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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绩从D和F直接升到了A。但你的大脑已经适应了它，你必须加大剂量，到2011年，我要吃45毫克。我开始觉得阿迪罗既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最坏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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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法入睡，医生给罗德里克开了劳拉西泮（Ativan），这是一种强效安眠药。但自那以后，他就受制于两种药，一种药让他集中精力，一种药让他放松。他对阿迪罗的需求在上升，最终每次他要服用120毫克。然后，他会停止服用，改服劳拉西泮，睡上几天。他的焦虑水平猛然上升，据他说，即使一个回形针掉到地上也会让他受到惊吓。虽然他将要完成大学课程，但最终他不得不退学，因为他无法拿到足够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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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罗德里克反思道，“我就生活在这种以目的为导向的文化中。因此，我们如何说服人们不这样做呢？你天天听人说离开学校找到一份工作有多么重要之类的话，你的负债会越来越多，你会觉得不靠药物就达不到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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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在他们头上的超高奖励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使得像罗德里克这样的学生失去了对所有课程的内在激励。不管是从父母那里，还是从政策制定者那里，他们听到的无非就是考试分数、大学排名、奖励和奖学金。因此，他们自然关注的是闯进下一个竞争阶段所需要的教育商品。产品重要，而过程不重要。如果你不能赢得比赛，那就钻体系的空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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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的斯泰弗森特高中，学术成就是这里的社交货币。该校的女校友中有4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使它在理学课程方面享有极高的声誉，学生很难考进这所学校。但一旦进入，学生就会意识到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相当优秀。他们如何竞争呢？他们的策略常常很精明，在他们不关心的课程或不想取得突出成绩的课程上作弊，这要比浪费时间来得更容易。孩子们会把答案贴在脸书网上，将公式藏在袖子里，或将试题拍成照片再用电子邮件发给朋友。该学校竞争激烈，学生们两眼都盯着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大学，失败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不惜一切代价赢得竞争似乎更为可取。在学校报纸开展的一项调查中，80%的学生承认作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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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变得有点像彩票。”18岁的伊莱亚斯·温劳布（Elias Weinraub）说，他现在就读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它就像是上瘾了，病态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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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师看到家庭作业中频繁出现同样的答案，于是，她开始要求学生手写作业，希望以此打消他们从网上复制粘贴的念头。学校也出现了学生设计出铅笔敲击代码和利用手机相互发送答案的事情。在对4万名美国高中生进行了一项调查之后，结果发现59%的学生有过一次考试作弊的经历。世界伦理研究中心的拉什·基德（Rush Kidder）估计，到他们进了大学读书前，95%的学生有过某种方式的作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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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作弊可以达成目标，学生不会戒掉这个不良习惯。2013年伊始，在经历了记忆中最大的一次作弊丑闻之后，哈佛学院[4]强制一个班279名中“略微一半多”的学生离校。在一次在家进行的测验中，大量试题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答案，甚至错别字都一样，于是，学校要求他们退学。虽然许多评论员对于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作弊如此普遍而感到吃惊，但在现实中这一点也不奇怪。在发现进入这些学校非常困难之后，学生为了保住自己的竞争优势会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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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为并不是斯泰弗森特高中或哈佛学院所特有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作弊也是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2013年5月，由于在报考美国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现了作弊戒指，韩国不得不取消了SAT考试。在英国，估计在过去4年里作弊事件上升了50%。作弊如此普遍，以至于各地的考试机构要依赖软件来抑制这一逐渐增长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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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技术确实让作弊更加容易，但也是杜绝它的最好办法。”贾森·朱（Jason Chu）告诉我说，“不过这个问题涉及面太广，它是全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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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为图尼丁公司（Turnitin）工作，它开发出的抄袭检测软件被126个国家采用，在这些国家里，课程作业必须接受检查，以确保不存在抄袭行为，检测可以成批或单件进行，而该公司的数据库则来自240亿个网页、3亿篇已存档的学生论文以及11万家杂志和书籍中发表的1.2亿篇文章。该软件会不断地更新和升级，以防止狡猾的学生谋划出不做作业的新方法。由此带来的积极一面是学生更擅长辨别高质量的抄袭资源，消极的一面是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抄袭网站”，这些网站都盯上了中等学校的学生，在隐藏自己的踪迹方面，它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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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学生试图规避我们的系统，”朱告诉我，“他们会选一篇用英语写的论文，将字体或某个字符改成西里尔字母，我们的算法无法识别西里尔字母，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步伐。我们已经发现这一点。他们也会将某些单词改成图像再提交。这都需要更多的努力，因为这些花招确实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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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工作时，朱是大学老师，他说自己热衷于批判性思维。一旦孩子们必须通过图尼丁提交论文，他们很快就会明白必须自己思考。他们更了解如何思考和使用原创内容，并给予应得的信任。虽然企业有其功利的一面，但他感兴趣的是，它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帮助教育重回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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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知道抄袭是不道德的，他们确实知道，即便他们认为它是一种无受害人的犯罪。但真正的问题是，学生们没有考虑过程，他们只想结果。这是我们造成的，因为我们只评价结果。我们告诉学生他们‘挣’的是分数。你这样做，就会得到那个分数。他们的奖赏不是做作业，不是思考，或学会思考，而是分数，一切都是为了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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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学没有很大的希望。虽然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慕课（MOOC）具有民主化教育的魅力，但出于评价的需要，它主要是依赖标准的测试和自动打分。换言之，想要成功，你必须知道“正确的”答案。毫不奇怪，像WeTakeYourClasses.com和BoostYourGrades这样的服务网站可以让其他人为你量身定做网络课程，只需700美元就能保证至少得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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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普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品德修养，”贾森·朱反思道，“那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强调结果。它已经把其他一切都抛到一边了。你这样干，就会得到那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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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年的时间，我在波士顿给工商管理研究生讲授创业家精神的证书课程。我的学生位于长长的教育食物链的末端。他们成功地读完了高中、大学和商学院，每个阶段他们都要通过考试，并做到期望他们做的事情。当他们来到我的课堂，他们选择坐在那里，消耗自己的时间和金钱。但从一开始，他们最想知道的是我如何给他们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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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惊讶。我正在教这些学生如何开办自己的企业，这是一项跟分数没有多大关系的活动。的确，对于许多学生来说，他们不会创立一家公司，而是很有可能去给一家新创公司打工。但没有哪位投资者或老板会问他们在我的课程上考了多少分。这些表面上热衷创新、敢于冒险的成年人怎么那么在乎考试分数呢？因为他们一生都在接受这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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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哪里讲课，我都会花很长时间教我的学生不要试图判断我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并且鼓励他们寻找自己的答案，但显然这不是他们习惯做的事情，这让我很吃惊。在英国给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和理科硕士讲课则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很多作业依靠的是课程作业，这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教学计划的学术课程范畴，这正是最具挑战性的地方。某理科硕士课程完全取决于团队合作的质量——如果团队成员无法一起研究，该团队就会四分五裂和彻底失败。我跟他们解释，畅销商业书《给予和索取》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即最成功的人是最慷慨的人，但他们并不相信我。我解释说这本书是由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写的，而该学院是世界上最难申请、最难读和定量要求最严的商学院，他们的怀疑表露无遗。跟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这些学生具有完全国际化的成功概念，那就是不择手段地实现个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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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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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于教育的恐慌常常含有这样的潜台词：如果我们不能一起行动起来，亚洲的经济会赶超我们，美国会失去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因而美国人认为亚洲的教育体制是取得较高成就的关键：只要我们让美国学生像亚洲学生那样死记硬背，有动力、有耐心并且服从，那么，我们肯定会保住100年来享有的地位。然而，在新加坡，为奖励而学习不再被人视为一个解决方案，而是一个巨大的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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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种教育对将来没有什么用处。”许添成（Thiam Seng Koh）博士对我说出了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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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添成管理着圣约瑟书院（St. Joseph’s Institution），这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学校之一。它是一家传统的学校，由一位天主教神父于1852年创建。在我参观校园时，学生们全都穿着亮白色的制服，而且这里实行军事化管理。该学校参加O水准考试[5]和排名，并将其全部考试结果对外公布。但许多评论者认为新加坡的教育极为保守，甚至老旧，但表面现象（和陈规老套）可能是骗人的。圣约瑟书院传统的表象遮蔽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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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旧式的教育只能有助于孩子们形成一种程式，”许添成继续说道，“但问题在于一旦没有了程式，我们的孩子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何时改变，何时适应，何时明白程式并不奏效。这不是我们目前的体系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尖子学生能够做到，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普通学生也能做到。如果普通孩子只是设法取得程式，我们立马就会完蛋。这个世界正在快速地变化。如果我们只是让孩子们准备考试，我们就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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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前，我们不再将考试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去纽约寻求灵感。让我们惊恐的是，他们正在转向！他们正设法向我们的方向前进，而我们正向他们的方向前进！标准的考试不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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