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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37 为什么渴望其他人失败的感觉很自然,而跟其他人愉快合作的能力却相反呢?或许由竞争心超强的人引起的戏剧性效果和刺激要比亲社会的行为让人感觉更真实、自然和可信。这是对自然选择的低级误解,但是,这种误解并不只与超级竞争、高成本和反社会的倾向有关,比如恃强凌弱、自恋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而是它不会与更高水平的成功联系在一起。为了能赢而变得道德败坏,并不能保证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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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39 为什么有些人的竞争心超强而其他人则不会如此呢?在生物学家看来,主要的怀疑对象是在子宫中、青春期和成人时的睾丸素,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睾丸素水平在大脑发育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到成年时,我们每个人体内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水平的睾丸素,终其一生它会保持十分稳定的状态。人们发现,睾丸素水平较高的男人不太可能结婚,而是更可能离婚,并且不太可能接受更高的教育或赚到更多的收入。睾丸素有时与攻击行为有关,于是人们认为较高水平的睾丸素可能与对权势更高的需求相关。但是,大量针对此课题的研究未能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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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41 然而,竞争表现出来的某些细节引起了某些人的兴趣。当被人挑战时,男人的睾丸素水平会上升,如果他赢了,睾丸素水平会再次上升,如果他输了,睾丸素水平会下降。也许它产生了一个激素反馈回路,那些需要权势的人会得到它,因此,就会更有可能也更加能够继续需求权势。女性则不同,在遇到挑战时,她们的睾丸素水平并不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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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43 然而,有关睾丸素最惊人的事实是,它与判断能力差和情商差存在关联。在由著名的孤独症专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监督进行的一个实验中,睾丸素被注射给女性,当时要求她们参与一个测试,即测量她们察言观色的能力,不出研究小组所料,睾丸素削弱了女性推断意图、情绪和其他心理状态的能力。进一步证实睾丸素水平高反而会对女性的社交智商产生消极影响。其他监控自然循环睾丸素的实验同样发现它会阻止移情作用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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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45 最引起人们兴趣的是观察睾丸素和合作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英国研究者尼古拉斯·赖特(Nicholas Wright)及其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志愿者被分成几组,有的组口服了睾丸素,而其他组得到的则是安慰剂。要求每个人结成对子工作,观看一个屏幕,期待目标出现的那一时刻。首先,每个参与者必须独立做出决定,然后,他们必须合作做出决定。研究人员非常肯定的是,协同决策更为准确,事实也是如此。但是,他们真正想解答的问题是:睾丸素是提高了合作的质量,还是降低了合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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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47 结果他们发现睾丸素使得伙伴的合作能力大为降低。这一影响主要被归因于“自我中心偏差”:每个参与者更可能高估自己的意见,并且轻视伙伴的意见。从效果上看,睾丸素水平的提升使得参与者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更不可能与其他人共事,其结果就是他们无法从合作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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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49 我们可以看出睾丸素和激烈竞争之间存在联系,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的睾丸素水平会更高。这一差异说明了问题,但还不能完全解释实验之外的行为和真实生活的复杂性。我们不会也不希望看到有一天激素测试用到了面试或招聘之中。虽然有其复杂性,但有一件事情在科学上是清楚的,那就是单纯的生物学不可能对社会和心理过程的复杂互动作出充分的解释。不管是出生之前还是出生之后,激素水平本身无法解释个性,甚至最相信神经化学的研究人员也不再讨论父母依恋和环境的重要性。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简直是太多了,有几百个之多。气质、先前存在的行为、社会支持和文化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结果,而我们的研究一次只能确定几个要素。同一个家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会发育出不同的免疫系统,这一事实证明了所有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因素是经历,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和我们做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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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51 我们大脑的神经连接关键取决于我们一生的经历,但我们都明白,大部分的基础其实在幼年就已经打下了。一个实验对此进行了最生动的描述,实验中有一只小猫,它的眼睛被缝合上,这样在它出生头3个月里就是闭着眼的。这并非是故意的虐待行为,其目的是查明负责视觉认知的那部分大脑会如何发育。结果是惊人的:负责视觉的脑区没有发育。从大脑扫描成像中可以识别出清晰而且轮廓分明的差异,即大块的黑色斑点,表明这一脑区的神经回路没有发育。更重要的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小猫的大脑不会再改变。早年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已经固化了。这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实验既证明了大脑具有可塑性,也证明了经历对大脑的“雕刻”所达到的精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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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53 通过这一研究,神经科学家揭示出人类大脑的关键路径在哪个发育阶段形成。可以明确的是,不被使用的连接就会相继死去(如那只小猫的),而得到大量刺激的连接就会结合在一起。神经精神病学家艾伦·萧尔(Allan Schore)将其描述为一种“使用或失去的情境。同时激发的细胞会同时连接。不同时激发的细胞则会同时死亡”。从其研究中,萧尔得出的其中一个结论是:过多的焦虑会抑制细胞的发育,经历并解决冲突则让我们培育出合作所需的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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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55 TED竞争心理学:如何在巨头拼杀中生存 [:1701321111]
1701321456 吵架是学习合作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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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58 家庭是一个学习的环境,我们从家人那里学会揣度他人的思想。家庭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孩子们表现出竞争性的感觉,并以此了解冲突。家庭的重要作用并非减少争论和消极情绪,而是使之成为一个安全的场所,在这里大家能够接受挑战、获得理解,并用亲人间永不言弃的爱化解矛盾。这就是家庭晚餐的目的:不只是食物争抢的战场,还是从热情辩论的互谅互让和激烈交锋中学习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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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60 伊齐基尔·伊曼纽尔(Ezekiel Emanuel)目前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学伦理学家,他写了一本书讲述自己与弟弟拉姆(Rahm)和阿里(Ari)成长的故事,拉姆后来成为奥巴马总统的幕僚长,而阿里则是好莱坞的经纪人,据说是美国电视剧《明星伙伴》(Entourage)中的阿里·戈尔德(Ari Gold)一角的原型。在这个三兄弟之家的餐桌上,大家会热情、可靠地交流和诚实地争论,并且互相尊重。他们的争论有规则,即不残酷、无偏见、不犯傻,但可以骂人。伊曼纽尔描写的是许多兄弟姐妹共同的感受,他们回顾过去,称儿时的竞争对他们的社交能力、情感发育以及最终的育儿技巧影响颇深。家庭是他们首先体验到憎恨的地方,但也是他们学会如何处理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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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62 冲突不仅对大脑的发育至关重要,对情绪和社交的学习也很重要。儿童需要经历冲突,但他们也需要经历寻找解决办法的积极体验:有时会输,有时会赢,但总能历经磨难而生存。许多人认为:小时候的竞争让他们在成年之后更加亲密。然而,竞争欲望强的人从来没有这些体验,因为他们很快就能控制局面,而顺从他们的兄弟姐妹(比如黛安娜·威尔逊)的人也从没有体验过这种感受,因为他们非常擅长如何避免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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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64 有些父母的调解技巧是在家庭中锻炼出来的,与家人在一起的尝试证明:即使非常小的孩子在学习如何建设性地和创造性地解决矛盾方面也具有极强的能力。缺乏调解训练的父母倾向于更多地干预和裁断,他们的孩子更好争吵、苛求和自我开脱。在父母接受过调解训练的家庭,争吵更激烈,但孩子们变得更擅长解决问题,并能自行提出更富创造力的解决方案。在这样的家庭中,父母出手帮助,但不预设最终的结果,因为孩子们会学习自行解决,而且他们做得更好。实验证明,儿童通过互相学习和从父母身上学习亲社会技能的能力很强,而亲社会的技能是他们开展合作以及整合不同的利益、需求和观点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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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66 对同胞竞争做出的最具创造性的反应是反认同(de-identification),这个词是心理学家弗朗西丝·沙克特(Frances Schachter)新创的。为什么同一个家庭中的儿童,有一半的DNA相同,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这个问题让她很伤脑筋。举个例子说,为什么哈里必须为自己的体育活动失败寻找一个自身之外的辩解,而同样情况下,汤姆则会非常大方地认输呢?在研究了几百对兄弟姐妹之后,沙克特认为兄弟姐妹变得彼此不同是减轻竞争感的一种方式。她看到儿童为了避免争斗而会变得不同,特别是那些性别相同、年龄相近的儿童更为明显,她称之为“兄弟情结”(Cain Complex)。按照沙克特的说法,“反认同”是在维护家庭和谐方面进行的创造性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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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68 弗兰克·萨洛韦(Frank Sulloway)是一名心理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把兄弟姐妹比作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的达尔文雀,这种雀在进化论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十四种达尔文雀全部产生自同一个原种,大约200万年以前,其祖先就聚集在该岛。因此,达尔文雀成为极好的例子,表明了适应性变化是多么丰富和迅速。萨洛韦认为人类的兄弟姐妹与之类似,通过在家庭环境中学习什么能够引起注意、获得资源和尊重,从而变得越来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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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70 萨洛韦写道:“处理同胞竞争的策略和唤起同胞合作的策略属于主要的功能机制,它们可以确保适应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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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72 因此,原本生物学上的差异受到经历和出生顺序的影响,可能变得极端或适度。这既是一个影响大脑神经连接的生化过程(“神经塑造”),也是保护每一位家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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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74 萨洛韦认为:“‘小生境’的概念源自生态学领域,它说明了不同的物种如何利用其所在环境中的有用资源。家庭小生境的概念与此类似。为了获得父母身体、情感和智力的资源,同胞之间彼此会展开竞争。根据出生顺序、性别、身体特征和性情的差异,在家庭这个系统中,兄弟姐妹自行创造了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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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76 我们不想跟我们的兄弟姐妹争夺势力范围,所以,我们会认领还没有被他们占领的领域。萨洛韦指出,在寻求资源方面,头生子女总是最容易。在一定时期内,他们绝对拥有父母,不管他们的父母在后来的生活中如何力求公平合理,他们仍然会比晚出生的孩子多得到10%的关爱。通常他们还比晚出生的孩子在智商上平均高出3个百分点。萨洛韦认为,因为得到更多的照顾,而且没有兄弟姐妹与之竞争,家中第一个孩子倾向于与他们父母的兴趣和态度联系更加密切。这让他们对现状更加保守,更想维护,因为他们是占领者,现状充分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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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78 相比于最早出生的和最后出生的孩子,中间出生的孩子受到的关注总是较少。年幼的孩子接种疫苗的可能性要比年长的兄弟姐妹更小,每生一个孩子接种的比例会下降20%~30%,即使最好的父母努力做到公平,情况也是这样,何况或许做不到公平。因此,晚出生的孩子面临一个挑战:因为得到的关照和养育较少,以及家庭所采取的保守“立场”,年幼的孩子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以引起父母的注意,并获得资源。他们不会获得父母独有的关照,某种小生境已经消失不见了,而且因为较小和发育较晚,他们所能做的事情要比年长的兄弟姐妹少。能力上的相对不足迫使他们要成为更独特、更引人注意的角色。他们必须多样化,这就使得晚出生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和赞成新的、激进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思想。能力相对较弱也迫使他们更愿意合作,因为大多数晚出生的孩子很早就知道通过结盟会变得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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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80 萨洛韦用大量的历史数据来检验他的理论,比如哥白尼、牛顿和达尔文的科学革命。他指出,晚出生的孩子会采用和谋取新的激进立场,头生子女则选择更保守的立场,甚至是极为保守的立场,每个案例都是如此。他利用相同的观点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分歧:早出生的所持政见更传统和更温和,而年轻的同胞则会发起激进的行动。萨洛韦也对当今世界进行了研究,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也确认了同样的趋势。通过分析参加大联盟比赛中的同胞,比如乔和多姆·迪马吉奥(Joe and Dom DiMaggio)兄弟以及卡尔和比利·瑞普肯(Cal and Billy Ripken)兄弟,萨洛韦发现弟弟更经常偷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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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82 出生顺序的影响仍然有争议,但反认同(de-identification)不存在争议,而且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纳德四兄弟决定分别研究世界的不同区域:沙菲克(Shafeek)选择了南美,克莱尔(Claire)声称去中东,劳拉(Laura)重点关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留给四弟拉尔夫的是中国和远东,他们的研究范围覆盖了世界各地(显然,他们感觉没有必要选择欧洲,因为在学校里已经教得太多了)。与之类似,摇滚乐队莱昂国王(Kings of Leon)则由三兄弟组成:安东尼·福洛威尔(Anthony Followill)是乐队主唱,伊凡(Ivan)演奏鼓和打击乐器,而迈克尔(Michael)则弹低音吉他,他们的表弟卡梅伦(Cameron)临时补缺,顶替主唱和弹吉他。这个乐队是以他们爷爷的名字命名的,因此他们的努力和自豪感超乎寻常,这种感觉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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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321484 令人吃惊的是,同胞竞争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现象,并且有自己的术语,尽管兄弟姐妹之间的合作可以有很强的生产力和创造性,却没有太多的人研究它。很多家庭既培养出极富天赋的个人,也培养出合作者。沃卓斯基(Wachowskis)兄弟(后来哥哥变性,现为姐弟)拍摄了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和《云图》(Cloud Atlas),马里奥特(Marriott)兄弟创建了跟他们同名的连锁宾馆,克拉拉(Klara)和约翰娜·索德伯格(Johanna Soderberg)姐妹创建了急救箱集团(First Aid Kit),电台司令乐队的格林伍德兄弟(Greenwood)、勃朗特三姐妹(Brontes)、莱特兄弟(Wright)、伊曼纽尔兄弟……还有很多不为人所知却成效显著的同胞合作事例,它们证实家庭具有培养积极合作者的能力,他们的成功不是为了获得控制或独享成功。兄弟姐妹一起工作并且取得成功并不表示他们会非常平静、消极或相互讨好,事实恰恰相反。威尔伯·莱特(Wibur Wright)说,他喜欢弟弟奥维尔(Orville)的许多方面,包括奥维尔是一个“有益的吵架者”。他们经常激烈地争论,但在制作飞机时,却会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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