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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架是学习合作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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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一个学习的环境，我们从家人那里学会揣度他人的思想。家庭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孩子们表现出竞争性的感觉，并以此了解冲突。家庭的重要作用并非减少争论和消极情绪，而是使之成为一个安全的场所，在这里大家能够接受挑战、获得理解，并用亲人间永不言弃的爱化解矛盾。这就是家庭晚餐的目的：不只是食物争抢的战场，还是从热情辩论的互谅互让和激烈交锋中学习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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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齐基尔·伊曼纽尔（Ezekiel Emanuel）目前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学伦理学家，他写了一本书讲述自己与弟弟拉姆（Rahm）和阿里（Ari）成长的故事，拉姆后来成为奥巴马总统的幕僚长，而阿里则是好莱坞的经纪人，据说是美国电视剧《明星伙伴》（Entourage）中的阿里·戈尔德（Ari Gold）一角的原型。在这个三兄弟之家的餐桌上，大家会热情、可靠地交流和诚实地争论，并且互相尊重。他们的争论有规则，即不残酷、无偏见、不犯傻，但可以骂人。伊曼纽尔描写的是许多兄弟姐妹共同的感受，他们回顾过去，称儿时的竞争对他们的社交能力、情感发育以及最终的育儿技巧影响颇深。家庭是他们首先体验到憎恨的地方，但也是他们学会如何处理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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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不仅对大脑的发育至关重要，对情绪和社交的学习也很重要。儿童需要经历冲突，但他们也需要经历寻找解决办法的积极体验：有时会输，有时会赢，但总能历经磨难而生存。许多人认为：小时候的竞争让他们在成年之后更加亲密。然而，竞争欲望强的人从来没有这些体验，因为他们很快就能控制局面，而顺从他们的兄弟姐妹（比如黛安娜·威尔逊）的人也从没有体验过这种感受，因为他们非常擅长如何避免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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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父母的调解技巧是在家庭中锻炼出来的，与家人在一起的尝试证明：即使非常小的孩子在学习如何建设性地和创造性地解决矛盾方面也具有极强的能力。缺乏调解训练的父母倾向于更多地干预和裁断，他们的孩子更好争吵、苛求和自我开脱。在父母接受过调解训练的家庭，争吵更激烈，但孩子们变得更擅长解决问题，并能自行提出更富创造力的解决方案。在这样的家庭中，父母出手帮助，但不预设最终的结果，因为孩子们会学习自行解决，而且他们做得更好。实验证明，儿童通过互相学习和从父母身上学习亲社会技能的能力很强，而亲社会的技能是他们开展合作以及整合不同的利益、需求和观点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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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胞竞争做出的最具创造性的反应是反认同（de-identification），这个词是心理学家弗朗西丝·沙克特（Frances Schachter）新创的。为什么同一个家庭中的儿童，有一半的DNA相同，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这个问题让她很伤脑筋。举个例子说，为什么哈里必须为自己的体育活动失败寻找一个自身之外的辩解，而同样情况下，汤姆则会非常大方地认输呢？在研究了几百对兄弟姐妹之后，沙克特认为兄弟姐妹变得彼此不同是减轻竞争感的一种方式。她看到儿童为了避免争斗而会变得不同，特别是那些性别相同、年龄相近的儿童更为明显，她称之为“兄弟情结”（Cain Complex）。按照沙克特的说法，“反认同”是在维护家庭和谐方面进行的创造性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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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萨洛韦（Frank Sulloway）是一名心理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把兄弟姐妹比作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的达尔文雀，这种雀在进化论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十四种达尔文雀全部产生自同一个原种，大约200万年以前，其祖先就聚集在该岛。因此，达尔文雀成为极好的例子，表明了适应性变化是多么丰富和迅速。萨洛韦认为人类的兄弟姐妹与之类似，通过在家庭环境中学习什么能够引起注意、获得资源和尊重，从而变得越来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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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洛韦写道：“处理同胞竞争的策略和唤起同胞合作的策略属于主要的功能机制，它们可以确保适应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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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原本生物学上的差异受到经历和出生顺序的影响，可能变得极端或适度。这既是一个影响大脑神经连接的生化过程（“神经塑造”），也是保护每一位家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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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洛韦认为：“‘小生境’的概念源自生态学领域，它说明了不同的物种如何利用其所在环境中的有用资源。家庭小生境的概念与此类似。为了获得父母身体、情感和智力的资源，同胞之间彼此会展开竞争。根据出生顺序、性别、身体特征和性情的差异，在家庭这个系统中，兄弟姐妹自行创造了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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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跟我们的兄弟姐妹争夺势力范围，所以，我们会认领还没有被他们占领的领域。萨洛韦指出，在寻求资源方面，头生子女总是最容易。在一定时期内，他们绝对拥有父母，不管他们的父母在后来的生活中如何力求公平合理，他们仍然会比晚出生的孩子多得到10%的关爱。通常他们还比晚出生的孩子在智商上平均高出3个百分点。萨洛韦认为，因为得到更多的照顾，而且没有兄弟姐妹与之竞争，家中第一个孩子倾向于与他们父母的兴趣和态度联系更加密切。这让他们对现状更加保守，更想维护，因为他们是占领者，现状充分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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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最早出生的和最后出生的孩子，中间出生的孩子受到的关注总是较少。年幼的孩子接种疫苗的可能性要比年长的兄弟姐妹更小，每生一个孩子接种的比例会下降20%~30%，即使最好的父母努力做到公平，情况也是这样，何况或许做不到公平。因此，晚出生的孩子面临一个挑战：因为得到的关照和养育较少，以及家庭所采取的保守“立场”，年幼的孩子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以引起父母的注意，并获得资源。他们不会获得父母独有的关照，某种小生境已经消失不见了，而且因为较小和发育较晚，他们所能做的事情要比年长的兄弟姐妹少。能力上的相对不足迫使他们要成为更独特、更引人注意的角色。他们必须多样化，这就使得晚出生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和赞成新的、激进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思想。能力相对较弱也迫使他们更愿意合作，因为大多数晚出生的孩子很早就知道通过结盟会变得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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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洛韦用大量的历史数据来检验他的理论，比如哥白尼、牛顿和达尔文的科学革命。他指出，晚出生的孩子会采用和谋取新的激进立场，头生子女则选择更保守的立场，甚至是极为保守的立场，每个案例都是如此。他利用相同的观点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分歧：早出生的所持政见更传统和更温和，而年轻的同胞则会发起激进的行动。萨洛韦也对当今世界进行了研究，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也确认了同样的趋势。通过分析参加大联盟比赛中的同胞，比如乔和多姆·迪马吉奥（Joe and Dom DiMaggio）兄弟以及卡尔和比利·瑞普肯（Cal and Billy Ripken）兄弟，萨洛韦发现弟弟更经常偷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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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顺序的影响仍然有争议，但反认同（de-identification）不存在争议，而且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纳德四兄弟决定分别研究世界的不同区域：沙菲克（Shafeek）选择了南美，克莱尔（Claire）声称去中东，劳拉（Laura）重点关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留给四弟拉尔夫的是中国和远东，他们的研究范围覆盖了世界各地（显然，他们感觉没有必要选择欧洲，因为在学校里已经教得太多了）。与之类似，摇滚乐队莱昂国王（Kings of Leon）则由三兄弟组成：安东尼·福洛威尔（Anthony Followill）是乐队主唱，伊凡（Ivan）演奏鼓和打击乐器，而迈克尔（Michael）则弹低音吉他，他们的表弟卡梅伦（Cameron）临时补缺，顶替主唱和弹吉他。这个乐队是以他们爷爷的名字命名的，因此他们的努力和自豪感超乎寻常，这种感觉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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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惊的是，同胞竞争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现象，并且有自己的术语，尽管兄弟姐妹之间的合作可以有很强的生产力和创造性，却没有太多的人研究它。很多家庭既培养出极富天赋的个人，也培养出合作者。沃卓斯基（Wachowskis）兄弟（后来哥哥变性，现为姐弟）拍摄了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和《云图》（Cloud Atlas），马里奥特（Marriott）兄弟创建了跟他们同名的连锁宾馆，克拉拉（Klara）和约翰娜·索德伯格（Johanna Soderberg）姐妹创建了急救箱集团（First Aid Kit），电台司令乐队的格林伍德兄弟（Greenwood）、勃朗特三姐妹（Brontes）、莱特兄弟（Wright）、伊曼纽尔兄弟……还有很多不为人所知却成效显著的同胞合作事例，它们证实家庭具有培养积极合作者的能力，他们的成功不是为了获得控制或独享成功。兄弟姐妹一起工作并且取得成功并不表示他们会非常平静、消极或相互讨好，事实恰恰相反。威尔伯·莱特（Wibur Wright）说，他喜欢弟弟奥维尔（Orville）的许多方面，包括奥维尔是一个“有益的吵架者”。他们经常激烈地争论，但在制作飞机时，却会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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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是本能，合作是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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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认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故事中，”托尼·比卡特（Tony Bicat）告诉我，“母亲是它的中心，是她建立了这个家。她想给我父亲提供一个不受打扰的工作地点。爸爸是一位艺术家，他觉得我们在一起是有意义的。他们强烈地认为，要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家，让我们都生活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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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是三兄妹中的老大。今天再看他们三人，能明显看到血缘关系，不只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特征，比如鬈发和热情而沉陷的眼睛，他们说起话来也全都是平静而且深思熟虑的，对彼此和对世界是豁达的，而且他们都有强烈的好奇心。毫不奇怪，3个孩子长大之后都从事了艺术，而且是需要高度合作的戏剧、电影和音乐，这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人共事。让人吃惊的是：比卡特三兄妹描述他们的童年时，每个人都承认没有为争夺控制权而争斗，取胜也不会产生问题。托尼是电影制作人和剧作家，他知道母亲最宠爱他，其他人也都同意，但是似乎没有人特别在意，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天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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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娜（Tina）和我弹钢琴、拉小提琴，”托尼回忆说，“尼克（Nick）出生以后，显然他要么是个神童，要么就是很有天赋，这个从小他就表现了出来。如果比赛的话，我们显然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们从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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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家里的老小，我向来不是很擅长语言，”尼克·比卡特回忆说，“但我总是能用我的绝技赢得哥哥的尊重：我能从一楼的窗户翻出去，或者跳到楼下。当然，音乐对我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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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尼克·比卡特是一位获奖作曲家。他为好莱坞的电影、伦敦室内交响乐团、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菲利普·里德利（Philip Ridley）、戴维·黑尔（David Hare）、霍华德·布伦顿（Howard Brenton）谱曲，从电视版的《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到色情音乐剧《蕾丝》（Lace）都能听到他的音乐。如果没有合作者，他的作品就不可能存在，而他很早就从与家人的合作中深刻地学到了这一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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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最大，什么事情都比我懂得多。他聪明机智而且感觉敏锐。我想得到他的认可，想让他喜欢我做的事情，想要他快乐。我想要他喜欢我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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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娜在两个男孩之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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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随口就能讲故事，他很擅长这个，有时还会把我们俩加入故事。”蒂娜记得，“尼克精通音乐，而我要管的是道具和戏装。我要让场景看上去像真的一样。我们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在很早的时候就定了。这可能得益于我们有很大的空间，一个大花园。大人就在周围，但我好像没注意他们。只要我们需要，父母总是随时伸手相助。但是，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是自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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