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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添成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异见者，但他说自己在圣约瑟书院所做的事情是一次非常认真地做的实验。他仔细而缓慢地取消了某些他认为不利于合作和创造性的体系和期望。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彻底取消了按学生的能力分班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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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经常分尖子班和非尖子班。这全都是根据学习成绩分的班。因此，我们把它打乱了，而学习成绩并没有跌落。教师也没有因为教各类学生而感到压力过大。我们得到的是自信、愿意尝试和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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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所有的顶尖学校过去经常争夺尖子学生，这些学生会继续竞争政府奖学金，最终成为常务副大臣（permanent secretaries）[6]。这不是许添成准备让他的学生们步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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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成绩最好的3%会上莱佛士书院。我们过去习惯于在那个联盟中折腾，但现在我们不想让学生再受这种狭隘的约束了。因此，我们不再那样办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希望学校接触到更宽泛的学生。有些孩子将会进入政府机关，或者最后管理大型组织。但是，如果你能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跟你步调一致，你在成长过程中制定的政策和做出的决定将会不同。如果你去了一家顶尖学校，周围都是顶尖的人，那就学不会与普通人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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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实验并不意味着圣约瑟书院的学生不认真学习，他们是认真学习的。但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他们还在学习意义深远的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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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孩子现在对于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没有概念。没关系。我告诉他们任何的分数只是在某个时点的测量，成绩不能证明‘你是谁’或‘你是否优秀’。但我也告诉他们，他们不是相互竞争的。这帮助他们渡过了困难时刻，因为他们学会了相互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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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许添成的抽象实验，他的儿子也在这所学校，因此，父亲必须躬行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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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喜欢生物学，因此他退学了。教室里出现了骚动：这是什么意思？但这就是我想发出的信号！现在他挺享受自己的，自由的时间更多了，还玩吉他。他自己能做出某些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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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添成可能是一个异见者，他在圣约瑟书院所做的改变可能是一个实验。但他正在尽力解决让新加坡政府深感兴趣的问题，政府正在热切地观察许添成的实验结果。当我与时任新加坡教育部副部长的黄循财（Lawrence Wong）会面时，他欣然承认分数和指标无法促生这个国家需要的创新和合作能力。许添成的实验很重要，因为大量的死记硬背、更多的考试和顺从式的传统教学方法不会培养出充满活力的和有适应性的劳动力。通过应用所谓“少教多学”这一新的方法，新加坡的教育者正试图在学校的课程表中加入更多的空余时间，为的是加强艺术和音乐课程，培养更多的好奇心和对玩耍的喜爱。在一个被其领导人描述为正式和谨慎异议的国家，认识到现代社会需要勇于探索、接受不确定性，并且敢冒风险的成人，令人精神振奋。如果他们在学校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做，那在以后的生活中也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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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筛选胜者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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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振奋人心的近期案例之一不是出自竞赛、奖励或考试，而是出自两位英国教师开创的研究项目。在伦敦科学博物馆的神经系统科学家博·洛托（Beau Lotto）的指导下，布莱考顿小学的教师戴夫·斯特拉德威克（Dave Strudwick）和蒂娜·罗德韦林（Tina Rodwellyn）证实孩子们是科学家：好奇、调查并能提出很多好问题。他们与25位8~10岁的学生一起研究，就有关蜜蜂的问题集思广益。他们首先提出来的许多问题已经被近期科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成果解答了，这恰恰表明问题有多么好，相关性有多么高。但那以后，孩子们碰到了一个目前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蜜蜂如何选择去哪一朵花采蜜呢？哪个因素最重要，颜色还是位置？孩子们推断说：“知道其他动物跟我们一样聪明意味着我们可以更了解它们，这也有助于我们帮助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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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与他们的老师和洛托一起研究，并受到鼓励，把他们的实验想象成一个游戏，或者是一个难题。因此，他们设计和制作了一个彩色有机玻璃圈和糖水的游戏，他们将它（与很多蜜蜂一起）放进学校附近的诺曼教堂。实验旨在测试色彩还是放糖水的位置更能吸引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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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多种条件下观察蜜蜂，记录并分析其结果。他们的结论是：蜜蜂非常擅长解决难题，它们可以协作学习，并可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孩子们也成功地完成了实验，并用自己的语言写出了论文，发表于科学杂志《生物学快报》（Biology Letters）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由25位小学生作者发表并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而且用的是他们自己的语言，论文的开头是“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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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最重要的是，孩子们学会了像科学家那样思考，并乐在其中。没有考试，孩子们却能学到很多东西，充满乐趣，并有一种成就感。“在做这些实验之前，我们确实没有想过蜜蜂的事，而它们跟我们一样聪明，”学生们写道，“我们也没有想过没有蜜蜂我们无法生存这一事实，因为是蜜蜂让花儿不断地开放。因此，了解蜜蜂很重要。我们发现训练蜜蜂十分有趣。因为你不用每天都训练蜜蜂，这也很酷。我们喜欢蜜蜂。因为你能做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蜜蜂似乎能思考），科学很酷，而且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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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考顿的蜜蜂研究项目引起争论，但鼓舞人心，因为它表明，不用高压或考试，仅仅是出于思考的乐趣，年幼的孩子们是能够做出高水平的推理并解决问题的。该项目假定孩子们有学习的能力和热情，并能创造条件做到他们想做的事情，得到能给他们内心带来巨大奖赏的结果。我初次听到这一项目是在其中一位学生进行陈述的时候：她自信、兴高采烈，而且不无骄傲。这种体验远远超过了文凭，它吸引了所有的孩子，而且它没有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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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国际学生评估测试（PISA）追求的批判性思维。每隔3年，随机分配的5000名15岁的学生会聚在一起进行一轮的测试。但这些测试和普通考试有所不同。学生不会分为通过或不及格，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单个人做得如何，而且也没有奖励。PISA测试尝试用基准问题测试87%的世界经济体国家的教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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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测试是安德烈亚斯·施莱歇（Andreas Schleicher）的创见，他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官员，和蔼可亲，比你料想中的德国统计学家要和蔼得多。他于1997年开始设计PISA测试，当时，经合组织的国家强烈要求对他们各自教育体制的表现给予可靠的评价。设计测试的目的并不是检查知识，而是围绕着学生应用所学的能力收集数据。施莱歇自己设定了一个不容易达到的目标，他还想问一问学生们的动机、自我信念和学习策略，并围绕某些最让人头疼的教育问题获取一些冷冰冰的数据，这些问题是：教育支出和结果之间有关系吗？班级规模的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学校为年轻人接受成人生活的挑战做好足够的准备了吗？某类教学和学校会比其他的更有效吗？排名有作用吗？一个成功教育体制的特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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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考试于2000年举行。一年以后，当考试结果公布时，德国政府要求严惩施莱歇。他收集到的数据严重伤害了国家的自尊心：在阅读和识字能力方面，德国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PISA的结果表明，在德国这个以教育平等而自豪的国家，学生的成绩与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要比其他经合组织国家更加相关。德国教育的三元制是指将学生分出等级，在10岁时引导他们分别进入三类中学就读[7]，这种制度有效地限制了学生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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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爱丁堡见面时，施莱歇笑着说：“分班没有用。”他对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结论有着自己的体会：还是小孩子时，他被明确地告知自己“不是读文理中学的料”。那是他第一次对“设法筛选胜者会适得其反”产生模糊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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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常会高估社会背景的影响。这导致他们不再对很多孩子抱有期望。平等和优秀之间不存在权衡。压根没有。表现最出色的教育体制能够给每一个人较好的教育，而不能只是设法挑选或发现少数人。社会缺陷和低教育成果之间的关联性很强，但它并非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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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歇受到其雇主很好的保护，因此没有丢掉饭碗。但德国并不是唯一对其发现感到不快的国家。美国在读写能力上只是平均水平，数学和理学还低于平均水平，后续测试也没有看出有改进的迹象。英国做得要略好一些，读写能力处于第七位，数学排在第八位，科学素养名列第四位。卢森堡的教育系统最为昂贵，但排名只是比最后一名略高一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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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坏消息之中还有更令人惊讶的事情。首屈一指的是芬兰，其阅读能力名列第一，理学和数学则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位。在全部后续测试中，芬兰仍旧是欧洲教育成就名列前茅的国家。但第一次测试的结果不但让芬兰人感到惊讶，世界其他国家的吃惊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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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做得这么好，”帕西·萨尔贝里（Pasi Sahlberg）告诉我说，“我只能说我们做到了。但事情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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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90%的芬兰人只会上7~9年的学，大学毕业生十分罕见。这种状况会对整个国家构成威胁，这种普遍的认识导致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所有改革措施的核心是毫不动摇地坚守“教育必须服务于整个国家”这一理念。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实不然。例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坚信“国家的经济、文化和心理的健康依赖于相对少数人才和意志坚定之人的成就”。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么你就会想尽早确认这些人才，并培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竞争常常对胜者的产生和提升十分有效。但是，芬兰人非常明确地拒绝了这种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将一个小的农业国迅速转变成一个工业国，这个挑战太过重大，国家承受不起人才的浪费。因此，改革者需要所有政党以及教学组织的合作：教育非常重要，但绝对不能因此变成了政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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