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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有5个孩子的家庭里，公开的冲突不会受到鼓励，但父母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技巧调停两个女孩之间紧张的对抗。黛安娜说：“潜在的竞争压力无处不在，但从来不允许公开化。”相反，面对与姐姐无休无止的竞争，黛安娜学会了尽量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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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阅读欧洲的文学作品，比如《白痴》和《罪与罚》，但我从来不阅读英国作家的作品。这是因为贝思在剑桥大学读英语专业，那是她的地盘，所以，我远离英语小说。后来，大家不断告诉我应该读个学位，我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我不了解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不会为了与她竞争去攻读学位，我只想离她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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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孩也无法从父母身上学到合作，她们的妈妈反而积极地火上浇油。学舞蹈是黛安娜的一个逃避方式，这样她就躲进了一个姐姐不能也不愿意效仿她的世界。但是，当身体原因导致她无法跳舞的时候，她茫然若失，找不到原来那种对自己的强烈认同感。她姐姐一心要毁掉她所有的抱负，据此她养成了自我颠覆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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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断在想：我不需要与贝思竞争，因此我不需要学位。每个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唯独我看不到！在我挣不到钱、没有学位、没有房子、比不上她时，我设想她就不会忌妒我，或攻击我。她的好胜心太强，唯一不被打败的方法就是我低头认输。我柔弱、脆弱、失败，这就是我与姐姐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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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坐在黛安娜温暖的房子里讨论过去很久的事件时，她明显地表现出了愤怒、疯狂、混乱和害怕的感觉。对于哪些事情能够谈论，她很谨慎，不想让话题影响到家里的其他人。就像许多兄弟姐妹的关系让人痛苦一样，黛安娜小心翼翼地再次踏入仍然能够让她感到害怕和紧张的领域。她现在65岁左右，是一位苗条而吸引人的女士，过着一种充满文化气息和智慧的愉快生活。但这种生活来之不易，等于是在姐妹的交锋中火中取栗，而这个姐姐似乎总是想方设法要让她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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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和沉默的岁月可能会因和解和重新开始而改变，而且结果常常并不坏。贝思偶尔会邀请黛安娜跟她待在一起，但过后会告诉黛安娜要去外面请别人吃饭，而她却不够格陪伴客人。在她们的妈妈年老并且需要赡养的时候，她们之间的争斗再次兴起，而且跟童年的时候一样激烈，黛安娜感觉她越来越受到冷落和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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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去世本来应该促使她们暂停争执，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黛安娜参加葬礼时带来一位朋友，这一次姐姐没有说什么。她害怕的不是丧母之痛，而是她的姐姐。在后来的招待会上，这对姐妹再也没有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房间。此后近20年的时间她们也没有再见面，之后，她们也没有再说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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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之间的竞争因为她们的妈妈而加剧，这使得对抗成为黛安娜童年和大部分成年时间里的性格特征。并非只是在与她姐姐的关系中受到了伤害，她在与女性的关系方面也出现了问题，她对其他人心存戒备。如果接近某人，她就感到焦虑，不管是否受到攻击，她都会进行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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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要为其他人腾出房间时，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看法，”她告诉我，“我花了很多年才学会如何不在被迫妥协的情况下妥协。整个家庭的起伏不定使得我不可能想到去做真正具有合作性的事情，那种感觉就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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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朋友和伙伴的支持下，戴安娜完成了学业，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尽管如此，她感觉与姐姐的斗争或者说是对抗仍然历历在目。在我们谈话期间，我分辨不出她是出于信任我，还是为了反抗姐姐而与我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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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要感谢戴安娜，因为虽然有很多人急切地告诉我同胞竞争的故事，但很少有人愿意就此话题接受采访。这些感觉太危险、太尴尬，让人不舒服，有时甚至是丢人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成年之后的竞争跟他们童年时一样激烈，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兄弟姐妹之间在社交上、职业上或地理上彼此远离了。那种热情似乎在逐渐消失，但在父母去世的时候，它会重燃，因为事实证明财产分割这件事常常成为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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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戴安娜的姐姐贝思必须赢。类似地，在霍布斯家，哈里有当家中老大的强烈愿望，这就是说，当他离开时，整个家就会变得非常安静。虽然方式不同，但可以说哈里和贝思是争强好胜的人，这种性格特征被描述为“维持或增强自我价值感的一种方法，个人对不惜代价进行竞争并且要赢（以及避免输）的强迫性需求”。竞争欲望强烈的人在不合适的环境中也会竞争，因为每一次社交接触都代表着一次竞争权力、控制或操纵的机会，非赢即输。因为个人利益和自私自利压过了其他所有的顾虑，所以，有些研究人员也把这种性格看成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竞争心强烈的人只在别人输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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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素决定你的好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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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承认我父亲就是一个竞争心强的人。他生在得克萨斯州一个贫穷的家庭，东西从来就没有够用的时候，而他是家里三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他恨两个哥哥，很早就离开了家，很少跟他们联系，也没有参加他们的葬礼。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心中一直燃烧着一个渴望，那就是尽可能远离自己的家。这对他的职业发展很有好处，他决心证明自己的优秀。如果他遇到自己喜欢但不如他成功的人，他就会表现出藐视。因为吸引他的人是比他更成功的人，他那相对而言的失败感阻碍了他的所有的友谊。他是一个精明的谈判者，但对何时应该停止的判断力很差，他擅长达成目标，却有些胜之不武。他曾经雄心勃勃地在石油公司和州政府之间谈成了复杂的合同，不过他告诉我，不要追求一个可行的交易，而是要彻底地击垮竞争对手。或许对于他的雇主总想让他退休这件事，他是唯一一个感到吃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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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的争强好胜让他成为一个盛气凌人的人。这对我的职业生涯大有助益，因为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很有天赋，但目中无人。这种经历并不是某个行业特有的，这种人物在传媒业就跟在软件开发、风险投资和咨询行业一样随处可见。没有人愿意选择这样的老板，大多数员工一有机会就会走人。我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不少这种性格的人，因而学会了巧妙应对的办法，我擅长避免对抗，有技巧地顺从，但也深深地感到无奈。这些人恃才傲物，相比于建立持久的人际关系，他们更渴望胜利。我爱我的父亲，但我看到他陷入困境，受到孤立和排挤，而他对此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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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许多竞争心超强的人一样，他也有吸引力，甚至魄力超凡。竞争的能量和动力是充满活力和迷人的，但就像海妖的歌声引诱着其他毫无察觉的人，一旦撞到人际关系的岩石上注定会失败一样。因此，竞争心超强的人取得的成就常常是一时的，而且代价很高，表现为关系受损、机会错失和失去联系。因为我们认为有些成就高的人属于这一类，也就简单地推测竞争心超强的人总能成功，认为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但是，我们应当警惕这种偏见，这个世界并不会为竞争心超强的人唱赞歌，驱动他们的力量也会摧毁他们。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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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很特别，他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位有才气的实习生，是牛津大学的双科优等生，我称呼他为蒂姆（Tim）。蒂姆的哥哥也是牛津大学的双科优等生，但进入了金融行业。我被要求监管蒂姆第一部电影的制作，这让我感到有些困难，因为他向我清楚地表明不需要帮助。他对自己被安排为实习生很生气，虽然他很快就被接纳为同事，他需要证明自己，这种想法让他成为一个难以应付的伙伴。他分到了一个极好的拍摄主题，正如当时电视行业通常的做法一样，他还分到了一大群获过奖的电影技师，蒂姆没有理由不成功。然而，他粗剪出来的节目简直是一塌糊涂。后来，电影剪辑师解释了其中的奥妙。根据职员制作节目时的录音，显然蒂姆没有听任何人的意见和建议，反而十分坚持按照他要求的去做。最后，经验丰富的剧组人员不再出手相助，而是顺从他的每一个指令。他们停止合作，开始服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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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重新拍摄和重新剪辑之后，我尝试跟蒂姆解释问题出在哪里。他礼貌地听我讲，然后提出异议。他说他没有涉足过电视，没学过怎么做。许多年以后，我再次遇到了他。他仍然在影视行业工作，从一家公司换到另一家公司，每家公司最初都被他的才华所吸引，每家公司最后都认定跟他共事的成本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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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竞争，基本上是反社会的。然而，人们在竞争心强烈的人身上观察到了显而易见的成功，受此鼓励，许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此类人的动力与高产和高成就联系到了一起。他们争论道：只要一个人有一颗决心要赢的心，经济增长将会飙升，巨大的人类潜力就会得到释放。有些父母会像我祖父母一样有意增强孩子的竞争意识，希望这会让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坚强起来。戴维（David）和艾达·艾森豪威尔（Ida Eisenhower）就是这样养育他们的孩子的，老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 Sr.）也一样，他说过一句远近闻名的话，那就是他希望自己家中不要出现失败者。“生活就是战斗，”一对父母跟我解释说，“我的孩子越早学会取胜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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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渴望其他人失败的感觉很自然，而跟其他人愉快合作的能力却相反呢？或许由竞争心超强的人引起的戏剧性效果和刺激要比亲社会的行为让人感觉更真实、自然和可信。这是对自然选择的低级误解，但是，这种误解并不只与超级竞争、高成本和反社会的倾向有关，比如恃强凌弱、自恋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而是它不会与更高水平的成功联系在一起。为了能赢而变得道德败坏，并不能保证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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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人的竞争心超强而其他人则不会如此呢？在生物学家看来，主要的怀疑对象是在子宫中、青春期和成人时的睾丸素，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睾丸素水平在大脑发育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到成年时，我们每个人体内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水平的睾丸素，终其一生它会保持十分稳定的状态。人们发现，睾丸素水平较高的男人不太可能结婚，而是更可能离婚，并且不太可能接受更高的教育或赚到更多的收入。睾丸素有时与攻击行为有关，于是人们认为较高水平的睾丸素可能与对权势更高的需求相关。但是，大量针对此课题的研究未能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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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竞争表现出来的某些细节引起了某些人的兴趣。当被人挑战时，男人的睾丸素水平会上升，如果他赢了，睾丸素水平会再次上升，如果他输了，睾丸素水平会下降。也许它产生了一个激素反馈回路，那些需要权势的人会得到它，因此，就会更有可能也更加能够继续需求权势。女性则不同，在遇到挑战时，她们的睾丸素水平并不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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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关睾丸素最惊人的事实是，它与判断能力差和情商差存在关联。在由著名的孤独症专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监督进行的一个实验中，睾丸素被注射给女性，当时要求她们参与一个测试，即测量她们察言观色的能力，不出研究小组所料，睾丸素削弱了女性推断意图、情绪和其他心理状态的能力。进一步证实睾丸素水平高反而会对女性的社交智商产生消极影响。其他监控自然循环睾丸素的实验同样发现它会阻止移情作用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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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起人们兴趣的是观察睾丸素和合作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英国研究者尼古拉斯·赖特（Nicholas Wright）及其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志愿者被分成几组，有的组口服了睾丸素，而其他组得到的则是安慰剂。要求每个人结成对子工作，观看一个屏幕，期待目标出现的那一时刻。首先，每个参与者必须独立做出决定，然后，他们必须合作做出决定。研究人员非常肯定的是，协同决策更为准确，事实也是如此。但是，他们真正想解答的问题是：睾丸素是提高了合作的质量，还是降低了合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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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们发现睾丸素使得伙伴的合作能力大为降低。这一影响主要被归因于“自我中心偏差”：每个参与者更可能高估自己的意见，并且轻视伙伴的意见。从效果上看，睾丸素水平的提升使得参与者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更不可能与其他人共事，其结果就是他们无法从合作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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