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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概念的理解来自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工作。概念是思维的基础材料。概念帮助我们组织思维，对我们的经历做出恰当的反应。概念就是把我们知道的东西加以简化和归纳后得出的抽象信息。概念包含宽泛的信息和具体的信息。例如，土豆、胡萝卜和韭葱都是蔬菜，都可以烧来吃。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肥根芹菜是蔬菜，蔬菜这个概念就会告诉我们（大致上）该拿它做什么用了。概念是通过直接接触事物和实际情境形成的，也可以通过接触代表这些事物和情境的符号或记号（如文字）来形成。我可以通过吃、种和阅读来了解木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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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概念使得我们可以用符号来表示我们知道的东西，用一样东西代表另一样东西。于是，字母T可以代表语言中的一个音，而记号T则可以代表同样形状的某样东西：T型路口①、T型梁或T恤衫。对我们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有些概念比另外一些概念更有用一些（土豆比蔬菜或炸土豆条更有用些）。这些“基本概念”比那些看来应该高于或低于它们的概念，学起来要快得多。即便是这些具体的概念，也是出人意料地不准确或“不清楚”。胡萝卜肯定算是蔬菜，但番茄和南瓜可能就不算。有一种理论建议我们按一种原型，或一套特定的要点，把概念组织起来。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一个事物离这个原型越远，就越不容易学习、记忆和辨认。原型理论是有用的，它能揭示具体概念以何种方式影响我们的思维，但它在说明我们所使用的抽象概念方面则有不足之处，例如“才干”一词恐怕就没有明确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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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往认为我们有意识的心理在大多数情形下是受控制的。我们考虑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解决问题，并做出有意识的选择，像穿什么、吃什么或说什么。我们也会描述我们刚做完的事情并思考我们的行为、希望和恐惧。我们认为自己在有意识地思考、控制、检测自己的行为，这样做会使我们成为“有思想的”或“理性的”人类，而不像松鼠那样，被春天的温暖弄醒之后，“想都不想”就去寻找用来储藏的坚果。过去二十五年里，认知心理学家进行的研究已经表明，当我们思考时，许多不同的过程在表面之下进行着；他们的研究改变了我们关于思维（有意识的和逻辑的）性质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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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思维也不总是件有益的事情。经过长时间的练习之后，原先需要仔细思考的活动，如打字或驾车，就能自动展开了。在进行这类活动的同时还可以进行别的活动，如谈话或为假期制订计划。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做这些事情。如果你问一个专业打字员，某个字母在键盘的什么地方，他为了回答你的问题，就不得不做有意识的努力，还可能模仿有关的动作。如果需要，下意识的神经活动（有时）也会被带到意识中去。但是，有意识地思考那些已经可以自动展开的活动（换挡、下楼梯）是会引起混乱的。把它们归入下意识可能会提高效率，让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做这些事情，即使偶尔心不在焉付出代价也没什么———把冰冻的豌豆放到面包箱里，或者开车回家时忘了拐到邮筒边去。这样就可以让多余的思维能力去做更重要的事情。关于上述认知功能衰退的研究表明，当产生压力、疲劳和混淆时，功能衰退就会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停下来想一想”可以减缓功能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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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意识的心理活动肯定会影响我们，即便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解决问题的方案、创造性的想法可能不需要提前思考就会进入头脑里，比如某些记忆或知识被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暗示所激活，使我们能看到前进的新路子：怎么谈判一桩交易或怎么固定一扇破窗户。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也可以做出行动的决策而自己却没有觉察到。奥运会的短跑选手可以在发令枪响后不足十分之一秒里起跑，这时他们还尚未有意识地感知到发令枪的枪声。在人们意识到他们想行动之前，大脑活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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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盲点”的发现恐怕是更具戏剧性的。一次外科手术之后，一位半盲的病人说，在他视野中的某一部分他什么也看不见。然而，他依然能说得出，放在他视野中的这个部分的那盏灯，究竟在不在。他还能在凭运气的概率之上，区分移动的和静止的物品。尽管他认为自己是在猜，但是，这种“猜测”反映了他一直没有意识到的知觉。这么看来，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思维和有意识的反复思考并不同义。对我们来说，意识到自己正在思维可能只有在下面几种情况下才有用：当我们不得不做出困难的选择时（要不要换工作），当我们不能自行处理的事件发生时（车坏了，你束手无策），以及当意想不到的情感出现时（某人使你十分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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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思维、推理和沟通时所用的概念不必那么准确和固定。通常认为，这些活动若符合我们学过的规则，如逻辑和语法的规则，就会有成效。不过在实践中，它们的成效还取决于许多其他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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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使用你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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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就是运用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以便得出结论、解决问题、做出评判等等。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区别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推理。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辩证推理这三种推理对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有用。尽管这些推理为我们的理性提供了基础，但是它们依然明显受到心理和逻辑过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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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推理遵循正式的规则让我们得出结论，而结论又必然来自结论所依据的前提。从两个前提出发，一是“如果我在思维，那么我就在有意识地使用大脑”，二是“我正在思维”，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我在有意识地使用大脑”。若前提中的任何一个错了，结论也可能会错，但推理并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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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演绎推理的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了一些典型的错误，例如很难接受不受欢迎的结论（吸烟引起癌症），或者很难承认价值观念（所有的母亲都是仁慈的）已经改变。在思考与自己的意愿不同的情形时，我们特别糟糕，见专栏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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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1 错误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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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被问到这个问题：下面的推论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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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如果下雨，弗雷德就淋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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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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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弗雷德没淋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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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百分之三十的受试者答错了。从逻辑上讲，这个结论无法得出，因为前提并未指出若不下雨，弗雷德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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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加上第三个前提：“如果下雪，弗雷德就淋湿了”，犯错的比率就会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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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万斯，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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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知道前提是真是假的时候，使用演绎推理常会出错，因为我们的思维会偏向于增强已有的信念而不想接受与它们对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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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的思维常受制于许多不合逻辑却相当有用的偏见。你的一位朋友正坐在家里看足球赛。他跟你说，如果他支持的队胜了，他就去酒吧。结果他支持的队败了，于是你“合乎情理地”，尽管不是“合乎逻辑地”，到他家去找他（尽管他从未说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到哪儿去）。仅用演绎推理，并不能让你得出这个结论，但是你的“非理性”帮你见到了你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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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推理是科学领域依赖较多的一种推理。研究人员做了许多仔细的观察，然后才得出结论。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结论可能是真实的，虽然以后发现的信息有可能说明这些结论是虚假的。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使用归纳推理：“玛丽批评了我所说的，并立刻否定了我的论点”，“因此，玛丽是个吹毛求疵的人”。归纳推理让我们得出的结论，看来是基于我们自身经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倒也不会错。然而，这种概率思维可能是错的，不仅因为会出现不寻常和罕见的事件，还有许多别的原因。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疑惑的时候会设法查找符合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或怀疑）的信息（而不是通过更符合逻辑的、更有效的过程来找出信息，利用这种方式查找出的信息可能会说明我们是错的）。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可能是我的确犯了许多错误，而不是玛丽太挑剔。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的，“许多人以为自己在思考，其实他们只是在重新组合他们的偏见”。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总是在寻找自己期望的东西，而期望难免受感情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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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是很难的，常常把沉重的负担加在记忆上面。在实际中，我们用不少启发法，或约略的估计来指导思维。启发法能帮我们解决复杂的问题。例如，可得性启发根据想起有关例子的难易，来估计某种类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是容易想起，这一类事件就越显得可能。因此，打印机若是出问题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一下电源打开了没有。我通常犯的错，一下子都蹦到了头脑里，而这个简单的动作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因此，启发法解决问题的优点超过了它的缺点。它主要的缺点是，决定可用的（蹦到我头脑里的）东西的因素很多，比如信息是否是最近才想到的、是否特别形象生动或充满情绪，所有这些因素在逻辑上可能与问题并无牵连。因此，害怕飞行的人往往会过高估计发生空难的可能性，如果最近刚听到过空难的消息，那么他们的表现就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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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推理是评估相反的观点、进行批判性思维以辨别真伪或解决分歧的能力。它指的是思考时使用一系列推理技巧的能力，而不是指一种逻辑或科学方法。当某人的正确与否或要别人接受他的观点变得很重要时，他在心理上就会很难接受辩证推理。当人们是正确的时候（或站在胜方），自尊就会得到加强；当人们是错误的时候（或站在败方），自尊就会受到打击。许多心理因素干扰了我们以开放的头脑进行思维的能力，经验、情感及爱好就是其中的几个因素。为了辩证地进行推理，我们需要吸收和记住许多复杂的信息，并且需要不动感情地、批判性地分析问题。我们的情感和记忆给我们的推理能力设置了较大的限制。我们接收到的信息的“包装”也是如此。例如，在电视上以既浓缩又容易消化和记住的“原声摘要”方式宣传的政治信息，明显地干扰了批判性的思维。以消遣或娱乐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简化了的想法，很容易被人获取，即使一边心不在焉地看电视，一边做着别的事情，也不要紧。因此，思维也会被信息传达的方式所影响，而心理因素会增加思维和推理中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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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好的理论，用以解释和预测人类推理是怎么进行的，以及为什么充分模拟推理会那么困难。一个最有希望的可能是组建心理模式来表达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并根据这些模式评估效度或者评估从我们考虑的前提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因此，思维和推理过程取决于我们构建概念的内部表现的方式，以及其他思维工具，如意象和命题。这些过程如果有助于我们的活动，那么它们就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与它们的逻辑基础站得住脚还是站不住脚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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