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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霍夫斯泰德将自己的数据与透明国际组织（TI）贪腐印象指数（CPI）[5]相比较时，他发现权距指数较高国家的出口商要花更多的钱用于行贿。当权者能这样做，又很坦然，因为他们知道周围的人不会抗议或阻止他们受贿。但我们也看到，从学校到高级金融机构的各行各业中，当人们感受到竞争社会的压力时，他们更有可能作弊。竞争越激烈的人，越有可能突破道德底线，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取胜至关重要。把胜败看得特别重要的社会制度中，管理层级台阶陡峭，权力最大者处于顶层，没有权力者处于底层，操纵游戏看起来比玩游戏安全多了。那些想要改变游戏规则的人无能为力。告密者会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沉默是普遍的，站出来说话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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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到教会，从体育组织到金融服务机构，因腐败丑闻被曝光的机构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必须自问：我们要为此承担多大的责任？赌注在上升，但是安全保障却消失了；压力增加了，我们的思考能力却下滑了。我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自己设计的一个强制循环中：社会竞争越激烈，管理层级的台阶就会越陡峭，不平等就会越严重，反过来又使得竞争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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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权势人物出现的一些反常行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权色交易，约翰·布朗（John Browne）作伪证，或安东尼·韦纳（Anthony Weiner）发送色情短信的怪癖。权力使人感觉更加自信，更有可能把其他人看作自己达成目的和获得更多头衔的工具：毕竟，作为一个成功者，他们应该得到奖励。学术研究进一步发现，有权力的人更有可能无视各项公约、道德和对他人的影响，而且权势总是和性骚扰相伴相生。较有权势的人常常表现得缺少社交策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它。地位、薪酬和权力创造出一种不受影响的感觉，这正是安东尼·萨尔斯（Anthony Salz）调查巴克莱银行之后的发现：“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以及在泡沫期间）雇用最优秀的人才……薪酬促使少数人认为他们是不受普通规则限制的。少数投资银行家似乎失去了分寸感和谦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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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40年的研究之后，霍夫斯泰德断定权距指数正变得越来越两极化；随着经济不平等愈加显著，管理层级的台阶陡峭程度越来越令人眩晕。2010年，霍夫斯泰德写道：“财富的增加可能会缩小权距，但前提是它们要造福所有的人。在富裕国家里面，美国是打头的，自从20世纪最后10年以来，某些富裕国家的收入分布越来越不均衡：财富的增加不成比例，那些已经非常富有的人因而受益。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它加大了社会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法律方面。这种财富的增长因此也拉大了权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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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认为英国和美国的政府政策已导致财富集中到了啄序的顶层。从理论上辩护的人认为财富具有涓滴效应，这似乎是亚当·斯密主张的要点所在，即使富人受自利之心的驱使，他们也会“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做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而这种分配与土地被其全体居民均分时本应做到的分配几乎相同，如此一来，他们无此打算，却在不知不觉之中增进了社会利益”。基于此，如果你为富人减税，他们就会花掉额外的钱，而这会“涓滴”进入社会，创造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的消费，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让所有人过得更好。虽然有其古老的血统，“涓滴”经济学却是产自直观感受，而它的唯一问题是它本来就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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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黎经济学院的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斯蒂芬妮·斯坦特切娃（Stefanie Stantcheva）等经济学家研究18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跨越50年的真实数据时，他们发现较低的税率不仅未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让富人更富只会导致更大的收入不平等，而不会产生更快的增长。他们发现：“降低最高税率导致高收入者更积极地通过谈判争取更高的薪资。”他们的收益是其他人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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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科特（Kate Pickett）在《精神层面》（The Spirit Level）中表明的那样，这种不平等的代价是普遍而深刻的：很差的身心健康、弱势群体、罪案率偏高、越来越肥胖、糟糕的教育、靠不住的友谊和更多的暴力。在经济不平等较为严重的国家，学生更有可能在考试时作弊，或者设法购买论文。台阶陡峭的管理层级和不平等破坏了社会契约，将有权者和无权者完全分离。它同样适用于任何存在不平等社会群体的国家，不管这个群体是企业、慈善机构、俱乐部还是一伙人。无论国家穷富和强弱，极端的等级制度会削弱和破坏社会稳定。随着竞争将赢者和输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异常行为就会激增；吸烟、厌食、整形手术、撒谎、作弊、违规销售、内幕交易和腐败成为激烈社会竞争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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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教皇弗朗西斯（他肯定对权距有亲身感受）也承认涓滴“从来没被事实证实过”，反而促进了不平等。霍夫斯泰德也分析了权距较小的国家，比如芬兰（33）、新西兰（22）和奥地利（11）。在这些社会中，技能、财富、权力和税收制度旨在缩小收入差距。政治和社会地位并非来自权势，而是来自于确保其他人参与和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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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社会中，病人对医生一视同仁，学生平等对待他们的老师。教育遵循双向沟通原则，教师期望从学生身上看到创造力。在芬兰的学校里，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教师和学生都是学习者。同样，在权距低的公司里，员工不害怕他们的老板；他们随时准备发言、争辩和承认错误，他们通常比较喜欢更具有协商性质的决策风格。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情感距离要小得多。在这样的组织中，明智的领导人不会显摆自己昂贵的新车或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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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高权距的文化已经变得更偏激，但与之相对的低权距文化却变得更加温和。霍夫斯泰德对瑞典国王的一个故事津津乐道，说的是国王无法在一家商店购物时付款，因为他发现自己带了支票簿，却没有身份证明。幸好市民前来解救，用他们的硬币来表明他的身份，这家商店的店员才愿意接受国王的支票，但必须首先记下他的地址。我们可能认为财富与身份的关系是必然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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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斯泰德详细分析了权距的幅度，表明人类的啄序是不固定的；它们反映和规定了某一特定时间的特定价值观。我们喜爱竞争，相信竞赛能筛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并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不仅不能带来繁荣，而且会适得其反，带来不稳定、压力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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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包与共享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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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小鸡。很多伟大的计划取得了成功，不是因为缺乏权力结构，而是因为有权力结构。迈克·诺斯（Mike North）就是这样一个超级合作者。他担任努科玩具公司（Nuko Toys）的首席技术官，这家公司将扑克牌等生活中的玩具与电脑游戏结合在一起，如《怪物农场》（Monsterland）和《动物星球》（Animal Planet）。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就足够了，但迈克是一个发愤图强的人，一直在寻找更多的方式来使用和扩展自己的知识。所以，他自愿为非营利组织“重新分配（Reallocate）”工作，该组织汇集了众多工程师来解决人道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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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是设计和建造世界的人，”诺斯告诉我，“他们想要创造东西和做好事。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工程师，你会得到提拔，成为一名经理，你就再也不会做跟工程设计沾边的事了！但工程师真的很想念那种生活。因此，他们来到重新分配这个机构，重新亲自动手干活，创造实实在在的东西。顺着企业管理阶梯往上爬无法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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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重新分配这个组织，一家慈善机构“神奇之脚（MiracleFeet）”找到了诺斯，这家慈善机构旨在帮助天生畸形足的孩子。重新分配公司的工程师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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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尼加拉瓜的孩子来看医生，”诺斯告诉我，“他11岁，和爸爸一起来的，那意味着骑马3小时，再坐长途车6小时。当他们见到医生，医生说：‘你得每周来，连来6周。’哇，那可不行！你需要有什么东西，他可以带走、弄懂、自己用。你不能弄得太复杂，那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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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诺斯在科技作坊（TechShop）召集重新分配公司的工程师团队，科技作坊是一个向所有“手艺人”开放的工作室。加入科技作坊，你不仅能接触到很棒的工具，也会学习到与你共事之人的丰富知识。科技作坊的创始人坚信发明家必须公开地与他人一起努力，才能相互学习和成长。在诺斯这个项目上，科技作坊引进了欧特克（Autodesk）原型设计软件，也引进了Objet公司的3D打印机打印产品模型。没有管理层级，也没有组织结构，大家聚在一起为孩子生产一种足部护具，方便孩子使用，而且不必天天跑医院。团队分享彼此的工具和想法，迅速解决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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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次迭代后，最终神奇支架（Miracle Brace）诞生了，”迈克告诉我，“这就是我们需要帮助、需要科技作坊这样的机构的原因。过去大企业的分级工程模型方式速度太慢，花费太大，而且它得不到产品使用者的反馈。与人交谈，了解他们想要什么，尽可能快地制作样品，获取诸位的帮助、建议和洞察力！这样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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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完成设计后，诺斯前往尼加拉瓜，在孩子身上测试神奇支架。那时，他意识到了合作开发的力量：这种力量让他超越了自身利益，从而使他可以看到其他人，并为他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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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到这神奇一刻之前，它并没有打动我，”诺斯说，“所有这些工具和人聚到一起，帮助我根本不认识的那个人。这确实是人生的改变。你意识到生活远远不止是个人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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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科技作坊的项目都源于创业者，他们希望自己的想法能为公司带来利润。但每个想要在那里工作的人必须对开放式创新有所贡献，而这种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精神至关重要。机器是了不起的，但是，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工程师和工匠的贡献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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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神奇支架的实际制造是容易的：重新分配公司的人才、科技作坊的工具和资源就行了。对于任何合作来说，困难之处在于让所有人慷慨无私地一起工作。诺斯没有权力安排任何人做任何事，如何让毫不相干的团队通力合作，为陌生人制造出切实有效的产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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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没有任何正式的权力，没有头衔，没有地位，这对工作有帮助，”诺斯坚持认为，“我们致力于人与人的沟通，作为其中一分子，你必须敞开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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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现在开展了一个帮助人们为发展中国家做设计的项目。其中一部分工作室教参与者教大家如何当小丑，他说这更像是太阳马戏团，而不是红鼻子马戏团。这可能听起来怪怪的，但这种合作交流用人性取代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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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丑工作室就是这个样子，”诺斯说，“开放，吸引你的听众，这样你就可以在情感层面上交流了。抛开PPT，人人平等，社区观念，沟通意识，这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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