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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组织、行业或国家，所有的社会系统都有管理层次结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或隐或显，而且可能管理层级的台阶非常陡峭或相对平坦。描述一个组织管理层级台阶陡峭程度的指标被称为“权距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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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术语是由荷兰学者提出的，这位学者是研究组织机构的，而不是一位人类学家。40年来，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有独特的机会去研究庞大的跨国公司IBM，以确定其企业文化为何在不同国家之间有差异，最近他的儿子也加入了研究行列。行为和价值观能做到因地制宜吗？如果能做到，那如何界定差异的特点？为此，霍夫斯泰德定义了一种文化发挥作用的几个突出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权力距离”，他用来描述管理层级台阶的陡峭程度和有权者、无权者之间的情感距离。霍夫斯泰德看到的是权力关系的失衡，多年以前，谢尔德鲁普－埃贝和贝尔斯就研究过这种失衡。但是，霍夫斯泰德不只是观察和解释这种失衡，还要测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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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苹果手机有一个应用程序叫“文化GPS”，它采用了霍夫斯泰德的研究成果：分值越高，权力金字塔越陡峭。美国的权距评级是40，英国是35，而加拿大为39。在分析了法国（68）、俄罗斯（93）和马来西亚（104）等国家之后，霍夫斯泰德发现，这些社会的财富、权力、技能和地位总是如影随形，一成不变。有权势者享受极大的特权，并且常常出自同一家族。这些社会的特征是经济不平等（往往由税收制度支撑），权力的行使取决于社会或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中，你不难预料，医生通常会被其病人视为上层人士，教师会被当成传承知识的大师。权力距离代表了大多数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关系，公司的“啄序”通常能反映所在国家的社会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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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距较大的情况下，”霍夫斯泰德写道，“上司和下属彼此认为本质上是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就基于这种既定的不平等。”此类组织中的领导人通常是专制的，当他们做得很好时，就会被认为是好父亲。可视的权力对他们和下属都重要，比如昂贵的汽车可以表明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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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强者和弱者之间的距离，你可以对文化做很多描述，不管它是公司文化，还是国家文化，都是如此。距离总会付出代价，距离越远，社会成本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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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迈克尔·马尔莫（Michael Marmot）针对1万多名英国公务员开展了一项著名的研究，他证明了那些在“啄序”下层的人压力最大，因而健康状况较差。工作等级最低的男性，比如信使和看门人，其死亡率是那些处于最高位男性的三倍。尽管一些差异后来被解释成生活方式的选择，比如饮食或吸烟，但这些独立的因素无法解释超过1/3的底层工作人员患有心脏病。权力距离对他们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权力确实在身体方面保护了有权有势者，而权力距离让无权无势者身体脆弱，易受疾病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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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完善了这项研究，确认了马尔莫的发现，即底层的压力最大，但只存在于一个稳定的等级体系内，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政府。当社会制度变得很不稳定，遭受较大的变化和重组时，压力就会集中到底层和顶层。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害怕失去位置，下属则害怕被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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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立场有非常敏锐的感觉。在调查社会经济地位、压力和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参与者会看到一个有10个梯级的阶梯，并估计自己所在的层级。结果，他们对自己地位的主观感觉比任何有关他们的客观数据更能预测与压力相关的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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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疗保健而言，这一发现表明政府需要掏钱，但它也表示很多创造力都被压制了。管理层级的台阶非常陡峭传递了一个严重、隐含的和连续不断的社会威胁：跌落或出局的耻辱。这些文化对个人施加的压力使得他们很难思考，而这正是我们一百多年来已经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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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领域很少能够得出足以称为定律的结果。但1905年发生了一件事，当时，两位科学家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和约翰·多德森（John Dodson）合作研究压力。他们把实验用鼠叫“舞蹈老鼠”，并把它们放入一个缠绕着电线的箱子。这个箱子有两扇门，一白一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使用轻微的电击，他们能教会小鼠区分两个门吗？是的，他们可以；事实上，这些动物的学习随着电击的增强而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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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进行的是形式更复杂的第二个实验：老鼠必须区分黑色和灰色的门，这是一种更细微的区别，这时它们还能做到吗？结果类似一个钟形曲线。轻微电击时，老鼠的学习表现不错，但如果电击增强，效率就会下降很多。这些研究结果后来被称为耶基斯－多德森定律，它指出压力可以促进对容易任务的学习，但面对较为困难的任务时，它会损害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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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耶基斯－多德森定律赢得了定律的地位。任何复杂的任务都对你的大脑提出了大量的要求：工作记忆、执行流程、决策和分散注意力。但压力尤其会削弱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体的功能，前额叶皮层是我们用来思考的脑区，而海马体负责协调解决问题所需的各类不同的心理活动。所以，当感觉受到严重威胁时，我们可能会调动所需的所有智能，但我们不能完全集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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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级陡峭的台阶带来的高压力使得人们更难以思考，而且持不同意见还会有更大的风险。很多组织会付出很大代价招聘和培训聪明且见多识广的人，在大多数这样的组织中，最大的问题是搞清楚他们掌握了什么知识。对“组织沉默”的研究表明大多数高管都有不敢说出来的信息、问题或顾虑，不是担心受到报复，就是因为他们感觉说了也没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不断出现在天主教教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丑闻中，这些组织中充满了有学识之人，却没有人敢于清晰地表达出来。管理层级的台阶越陡峭，个人的意见就越难以被人听到，所掌握的知识更难以为人所知，而且争论更难以发生。因而学者马林·詹宁斯（Marine Jennings）将“恐惧与沉默”列入组织道德崩溃的七个原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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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管理层级的陡峭台阶要付出极高的成本：不仅会让个人的健康变得更糟，而且创造力、创新和生产力也会下降，甚至整个组织的可信性也会降低。还有一种成本，人们很难看到，却极为重要：良好的道德判断。当然，道德和伦理问题特别复杂。我们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认识它们，当人们疲倦或分心时，就无法区分道德与否了。所以，毫不奇怪，权距很高的环境充满了压力和威胁，这种环境通常会导致较高程度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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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霍夫斯泰德将自己的数据与透明国际组织（TI）贪腐印象指数（CPI）[5]相比较时，他发现权距指数较高国家的出口商要花更多的钱用于行贿。当权者能这样做，又很坦然，因为他们知道周围的人不会抗议或阻止他们受贿。但我们也看到，从学校到高级金融机构的各行各业中，当人们感受到竞争社会的压力时，他们更有可能作弊。竞争越激烈的人，越有可能突破道德底线，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取胜至关重要。把胜败看得特别重要的社会制度中，管理层级台阶陡峭，权力最大者处于顶层，没有权力者处于底层，操纵游戏看起来比玩游戏安全多了。那些想要改变游戏规则的人无能为力。告密者会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沉默是普遍的，站出来说话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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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到教会，从体育组织到金融服务机构，因腐败丑闻被曝光的机构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必须自问：我们要为此承担多大的责任？赌注在上升，但是安全保障却消失了；压力增加了，我们的思考能力却下滑了。我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自己设计的一个强制循环中：社会竞争越激烈，管理层级的台阶就会越陡峭，不平等就会越严重，反过来又使得竞争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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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权势人物出现的一些反常行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权色交易，约翰·布朗（John Browne）作伪证，或安东尼·韦纳（Anthony Weiner）发送色情短信的怪癖。权力使人感觉更加自信，更有可能把其他人看作自己达成目的和获得更多头衔的工具：毕竟，作为一个成功者，他们应该得到奖励。学术研究进一步发现，有权力的人更有可能无视各项公约、道德和对他人的影响，而且权势总是和性骚扰相伴相生。较有权势的人常常表现得缺少社交策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它。地位、薪酬和权力创造出一种不受影响的感觉，这正是安东尼·萨尔斯（Anthony Salz）调查巴克莱银行之后的发现：“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以及在泡沫期间）雇用最优秀的人才……薪酬促使少数人认为他们是不受普通规则限制的。少数投资银行家似乎失去了分寸感和谦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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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40年的研究之后，霍夫斯泰德断定权距指数正变得越来越两极化；随着经济不平等愈加显著，管理层级的台阶陡峭程度越来越令人眩晕。2010年，霍夫斯泰德写道：“财富的增加可能会缩小权距，但前提是它们要造福所有的人。在富裕国家里面，美国是打头的，自从20世纪最后10年以来，某些富裕国家的收入分布越来越不均衡：财富的增加不成比例，那些已经非常富有的人因而受益。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它加大了社会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法律方面。这种财富的增长因此也拉大了权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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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认为英国和美国的政府政策已导致财富集中到了啄序的顶层。从理论上辩护的人认为财富具有涓滴效应，这似乎是亚当·斯密主张的要点所在，即使富人受自利之心的驱使，他们也会“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做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而这种分配与土地被其全体居民均分时本应做到的分配几乎相同，如此一来，他们无此打算，却在不知不觉之中增进了社会利益”。基于此，如果你为富人减税，他们就会花掉额外的钱，而这会“涓滴”进入社会，创造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的消费，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让所有人过得更好。虽然有其古老的血统，“涓滴”经济学却是产自直观感受，而它的唯一问题是它本来就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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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黎经济学院的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斯蒂芬妮·斯坦特切娃（Stefanie Stantcheva）等经济学家研究18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跨越50年的真实数据时，他们发现较低的税率不仅未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让富人更富只会导致更大的收入不平等，而不会产生更快的增长。他们发现：“降低最高税率导致高收入者更积极地通过谈判争取更高的薪资。”他们的收益是其他人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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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科特（Kate Pickett）在《精神层面》（The Spirit Level）中表明的那样，这种不平等的代价是普遍而深刻的：很差的身心健康、弱势群体、罪案率偏高、越来越肥胖、糟糕的教育、靠不住的友谊和更多的暴力。在经济不平等较为严重的国家，学生更有可能在考试时作弊，或者设法购买论文。台阶陡峭的管理层级和不平等破坏了社会契约，将有权者和无权者完全分离。它同样适用于任何存在不平等社会群体的国家，不管这个群体是企业、慈善机构、俱乐部还是一伙人。无论国家穷富和强弱，极端的等级制度会削弱和破坏社会稳定。随着竞争将赢者和输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异常行为就会激增；吸烟、厌食、整形手术、撒谎、作弊、违规销售、内幕交易和腐败成为激烈社会竞争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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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教皇弗朗西斯（他肯定对权距有亲身感受）也承认涓滴“从来没被事实证实过”，反而促进了不平等。霍夫斯泰德也分析了权距较小的国家，比如芬兰（33）、新西兰（22）和奥地利（11）。在这些社会中，技能、财富、权力和税收制度旨在缩小收入差距。政治和社会地位并非来自权势，而是来自于确保其他人参与和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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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社会中，病人对医生一视同仁，学生平等对待他们的老师。教育遵循双向沟通原则，教师期望从学生身上看到创造力。在芬兰的学校里，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教师和学生都是学习者。同样，在权距低的公司里，员工不害怕他们的老板；他们随时准备发言、争辩和承认错误，他们通常比较喜欢更具有协商性质的决策风格。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情感距离要小得多。在这样的组织中，明智的领导人不会显摆自己昂贵的新车或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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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高权距的文化已经变得更偏激，但与之相对的低权距文化却变得更加温和。霍夫斯泰德对瑞典国王的一个故事津津乐道，说的是国王无法在一家商店购物时付款，因为他发现自己带了支票簿，却没有身份证明。幸好市民前来解救，用他们的硬币来表明他的身份，这家商店的店员才愿意接受国王的支票，但必须首先记下他的地址。我们可能认为财富与身份的关系是必然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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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斯泰德详细分析了权距的幅度，表明人类的啄序是不固定的；它们反映和规定了某一特定时间的特定价值观。我们喜爱竞争，相信竞赛能筛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并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不仅不能带来繁荣，而且会适得其反，带来不稳定、压力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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