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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范恩来说，这些并非抽象的问题。他比较关心招到自己实验室里的那些人有什么个性，并努力营造合作的氛围，他认为合作对于富有成效的科学研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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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招募大学生更敏感了。我倾向于实验一做完就往外说！我想要得到反馈，我分享未公布的数据，因为它会得到回报：我的同事们会指出我没看到的东西。科学研究是一种集体活动，抢夺个人的功劳是疯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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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恩宁愿被别人抢先，他现在已经很适应了。但他说，对于年轻的一代，过度竞争会令人沮丧，造成破坏，反而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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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失去一代科学家的风险。随着老科学家不再担任职务，我发现年轻人也在离开，或选择完全不同的其他职业。很多年轻人认为科学界没有发展前途，没有什么有吸引力。我们可以容纳更多的科研劳动力，但它需要一个迥然不同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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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竞赛已产生大量不合常理的结果：保密、破坏、马太效应、欺诈、伪造、剽窃和撤稿率的上升，所有这一切都渐渐破坏了公众对科研的信心和对科研的支持。我问范恩：如果科研没有了协作、公开透明，而只剩追逐经费的科学家，科研岂不是越少科学家越好吗？如果供大于求，为什么政府还要培养更多的理科毕业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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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觉是，科研已经演变成一种更好斗的、像生意一样的活动，科学家们把自己看成是竞争单元，在零和博弈中追逐声望和科研经费。科研是一项团队运动，但得到奖赏的却是个人。如果资金给的是机构，而不是个人，那么，我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没有人想要迈出第一步，因为他们都在互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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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白刃战一样的科研竞争所付出的根本代价是信任。为职位和经费竞争的年轻研究人员不相信他们的同事们会跟他们合作。已确定地位的科学家并不总是信任对方的动机。建立优先次序的欲望侵蚀了共同的使命感。时间、金钱和压力损害了工作的完整性，如果没有了信任，那么，公众就不会尊重和理解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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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科研来解决很多问题，”范恩坚持认为，“但从总体数量来看，只有0.1%的人是活跃的科学家，这远远不够！美国人花在喝啤酒上的时间是花在研究与开发上的两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研经费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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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之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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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认为商业世界会更明智；毕竟，商界更努力地寻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但很多科研的竞争是从商业世界脱胎而出的，企业高管并不知道普渡大学的鸡的故事，许多人认为自己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确信为生存而斗争是让商业保持健康的最佳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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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常常拼个你死我活，”乔告诉我，“这是我见过的最不正常的事情。团队会偷简介材料、进入数据库、删除至关重要的信息，而且永远不再把它放回去。起初，我以为这是一场游戏，他们不是故意的！但他们的确是故意的。这一点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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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曾经为纽约一家广告代理商工作。现在，他是一位很有创造力的自由职业者，因为仍要在该行业里工作，所以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全名。他说，因为狗咬狗的文化是如此污浊，他无法在任何一家公司工作得太久，时间一长，就忍受不下去。在他最后工作的广告代理公司，乔领导着一个业务部门，和其部门一样，他要自负盈亏。部门的盈利能力决定了他的奖金和他在公司啄序中的位置。他说，这导致了各种各样违背意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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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设计师为我工作，她真的很有才华，”他回忆道，“但她的特长是动画绘制，而我没有任何有关动画的工作。另外有个团队有很多动画的工作，我试着让她参与进去。但领导那个团队的家伙以为如果他把任务交给了她，我就不用再给她发工资了，我的团队的利润就会更大。因此，他不愿接受她，她就这样离职了。等到下一次我们想要搞一次大型推销动画的活动时，我们找不到需要的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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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科学界一样，这种内部竞争在广告业和其他行业产生了同样的效果：没有信任，没有分享，破坏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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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一个推销新业务的团队，”乔告诉我，一边说一边摇头，“同一家代理商有4个团队互相竞争，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材料带回家，晚上干活。不然的话，它们会丢失，或者是有人把咖啡洒在了显示屏上。净是荒唐可笑的事。我们用私人电子邮箱交流，这样我们就不会被黑客攻击了！我不得不检查记入我账户的所有费用的确是我的业务产生的，其他部门经常将他们的成本转成我的开支。真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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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鲁德尔曼（Brad Ruderman）第一次走进雷曼兄弟的交易大厅，他就着迷了。“我看到的情况让我难以置信，”他告诉我，“竞争如此激烈，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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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德尔曼迫不及待地加入进去，在一位朋友把他介绍给该公司的总经理后，他就按照他的方式干起来。他很快就明白游戏的玩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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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都是吃佣金的，”他解释道，“每一天，我们前一天的佣金会被贴在总经理办公室的窗户上。每天你一走进公司，你的净收入就贴在那里，大家都能看到。如果这样还培养不出求胜心，还有什么办法会呢？当然，这也正是它的目的所在。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业绩接近不了业绩顶尖的人，那就是灾难。你必须做到一定程度，否则，你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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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德尔曼解释说，一个月赚的钱少于10万美元，就会让他成为一个失败者。但如果他要是在7月赚了14万美元，而到了8月低于了12万美元，也会让他成为失败者。所以，每个月他都需要赚得越来越多，才能让自己不至于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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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贪婪，”他告诉我，“这无关物质，关系的是我和别人的比较。有时1个月还剩3天的时候，我还没有完成目标，因此，我会越过底线，做一些并不总是对我的客户最有利的事情。我的道德底线全面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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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就是竞技场，这种隐喻有其影响，许多销售组织使用这种记分板激励其团队。在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HBOS），每到星期六早晨，如果销售人员实现了目标，他们就会得到现金的奖励。如果未能达标，他们就会得到一棵卷心菜。这种日常的公开羞辱本该是用于激励的，却将赢者和输者隔绝开来，导致了违规的抵押贷款和保险。同样，巴克莱银行的不当销售和利率操纵已经十分猖獗，当安东尼·萨尔斯（Anthony Salz）审查出问题时，他发现这家银行的员工所描述的核心文化是“不惜一切代价获胜”。赢者的荣耀和输者的耻辱都非常极端，没有人敢质疑这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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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女装（The Limited）服装店习惯召开销售会议，业绩高的坐在前面，收入低的缩在后面，就像是罗马竞技场。他们称这种战略为“赢在零售”，或简称为“战争”。使用这种羞辱技巧的淑女装服装店、雷曼兄弟和其他公司似乎不承认这些“战争”造成了灾难。在鲁德尔曼的案例中，受到伤害的是他的客户和他的道德感。为了争抢市场份额和惊人的利润，金融机构仍旧试图大规模地推行不当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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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资格只属于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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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类是竞争的，当我们置身于这些比赛中时，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想方设法争取胜利。最明显的是，很多人会通过努力工作试图做到这一点，当然，这就是公司提倡竞争的原因：尝试激励员工，使之更富有成效。但事与愿违。人们对生产力已经进行了100多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每周工作大约40小时之后，若我们再工作，就会犯更多的错误，要额外花时间收拾我们的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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