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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常会高估社会背景的影响。这导致他们不再对很多孩子抱有期望。平等和优秀之间不存在权衡。压根没有。表现最出色的教育体制能够给每一个人较好的教育，而不能只是设法挑选或发现少数人。社会缺陷和低教育成果之间的关联性很强，但它并非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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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歇受到其雇主很好的保护，因此没有丢掉饭碗。但德国并不是唯一对其发现感到不快的国家。美国在读写能力上只是平均水平，数学和理学还低于平均水平，后续测试也没有看出有改进的迹象。英国做得要略好一些，读写能力处于第七位，数学排在第八位，科学素养名列第四位。卢森堡的教育系统最为昂贵，但排名只是比最后一名略高一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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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坏消息之中还有更令人惊讶的事情。首屈一指的是芬兰，其阅读能力名列第一，理学和数学则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位。在全部后续测试中，芬兰仍旧是欧洲教育成就名列前茅的国家。但第一次测试的结果不但让芬兰人感到惊讶，世界其他国家的吃惊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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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做得这么好，”帕西·萨尔贝里（Pasi Sahlberg）告诉我说，“我只能说我们做到了。但事情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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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90%的芬兰人只会上7~9年的学，大学毕业生十分罕见。这种状况会对整个国家构成威胁，这种普遍的认识导致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所有改革措施的核心是毫不动摇地坚守“教育必须服务于整个国家”这一理念。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实不然。例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坚信“国家的经济、文化和心理的健康依赖于相对少数人才和意志坚定之人的成就”。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么你就会想尽早确认这些人才，并培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竞争常常对胜者的产生和提升十分有效。但是，芬兰人非常明确地拒绝了这种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将一个小的农业国迅速转变成一个工业国，这个挑战太过重大，国家承受不起人才的浪费。因此，改革者需要所有政党以及教学组织的合作：教育非常重要，但绝对不能因此变成了政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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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芬兰学生在18岁之前不再接受标准化的测试，虽然他们会得到书面评估，但他们不会获得分数。那意味着老师不用比较学生，或为他们排名次。学生自己不会这样做，他们的父母也不会。芬兰的学校不再接受检查，20世纪90年代初期，政治家决定取消督学这一做法，萨尔贝里是芬兰最后一位总督学。没有了排名表或按能力分班，争强好胜的人（父母或孩子）需要用来比较学校或孩子的数据、工具也就无从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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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明了《愤怒的小鸟》，因此，不是芬兰人不好竞争，”萨尔贝里笑了，“我们的电视里像英国一样满是竞争性的游戏，可能还要多！但一涉及教育和文化，确实没有给‘把教育当成竞争’留出空间。芬兰的父母将学习定义为个人的发展：分享、帮助、共同做事，以及成为社区的一部分，而不是想方设法比你的邻居做得好。因此，这就是我们没有学校排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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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贝里开始在芬兰学校教书，现在他以研究世界教育为生，并且设法理解什么因素让芬兰的实验发挥了作用。他认为，他的同胞完全不必拒绝一切竞赛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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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出于某种原因进行一场竞赛，比如乐趣。但我们并不认为它是激励学习热情的方式。我们关注公平和合作，而不是选择和竞争。高风险的测试意欲何为？它限制了孩子们的思维方式，打消了冒险的念头，让孩子们产生畏惧之心。这不是好事，而且毫无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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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贝里一度认为芬兰的教育体制取得成功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他热切地否定了芬兰的案例是一个例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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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我说，噢，在一个小国比较容易做到，但芬兰和英格兰、康涅狄格或马萨诸塞一样大。他们说这是民族同质性的缘故，但我们有三种语言，5%的公民是在外国出生的，10%的公民不说芬兰语。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芬兰社会的多样化是欧洲速度最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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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辛基的有些学校拥有大量避难移民，但并没有让教师感到为难，他们认为，关注于孩子们的思考而不是其背景，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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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芬兰能够有如此好的表现，乃是因为我们让孩子在学校里待的时间更长，或布置大量家庭作业，因此，当我解释说上课时间几乎比其他任何国家都短，我们的孩子不用做很多家庭作业，而且很少有竞赛时，许多人觉得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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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早晨，当我参观曙光小学时，我期待能看到崭新的教学楼、闪烁着光泽的新设备和喧闹的场面。可是我没有看到这些。相反，我看到的是一个小水泥建筑群，操场上也没有几个人。从外面看，它略显简朴，但校内温暖而安静。学生们穿着短袜在走廊里轻快地走着。在教师办公室里，老师们正在煮咖啡、读报纸和做智力拼图。房间里摆着玛丽麦高（Marimekko）水杯、几台电脑、愤怒的小鸟气球、杂乱摆放的舒适椅子，还有轻松的笑声。对于一个周一的早晨来说，教研室里十分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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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中间站着的是校长马尔蒂·赫尔斯特罗姆（Martti Helstrom）。他长着灰色的头发，戴着重重的运动型眼镜，最近刚从格雷斯兰（Graceland）旅游归来，他在那里用iPhone拍摄了一个猫王埃尔维斯（Elvis）的短片。我猜他的绿衬衫以及挂在前面的一把黑色大吉他可能是纪念品。我坐着喝咖啡时，大家都笑着看我，马尔蒂一边签署文件，一边说他管理这所学校已经有23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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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个小国，任何孩子我们都输不起。因此，理解孩子们，发现他们如何学习，他们的困难在哪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有人都在一起学习，但他们有着自己的步调。只要需要，他们就可以暂停，或者希望有多快就可以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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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大可以相信我们，因为我们来者不拒，学校不是敌人。有权力的人需要有很好的道德，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权力是好事。父母可以选择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哪所学校去，但他们大都送到了离家最近的学校，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会照顾好他们的孩子。我们不想让他们输。当然，这让我们有了很多的自主权，可以用我们认为最适合孩子们的方式安排课程和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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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教师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它是该国最受羡慕和最受欢迎的职业。经民意调查，当教师要比当医生、建筑师或律师的排名更靠前。所有教师必须拥有硕士学位，很少有人把工资当成对他们的激励。他们怀疑标准化的考试，许多教师称，如果失去了决定如何教学的自由，如果要受到外部检查或绩效工资的支配，他们就会想变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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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培训过程中，受训者的最重要品质是移情：能否做到亲切和理解学生，决定了他们能否坚持到培训结束。当他们的培训完成时，通常会接受进一步教育，比如读取更高学位，以及与同事或其他学校的老师共同研究。从事这种职业发展都会受到资助，计划到2016年这笔资金将会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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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贝里称标准化是“创造性的敌人”。取消了标准化的考试，学校就无法对自己排名。相反，它们就有动力共同致力于学校改进，以分享创意、解决问题。这种合作不只是会产生新的计划，还会让每一位教师获得新的职业学习，而且所有的校长都要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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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非常反对绩效工资，”赫尔斯特罗姆告诉我，“因为它破坏了合作意识。我们不需要那种激励。我们需要激励，每个人都需要，但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我们认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地提高每一个孩子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如果你有这种成功的感觉，自我感觉就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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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芬兰，学生的成绩要接受评估。学生得到成绩单，但每个学校都是自己设计的，因此，成绩单无法在学校之间进行比较。国家也会定期进行评估，抽取大约10%的学龄人口作为样本。私立学校可以选择进行同样的测试，并参照国家的标准进行比较。但它是自愿参加的，其结果也不公开。芬兰没有利害关系重大的考试，中央政府的影响也不大，没有学校检查，教师和学校可以保持他们的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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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些时候，我旁听了一堂课，这个班的学生是8~10岁的孩子，他们正在观看一个介绍彩虹如何生成的片子。教室里摆放着钢琴、鱼缸和孩子们为一部学校的电影制作的村庄模型。通常有17名学生在此上课，但那天有几个人因为流感没有到。随着讲述变得十分复杂，好几个孩子站到了他们的椅子上，以便看得更清楚。他们的教师告诉我有时很难做到不干预，在讲话的同时，她还要留意孩子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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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考试更好，如果你能解释清楚某件事情，那么，你就能理解它。我们试过，让孩子们解释如何将分数变换成小数，我几乎快要灰心丧气了！但我们坚持了下来，20分钟后，他们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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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午75分钟的“午休”期间，学生可以选择参加课外活动。一个戏剧小组在表演游戏《公园长椅》，但为了让我能听懂，他们用的是英语。他们不是天使，一个说“振作起来”，而另外一个人会提醒说“你的母亲发脾气了”，但当老师必须离开教室时，他们自行组织了舞蹈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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