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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三位治疗师的工作情况，他们都享有盛誉，却风格迥异。如果我坚持跟随他们中的任意一个进行治疗应该都会有所裨益，即使我与他们意见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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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车出了什么问题，比如机器过热，然后你把它开到很多个口碑好、为人老实且修车技术好的师傅那里，你大概会得到基本一致的诊断和解决方案——恒温器出了问题或者散热风扇坏了需要更换。但如果同时向这么多治疗师咨询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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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的是，尽管病人自己能解释治疗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们的解释也常常含糊不清、不如人意。一个病人在回忆起自身经历时，被问到这次治疗如何对她起到最大作用。开头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有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停车场的灯也没有开，他就送我到我的车那里。我记得他说了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一刻我的人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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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这太有意义了，你不觉得吗？但当被问到那个神奇的时刻，那位治疗师对她说了什么特别的话，以至于改变了她的生活时，她开始不太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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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天啊，我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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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跟那位治疗师提起这件事，他也同样想不起来了，这样就使得他得出结论，认为不可能推断出是什么对改变起了作用以及什么对人们的影响最大。确实，这也许很难且充满挑战，但并非不可能。自从你开始阅读这本书（任何生动的阅读都像一场对话），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冲出迷雾弄清到底什么在其中起了作用。尽管治疗师们坚持他们独有的方法最重要，却有很多的证据表明这些方法中所具有的共同点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将所有主要的理论模型都整理一遍，会发现它们每一个都强调特定的方面，且密切关注病人认为什么最有用，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意思的清单（参考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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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是什么对促进治疗中的改变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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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可以颠覆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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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任何一种治疗中哪些是重要的关键要素，大多数治疗师和临床工作者能够形成共识。那就是之前所提及的“基本要素”，包括了人际关系、希望的力量以及帮助人们通过诠释、说明以及挑战信仰以重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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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治疗中那些建设性的故事和与自己人生截然不同的人生故事具有很大的价值，然后有种观点则明显相反。布莱福德·齐尼（Bradford Keeney），经验治疗法的创新者，认为我们该走出“倾诉疗法”，而最好采取一种“表演疗法”，即在一场公映的戏剧中，每个参与者都会在其中扮演角色，比如演员、导演以及观众。齐尼说：“改变，从最根本上来说，需要一些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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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事物在抓住观众的眼球以及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对于治疗、旅行（见第8章）或其他引起转变的设定或场合均适用。但试想一下，治疗为何通常被塑造成强调一个稳固的、可预测的“可掌控环境”。疗程也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所以，你今天想要聊什么呢？”），又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下周同一时间？”）。参与者坐在同样的位置，选择同样的椅子，保持同样的姿势。这个过程被尽可能地“人为化”以及标准化，以满足管理型理疗的提供者以及“经验支持治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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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患者，他们会说自己偏向于这种可靠的安排。生活中充满着各种混乱和不确定，缺乏稳定和可预见性，治疗通常被设计成遵循特定模式的一次经历。实际上，如果办公室的某样东西摆乱了或计划有变，患者会受到明显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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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趣的是，如果治疗的目的确实是为了在最有效的时间内促进最大的、积极的改变，为什么我们却让一切保持一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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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常会在家庭办公室与患者见面。我们家正在修修补补，不太方便待客，因此我取消了一些会面。我联系了一个患者（另一位治疗师），想看看她对于我将我们的会面改在了另一个地点——一家不远处的当地咖啡馆里的一个私人包间有什么感受。对于这个安排，我个人觉得有点儿抱歉，但我还是努力说服自己，这会是一次有趣的经历。事实上，它的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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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那位患者后，我们沿着街道走，一路交谈，到达后坐在了一张大号椅子上，喝着卡布奇诺。我发现我们在开辟新天地，探索一些新领域，这很有趣。这突破了所有的治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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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的一周，我觉得在公众场合会面可能不是好主意，于是我建议在我家的餐桌上一起喝茶。我们又一次聊到了之前没说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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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周，我建议在后院会面，这又是另一个突破。但更有意思的是，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对这三次会面都历历在目，而其他会面则变得十分模糊。对此，我们分享的经验更加生动且强烈，因为它们发生在不寻常的地方。从那以后，我就想如果我们对每个疗程的场景、地点、结构、模式、节奏以及流程都做些改变的话，治疗会变得更加有效。设想一下，如果患者每次进入办公室，家具都被摆在了不同的位置，椅子是可移动的，墙上挂着各种各样的图片，或者某日房间里没有家具，只有一张瑜伽垫、一张蹦床、一个舞池或者儿童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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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可能有点儿异想天开，但你应该明白了我的大意：改变是通过新的行为获得的，而这通常发生在新奇的地方。当面临困境或者遇到新情况时，你被迫用新方法去解决问题，因为你以前通常用的方法并不是很适合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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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选择一个先知立场，”齐尼提议，“并宣告逃避到‘安全解释’是比懦夫和‘怪咖’更不负责任的行为。没有解释是安全的，它们通常都是毁灭性、冠冕堂皇且存在固有局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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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尼很久之前就开始采用土著治疗师的方法，为此他花了十年时间去学习和模仿。他将自己视为巫师或者“骗子”，主要工作是帮助引导一些充满变化的旅程，这些与交谈甚少有关联，更多与治疗的仪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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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次加入了齐尼在卡拉哈里（Kalahari）的这样一个旅行，看当代的治疗师能从土著人最古老的治疗方法中学到什么。这是我职业生涯最充满变化的经历，当与一位土著巫师探讨他的治疗方法时，他转过来对我说他知道我是一名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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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他是这样，然后他问我怎么工作。我们整个晚上都在跳舞、吟颂、摇晃——作为部落治疗仪式的一部分——以唤醒灵魂获得治疗的力量。我告诉他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做什么，如何就坐，还讨论了一些问题。巫师觉得这很滑稽，尤其是他得知我在工作时不生火、不跳舞、不祈祷也不放音乐时。当他知道整个社区在做治疗时都不会做这些时，笑得尤其大声，即使我试图解释加利福尼亚州南部（Sarthern California）的“社区”人口超过两千万，并不像他那世界上最荒凉的小村庄里只有144位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