上最坏的事应该是失去双腿。没有了腿，他就一无所有了。他谁都不是。他依赖双腿太久了。他的双腿让他走出贫民区，把他带进大学，给他带来了名誉和别人的尊重。失去双腿就等于失去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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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尼试着再次抬起头，最后再看一次这个房间，看看这一切是不是个梦。他在祈愿他回到了实验中。但他还是能听到说话的声音。他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但他听到他妈妈说：“天啊，天啊，我的宝贝，不。”她一直在重复着。然后他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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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和未知的自己面对面 应对策略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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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Coping）仅指用一种使你保持在正轨的方式来处理事情，实际上是一个程度相当轻的词语。但我们已经说了危机事件很难预料，康复以外还有可能收获积极的转变。我们来看看人们在遭遇困难挑战后的反应，可以按几个特征来分类：（1）对事件感到积极；（2）更加投入生活；（3）提高信心和自尊；（4）对未来感到乐观和希望；（5）改善人际关系和加深亲密度；（6）拥有复原力、更强的能力和适应性来面对以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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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这最后一个要素——心理复原力，实际上可能阻碍了那些这方面强的人享受成长的好处。因为这类人已经拥有较强的能力去处理问题和从不幸中复原，他们通常能够泰然自若地接受挑战，回归到原来的技能水平，而不必跳到更高的水平。这意味着实际上新鲜事物有一种学习效应，第一、二次你面对困难时也面临着量变的最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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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状态下，应对创伤的任何策略目标都不仅是使人减少痛苦，恢复到“正常”机能，还要追求潜在的成长和学习。这实际上是“积极心理学”运动的目标，近来越来越受到欢迎。这种方法不仅帮助人们应对机能障碍和失调，也促进量变从而使人达到幸福和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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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好不问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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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已经充分认识到，大多数心理健康专家都从弄清楚人们哪里有问题来入手，进而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采用精神病理学的诊断模式，辨别出衰弱症状、自我破坏行为、慢性疾病、心理疾病和失能紊乱等等。通常，医生会这样问患者：“你有什么问题？什么不对劲让你来这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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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康复或解决问题，最终目标是从这种经历中学到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据此增强生命的质量，并获取未来可依赖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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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临床医生常规问诊时，不仅会让病人讲述问题，也会让他们详述他们将事情处理得好的方面。我记得接待过一个女患者，她患上了一种比较严重的多型硬化症，表现为不可预料的症状。每周她都会有一些新的身体烦恼——失去平衡、面部麻痹、头晕、混乱和膀胱功能失调，每一个都毫无征兆地出现。她觉得无助极了。按道理她自然会想要讲述最近遇到的问题，但允许她这么做似乎只会让她更加沮丧和气馁。最终，我们约定她可以按意愿讲述她的问题，但这之前她得花十分钟时间讲那些生活中好的事情。这对她来说真的很难很难，但最终她学会平衡生活中抱怨和感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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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生活中好的方面而不是对那些失望、挫折和问题喋喋不休，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通常都很管用。即使被困难包围，在其中苦苦挣扎，寻找那些你一时能控制的事情，几乎都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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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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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和应对的策略通常分为两组：逃避型和行动型。逃避的方法有时候是可行的，让我们有机会内省、恢复、适应并以更舒服的步调前进。你还可以借此机会汇聚能量和梳理发生的事情，并计划下一步要做什么。这不是停顿不前，而是蓄势等待直到做好最佳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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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在否认和极度拖延的辩护中也同样有效。你一拖再拖，不计代价推迟行动，吞下苦痛，感到无力做出任何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内疚、深思和责怪都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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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多年以来都认为，鼓励人们谈论他们的创伤和复述经历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消防员、警察、士兵和急诊人员这些置身于暴力或死亡的负面影响的人士，几乎都被要求参与重大意外事故压力报告项目。这类项目的重点很明确，是鼓励心理可能受到创伤的专业人士讲述他们见到的可怕的事情。但结果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许多治疗中的假设，尤其是仅有5%的工作人员确实出现了症状。许多案例中，强迫工作人员讲述事故只会让事情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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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一些人从谈论烦恼的机会中收益，但这仅仅是在对他们有作用的节奏和情境的前提下发生，而不是被一些外力权威强迫。人们通常在被迫做某件没准备好或看不到价值的事情时都会抗拒。近来更多研究显示，可能根本不必去重述烦心事来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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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型包括做一些积极的举措。可以有很具体的任务，比如学习新的技能、增强灵活性、向他人求助和修复损伤。还可以关注和表达跟所发生的事件有关的感觉，弄清楚所经历的事情。这样一种主动的策略可能包括重新燃起对宗教或精神传统的热情、向治疗室咨询、参加一个支援小组、对家人朋友倾诉和以更积极的方式跟自己对话。选择哪种方法大多取决于你如何看待面临的情况，你是否真的相信事情能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善，或你是否觉得你必须做些什么来让事情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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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哪种情况，当前研究都达成共识并形成了一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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