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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机和因特网问世的初期，赖利会拆装计算机，并以此为乐。他自学建网站，并因此赚了一点小钱。高中之后，他考上了密苏里州立大学，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大学4年他就这么混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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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过一些人的故事，他们将计算机连接起来做出一些很酷的东西。这方面的事情似乎非常有趣。”他笑着告诉我，“业余时间，我决定研究一下，最终搞了一个学生项目，叫胡图图（HoToTo），名字起得有点傻，它的意思是半熊半人。我朋友和我去了一家大零售店的拍卖会，买了一些廉价抛售的旧设备，想试验一下。我和四五个伙计坐在地板上，拆开计算机，再把它们装起来，烧毁了几个电路，但还是让它们运转了起来，并装上了Linux系统。它就像是一个趴在硬木板上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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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舒伯特到密苏里看望家人，并决定顺便转转密苏里州立大学，他认识那里的理学院院长。在计算机实验中心的角落里，他发现了赖利，问他在忙活什么。他们交谈了一会儿，舒伯特就走了，赖利也没多说什么。第二天，院长却告诉赖利，舒伯特非常喜欢跟他的谈话，并问是否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舒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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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他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我当然会感兴趣！”赖利回忆道，“在这一年里，查尔斯费了不少劲把我弄到这里。甚至我没有拿到学位就开始在麻省理工工作了！幸运的是，事实证明我喜欢编程，但在来之前我没怎么做过。我确实担心自己的能力，我对脚本语言知之甚少，只了解一些循环程序，学过用C语言编程，只是研究了一本书而已。查尔斯和伊凡让我用不熟悉的Java语言。回想起来，我确实对自己能来到这里感到相当吃惊！如果当时我恰好不在电脑房里，我可能就永远碰不到他，也就绝不会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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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利的工作让舒伯特感到兴奋，不只是因为他做得很出色，还因为他的工作证明了舒伯特一直相信的事：普通人的才华要比人们想象或看到的多，他们只是需要伯乐。赖利有一位同事叫萨拉·邦纳（Sara Bonner），舒伯特发现她时，她一边上大学，一边担任行政助理。她过得不愉快，因为她好与人争辩，这样的名声使她在同事中间颇受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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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查尔斯带我出去吃饭，问我是否喜欢做软件开发！我说，你知道我不会编码，我只是写过几个Perl脚本。但他说没关系，他有一笔款项，只要我不在乎工资不高，他就可以教我。我说我不在乎任何钞票，只要它是绿的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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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了解到舒伯特已经观察她一年了，他对她在研究上的努力和用心准备印象深刻。这些正是他要寻找的特质。邦纳说她喜欢麦吉弗（MacGyver）那种人，这个人是一部电视剧中的男主角[2]，他能用日常生活用具解决复杂的问题，主要是利用布基胶带和一把瑞士军刀。这种智慧的思维和实用主义正是舒伯特需要的，他在萨拉·邦纳身上发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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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我不喜欢高谈阔论，但我在会议中与高级开发者交谈之后，吃惊地发现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查尔斯说我作为用户和程序员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就是不会因为反驳他的意见而不舒服。在我问一个问题之前，我喜欢知道可能的答案，这样我才能准备好谈话。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很多有创见的交流。我们不用来回攻击彼此，这又不是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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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贾斯廷和萨拉并非出色的竞争者，他们不擅长甚至没有兴趣猜测正确的答案，但都保持着对学习和探索的热爱，这是舒伯特所赞赏的特质。在他们求学期间，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能进入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里工作，或者表明贾斯廷会写出一篇有关软件开发的论文，并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把他们带到麻省理工学院的不是竞争性的教育体制。现在，他们取得成功的潜力则显露无遗，但最后眷顾他们的是幸运。设想赖利不巧去了浴室，或者邦纳不是那么好争论，情况会怎样呢？查尔斯不是神仙，他只是碰巧注意到了他们，碰巧帮助了他们，并且碰巧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但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成功取决于在每个教育阶段的竞争能力。对他们的父母而言，失败是持续、紧迫而可怕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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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不适应这个系统呢？如果你的孩子上错了学校，他现在就可能在什么地方用筐子装煤呢。”贝齐·拉波波特（Betsy Rapaport）告诉我说，“他们的人生已经被设定了一个进程图，读适当的学校，然后得到适合的工作，赚到恰当的工资，最后，你就会快乐，得到提升，直达管理的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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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了，但她让两个孩子顺利通过了纽约州教育体制的测评，现在，她则给很多孩子在大学申请阶段提供指导。从那些孩子及其父母身上，她看到了紧迫感，因为他们认为教育是一种永久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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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岁开始这些小孩子就在竞争！3岁时，为了进幼儿园，他们就开始接受训练和指导。幼儿园！他们的父母紧盯着他们，告诉他们如果不能进入这个幼儿园，就不会进入好的小学或中学，然后高中也会失败，他们的生活就会一败涂地。竞争从幼儿开始，而且越来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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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恐慌已经达到了面对流行病的程度，从而刺激了一类书的出现，这些书的目的就是提供建议，有时它们能起到缓解的作用，有时却是火上浇油，让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感到害怕、颤抖。不管你认为蔡美儿（Amy Chua）的《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是一个笑谈还是一个指导手册，该书对成功的描述明显触动了美国精神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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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成功带来的焦虑感已经高涨了几十年，但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已经将恐惧变成了可自我延续的歇斯底里。如果薪酬丰厚的工作为数不多，那么，光彩夺目的学历就显得至关重要，而教育的风险、成绩的代价也都很大。过去十几年以来，美国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欧洲，25~34岁之间的美国人的无业率一度超过了26%，这种情况发展得虽然缓慢，却是真实发生了。年轻工人是唯一一个工资下降的年龄组，因为他们在2013年的工资比2000年时还低。因特网、机器人和全球化淘汰了初级工作岗位，因此，要想出人头地，一流的教育显然是唯一的生存方法。你可以忘记逆袭的传奇了，现在，成败都取决于并只取决于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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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恐慌的每一种反应都会促生出几种竞争性的教育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孩子相互竞争，教师相互竞争，并且学校之间为了抢夺优秀的生源而狂乱竞争。因为预期新的特许学校会加剧市场竞争，那些落后的学校必须提升它们的竞争能力。但是，随着竞争市场成为常态，学校开始操纵这个体系，选择并留住进取心最强的学生，同时“劝退”那些成绩不达标的学生。竞争战略从不会提高每一个人的成绩（但所有取得最好业绩的学生能完成学业）。相反，竞争加剧了每个学生对自己的恐慌和绝望，使得他们不得不独辟蹊径，以便可以穿越这个危险的教育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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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孩子取得竞争的胜利，父母会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住在波士顿时遇到了一对父母，当了解到一家小学在新生筛选过程中使用红绿灯游戏时，他们就花了几个小时训练5岁的女儿做这个游戏。我知道父母喜欢将他们的孩子送到不太注重数学成绩的学校，为的是让他们不擅长数学的孩子能够胜出。有些大学更看重高平均分数，而不是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有些父亲会考虑将他的儿子送到一家他认为教学水平不高的大学，因为这里更容易得高分。其他父母则采取更普遍的做法，为了让孩子能进入特长班，直接聘请家庭教师，而且常常教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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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有关上学的战略性决定之外，还有关于体育和乐器的战略性选择，它们在简历中是否最特别，也需要三思：竖琴会比萨克斯管更独特吗？一个吹短笛的男生会比较容易赢得学校管弦乐队的席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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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入校，学校很快就会按照资优特长项目的考试成绩将学生划分为有前途的和明显没有前途的。天赋是否能被测量似乎本身就值得怀疑。专家认为现有测试都不可靠，而且有证据表明（4岁孩子参加的）测试会错失至少1/3最有天赋的学生。此外，考前辅导行业会造成评测结果的扭曲：为了确保获得高分，像纽约的聪明孩子（Bright Kids NYC）等辅导公司会针对空间想象力和序列推理能力等方面对孩子展开训练，发放培训书籍，并用几小时的时间培训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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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测试每发生一次改变，对它的需求就会大增。”聪明孩子的创始人比奇·多鲁克（Bige Doruk）如此说。她不认为考前辅导、教练和培训课程会扰乱评测结果。“这不是正不正确的问题，它关乎竞争。为了孩子，父母总是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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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至2012年的5年之内，纽约能有资格进入资优特长幼儿园的儿童数量增加了一倍。没有人认为这一增长是由于聪明的孩子突然多了起来，相反，它是父母及其孩子为竞争而拼搏的结果。因此，到了2013年，由教育档案局主持的ERB测试被修改[3]，这是主要的测试之一，但修订版出来没多久，新的教材和课程就上市了。考试和考前辅导越来越大的影响使得有些学校更喜欢心理学家的评定，但这样一来，促使某些家长要想方设法寻求如何能获得心理学家的好评，从而让他们的孩子更容易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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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并非将儿童分成三六九等的唯一方式。按学生的兴趣或能力可以将不同进度的学生分到各个班，这叫作“同质分组”。这种方法基于一种教育理念：某些孩子学习数学不费劲，或者阅读速度比其他学生要快，学习慢的理应给予更多的时间，而学习快的不应被他们拖了后腿。在分轨制中，孩子得出了一个更简单的信息：你要么是学习快的，要么是学习慢的；要么是聪颖的，要么是天赋不高的；要么是胜者，要么是输家。孩子们或明或暗地被分类，就像小说《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描写的那样，一切要根据霍格沃兹（Hogwarts）魔法学校的帽子来分院。分轨制和择校的固有理念认为孩子的先天素质是能够被判定的，也是有用的，这些特质已经存在，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判断和区分。在哈利·波特的世界，这个方法是魔法。在现实世界，它就是招生人员、简历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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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孩子升上高中，”贝齐·拉波波特告诉我，“他们已经被分别对待了好几年。如果父母有见识，他们不会让孩子选择人文学科，因为这样会导致平均分数下降。孩子可能喜欢人文科学，或者是真的有天赋，但现在父母只关注策略：怎样可以提高分数和平均分？能取得好成绩的最好或最容易的课程是什么？什么是老师最容易给分的？那么，你会发现这些课程挤满了被逼来的孩子，或者说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父母的孩子。他们并不都是心甘情愿的。当然，此后他们还要为上同一所大学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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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这种战略的意图很明显，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活得很好，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很少有孩子会在5岁、10岁甚至是15岁考虑简历对长期收入的潜在影响。他们忙着长大、交朋友和失去朋友、寻找自我和弄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与此同时，他们的思维却像猫一样散漫，一会儿热情，一会儿冷漠。懒散的孩子和紧张的父母之间的矛盾引致了极大的挫折感：如果孩子们不能自我激励，那么父母就要提供这种激励，而这个必然的解决办法所带来的问题就是竞争。毕竟，常言说得好，这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世界。对于孩子来讲，面对生活的竞赛，什么时候下手都不算早。因此，竞争会在教育系统引起连锁反应：孩子们为学校和测试成绩而竞争，老师为考试分数而竞争（这会影响他们的工资），学校则为杂志和网站上的排名而竞争，因为排名高等于说该机构能够培养赢家。如果孩子在竞赛中成绩更突出，那么争议就出现了，难道在互相竞争时，每个人不是都在努力学习吗？为什么不将教育变成多项全能比赛，让年轻人像参加奥运会那样展开角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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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竞争思维催生出了“有教无类”和“奋勇争先”这两个倡议，它们旨在大力提高教育水平，都把教育当成是一个竞争性市场，而且完全相信测试结果，但事实上只有不到1/4的美国人认为这种做法改进或有可能提高了当地学校的教学质量。2009年，民主与共和两党共同努力起草了《共同核心》（Common Core），与把希望建立在考试上的做法相类似，它引发人们对过于重视阅读和数学的担忧，而理学、文学、历史、市政学和艺术等其他学科的教学则受到了冷落。将教师的工资与考试结果挂钩，让家长和教师一样反感，他们都明白这样做只会把学生变成熟练的考试机器，而无法保证他们获得更加深入的学习，无法学会自我激励和自律、社交和情绪控制的技巧、合作、交流和创造性才能，而这些是他们的父母苦心追求的东西。有些州提出一种奖励：高分可以获得现金奖励或麦当劳的优惠券，显然没啥激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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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短跑运动员会受到奖牌的激励，但是，学会数学的思维、喜欢文字、解码地图或设计一个好的实验需要的是不同的思维和不同的激励。对人类动机的研究至少进行了半个世纪，我们只了解到：排名、奖励和分数等外部奖励盖过了内在动机。显然，每次我们只能深受一件事情的激励，而不是同时受很多事情的激励。金钱、奖牌和奖品都是短期刺激的奖励，却让我们抛弃了长期、自生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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