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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另一种方式思考这一问题，不妨看一下现代飞机的设计，其自动飞行控制系统通常由三个模块组成，它们具有相同的功能，却是不同的设计。其设计理念不仅在于冗余，即提供后备能力，如果一个模块出现故障，另一个就要接管，而且确保整架飞机不依赖于单一的技术方法。不管是复杂的生物学或工程学，它们的原理是相同的：多个小部件微弱地联系在一起，这样比较安全，因为当一个部件失灵时，整个系统不会受到严重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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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热衷于增长，我们不应因此责怪技术，但它是催化剂。我们开始认识到大数据的潜力，它能产生高度定制的内容和产品，以及预测人类行为。从自动化、个性化医疗一直到预防性执法，由谷歌、亚马逊、苹果和各国政府积累起来的海量个人数据让这一切成为可能。但伴随这些诱人的力量而来的必然是巨大的风险。就像因为苹果电脑相对较少，不值得攻击，从而让它不太容易受到病毒侵害一样，个人的海量数据使得它成为黑客和恶意软件的目标。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对谷歌存储和利用的个人信息表示担忧，但正是这种信息积累的规模才使得谷歌的服务器成为如此诱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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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拉法·巴特尔杰（Solafa Batterjee）的父亲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位慈善家，2004年，他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入了恐怖分子监控名单。他习惯去危险的地方旅行，比如阿富汗、车臣等地，显然，这让他有了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嫌疑。10多年来，索拉法的父亲无法正常活动，不能工作，不能获得资金，其家人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父亲变得一筹莫展。2013年1月，他被联合国从恐怖分子名单中划去，除了他自称是“一个设法帮助他人的工程师”之外，未能找到任何实质性的信息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随着数据变得越来越大，它会让人变得更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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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数据的公司会互相竞争，这一事实会增加我们的风险。作为竞争对手，他们不愿分享信息，这些数据采集者不想透露出他们的弱点。数据越大，奖品越诱人；秘密守得越严，风险就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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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司全都希望规模会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但忽略了规模变大也增大了它们和我们的风险。就像人们希望各国政府将对数据安全负起责任一样，大多数大型公司希望将失败的代价甩给他人。或者正如一位计算机安全分析师所说：“没有人想为自己提供防空——我们有军队，那么，谁在那里保护网络通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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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越大越好，以及规模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隐含的胜利呢？我们知道较大的组织很难做到灵活、适应和创新。我们知道权力本身就是危险的，随着规模和范围的增大，它会变得更加腐败和更具破坏性。从墨西哥湾海岸到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我们获得了无数证据，大型企业造成破坏的能力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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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不相信小即是美，但我深信大是危险的。规模大不会让组织战无不胜，实际上，正是规模让它们易受伤害，但也形成了一种“大而不能倒”的印象：出了问题由政府兜着。因此，从根本上讲，大型企业会把风险转嫁给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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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数膨胀（grade inflation）指原来得分较低的作业或考试成绩现在却给了高学分。因评分过高，导致得高分者激增，而使学分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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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者在《盲目心理学》中第一次写到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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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竞争心理学：如何在巨头拼杀中生存 第九章 逐底竞争：我们还能相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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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存的根基并不稳固。我们改变了环境，比改变自己的速度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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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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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3月25日，纽约一家工厂发生火灾，146名制衣工人或死于跳楼，或窒息而亡，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年龄最大的普罗维登扎·潘诺（Providenza Panno）43岁，最年轻的是两个14岁的女孩凯特·利昂（Kate Leone）和罗萨里亚·马尔济斯（Rosaria Maltese）。没有人知道发生火灾的原因是机器过热还是有人违规吸烟，但散落在地板上的数百公斤下脚料加速了火势的蔓延。为防止女工休息，并方便监工在她们回家之前检查钱包，门是锁上的。没有火灾逃生通道，许多工人只能选择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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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后，2013年4月24日，1127名孟加拉国制衣工人死于工厂楼房坍塌，大多数是妇女。就在出事的前一天，该建筑物出现了裂缝。工程师阿卜杜勒·拉扎克（Abdur Razzak）曾建议将其关闭，但该公司的生产日期非常严格，如果货物没有及时完成，它就得不到报酬。事故发生后，摄影师沙希德·阿拉姆（Shahidul Alam）在废墟中发现了一对夫妇，他们的躯干埋在混凝土中，但仍然相互拥抱着。鲜血从男人的眼睛中流出，沙希德说它就像是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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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的火灾和21世纪拉纳大厦的坍塌都源于一个无情的竞争逻辑：你的造价便宜，我就比你更便宜。孟加拉国拥有世界上最低廉的劳工成本，服装业工人的最低工资大约为每月37美元。消费者从H&M或沃尔玛花4.99美元就能买一套比基尼，其成本肯定更低。所以，工资会直线下降，安全方面的考虑就会被抛诸脑后。这是经济学家所谓的“逐底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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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利丰（Li & Fung）这样的公司加速了这种竞争。利丰公司的经纪人不断地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市场。寻找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可不是微不足道的业务，去年利丰公司赚了200亿美元。理论上，这种经纪人理应监督工作条件，但在现实中，这有可能导致利益冲突。2012年，利丰公司的供应商发生了几次灾难，包括一次害死100多名工人的工厂火灾。首席执行官乐裕民（Bruce Rockowitz）当时说：“我们尽最大的努力筛除不好的工厂，但我们并不总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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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底竞争的问题是，成本不会也不能简单地消失，必须有人承担。因此，它们大多从有权有钱的人转嫁给了一无所有的人。转嫁给比基尼购买者的成本可能只是4.99美元，但对于它的制造者来说，付出的却是在狭小和危险条件下每周7个工作日、每天14~16个小时的劳动。锁住防火通道使得情况更加危险。可能因为没有出过事，所以工厂常常削减安全设备，但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太晚了。只要有可能，廉价产品的风险就会从公司传递给本地的承包商，承包商再把风险传递给个别的工人。服装之所以这么便宜，是因为它的制造者及社会吸收了制造成本。经济学家称之为“外部性”，即将成本转嫁到了企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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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低成本的竞争在大萧条之前就存在，但自2007年经济衰退后变得更受欢迎。为了花更少的钱，消费者寻找廉价货，公司则急切地进行低价竞争。而最容易削减的成本始终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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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夏天，美国各地的低工资工人举行了为期一天的罢工，对他们的工作条件表示抗议。麦当劳、赛百味、塔可钟、梅西百货和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员工走上街头，抗议每周150~350美元的工资，这些工资少到无法养活他们自己。他们举着写有“为15而奋斗”的标语，希望将最低工资标准翻一番，达到每小时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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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工资存在了很多年，因为人们认为廉价和临时的工作岗位会为更好的就业机会铺平道路。全国餐馆协会声称快餐业是“实现美国梦的最好途径之一”。曾经这可能是对的，当时大部分快餐业工人是跟家人生活在一起的青少年。但当工人年龄增大、教育程度更高和需要养活一个家庭时，它就不再正确了。这些工作是在“通往美国梦的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数据证明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为48631美元，而纽约市普通快餐业工人的年收入为11000美元。在为塔可钟工作7年以后，约瑟夫·巴雷拉（Joseph Barrera）没有得到任何的升职，也没有看到这种可能，他负担不起每天一顿饭、上班的地铁票或任何新的衣服，更没有能力结婚或组建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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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持低工资的人认为公司必须保持竞争力，为了让食物或衣服更便宜，它们必须降低工资。梅西百货的一位副总裁说：“我们力争支付有竞争力的薪资和福利。”麦当劳则坚持“雇员应当得到富有竞争力的薪资，并且要有灵活的时间安排”。零售商使用调度软件预测一天之中何时需要配备多少员工。雇员可能会被安排每周12或15小时的工作时间，有时也不安排。在这些工作时间里，他们挣的钱不足以维持生活，但像阿博菲奇（Abercrombie & Fitch）、坚宝果汁（Jamba Juice）这样的公司声称这样每年可以节省数百万美元。劳动统计局指出这种做法从整体上消除了100多万的就业机会。临时工人别无选择，只能设法为人所用，而他们的雇主可以在少安排、多安排或一点也不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这加大了求职的风险，对于寻求一份长期工作的人来说，假如有人打电话让他们干几个小时的有偿工作，他们连面试都负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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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就业增长都是临时性工作岗位的增加，结果是美国现在有更多的临时雇员，数量达到空前的270万人。没有长期工作的地方通常称作“临时城镇”，在这些地方，大型零售店中一般配备的是临时工。熟悉电影《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的人都知道，大家挤破脑袋争取成为少数幸运儿之一。临时工不太可能有任何的储蓄、养老金，而且在美国也不太可能有任何的医疗保险。此外，他们受伤的可能性是长期雇员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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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是整个体系中最弱势的群体，这些公司不断降低工资，将它们的经营成本转嫁到员工个人身上。如果员工不能赚到足够生活的收入，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政府，导致的结果是全社会共同负担。同时，这些公司也积极地寻求税负最小化策略，如此一来，因为可以侥幸避税，它们的成本进一步减少。据他们说，只有压低工资，公司才能维持经营，但这只能证明他们丧失了创造力。如果这些雇主正在寻找具有创造力、奉献或创新的一线员工，那么他们只能失望了。在争相压低工资的竞赛中，员工疲惫不堪，他们的信任和承诺备受雇主的摧残，而他们本来可以让公司变得更明智和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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