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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写它，我们就找愿意写的人。’这是当下流行的调侃，我的眼睛瞄向一堆摇摇欲坠的简历……你可以读一些我的独家报道。‘迈克尔·杰可逊（Michael Jackson）参加杰德·古迪（Jade Goody）的葬礼’（他没参加）。‘罗比（Robbie）在英雄音乐会上嗑药’（他也没有吸毒）。‘马特·卢卡斯（Matt Lucas）受到严密的自杀监视’（他没有受到监视）。‘乔丹（Jordan）求佛’（她可能会求佛，但我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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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皮亚特是聪明、细心的人，他承认他喜欢名流聚会和免费的香槟。他遵照编辑要求乔装打扮，穿上穆斯林妇女在公众场合穿的罩袍，或向苏珊·波伊尔（Susan Boyle）[1]求婚。但是，报纸渴望激起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恶，这让他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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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是广告和财务部门做的，不是编辑室。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素材能赚钱。起个煽动性大字标题，然后，开通付费电话线路，问这样的问题：应该让移民分享我们的工作岗位吗？5000读者会打来电话，每人每次花2英镑，这才是真正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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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皮亚特目睹的逐底竞争让他心烦意乱。新闻编辑部可能看上去不像血汗工厂那样冷酷，或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但他开始看清它做的事情一样恶劣。他开始存钱，以便有一天可以离开这里。但有一天他彻底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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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报道，说的是捍卫英格兰联盟（EDL）[2]将成为一个政党。这个头版重要新闻是我坐在编辑部里捏造出来的，但读者中出现了很多狂热粉丝。我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必定有那么一个时刻，编辑部里想必有人问：‘为什么我们登的犹太人照片有鹰钩鼻子？’我觉得我们正在建一座反穆斯林情绪的大厦。如果有一天它被启用，出现暴力、骚乱和杀人，我难辞其咎。部分暴力和骚乱是我造成的。没有什么比煽动仇恨和偏见这种赚钱方式更阴险的了。这不是我想要的谋生方式。就是那时我决定不再关心收入，埋头做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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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皮亚特给德斯蒙德（Desmond）写了一封言辞激烈却很有说服力的辞职信，然后离开了报社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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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是伊斯兰恐惧症。在我从《每日星报》辞职时，我的良心对另一个更凶险的现实感到不安，”他告诉莱韦森调查人员，“他们散播仇恨，赤裸裸地利用恐惧来追求利益，理应在道德上受到谴责……利用大众和记者让多数人成为受害者，少数人乘机赚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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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皮亚特描述的是整个行业的加速坠落：因为一家报纸突破了一个道德壁垒，其他报纸就会争着抢着去突破下一个道德壁垒，触及新的道德底线，直到几乎没有人知道身处何处。有些煽动种族主义的新闻报道受益于电话窃听，它们表明逐底竞争不仅伤害了犯下此罪的记者和购买这些报纸的读者，也已经危及到了整个行业，滥用了社会的信任。小报记者所承受的压力可能有点值得同情，但商业压力使得新闻报道机构如此脆弱和名誉扫地，以至于信仰自由和民主社会的人只能感到不确定和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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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报业的腐败超越自身行业，蔓延至其他地方，比如警察部队、广播公司和议会。那些地方的人发现自己被裹挟其中、参与其中，或在追逐者飞驰而过时遭受他们的践踏。所有行业都不是在真空中经营的，而是立足于社会，它们的竞相追逐会蔓延开来，远超所处的经营领域。在这方面，没有比肉类加工企业更明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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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底竞争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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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在美国！”唐·韦布（Don Webb）70多岁，个子很高，动作迟缓，话中不无厌恶和痛苦，表明他质疑自己曾经相信的一切。他的单句似乎在问：这是什么样的美国？谁的美国？美国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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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一个木瓦覆盖的老房子里，过去这里是用来晾烟草的地方。屋子外面，8月的下午阴暗潮湿。韦布是一个可爱而慷慨的人，但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尽管如此，他终生都是一个共和党人，奇怪的是，韦布让人联想到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同样是善良的老男人，说话慢吞吞，连讲粗话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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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布的身高为1.95米，体重超过90千克，早年曾是体育老师和高中橄榄球队的教练。但教师的工资不高，有一天，他来到加拿大的金斯顿（Kinston），听到一些有钱人说：如果还年轻，他们会去养猪。这个想法让韦布动了心，于是他买了12头猪。他养得很好，后来买了越来越多的猪，直到最后他养的猪达到了4000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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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老黑人刘易斯（Lewis）先生招手让我停下。他说：‘如果风朝着我们刮，猪圈的臭味太大，我们再也没法坐在门廊上了。我们没有空调，也不能用窗扇，晚上无法入睡。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小女孩，她也睡不着。你能不能处理一下这些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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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猪制造的废物是人的3~4倍。像周围的农民一样，韦布让猪粪尿排进空地上的垃圾坑，当地人称之为“潟湖”。未经处理的污水大约相当于整个小镇的废水排放量。刘易斯不是唯一抱怨的邻居，韦布说，他们说的话“把他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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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温顿（Winton）的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谈过，”他继续说道，“他们说我应该把一些发酵粉撒到粪池里，再用10马力的船搅动。我那样做了。我改动引擎，把两个污水池搅拌好了。然后，我把船洗干净，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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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韦布看到他非洲裔美国邻居时，他们都很有礼貌，但仍然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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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帮一个忙，”他们要求他，“不管你做过什么，别再干了。情况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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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布当晚回家，仔细想了想他的猪和邻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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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的自我感觉很不好。我很贪婪，把太多的猪放在同一个地方。开始时有12头，最后有了4000头。那些不能搬家也无法卖掉房子的辛勤上班族因为我而郁闷。作为一个体面的美国人，我不能只为自己活着。所以，我关了养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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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唐·韦布这样在乎邻居看法的人并不多，其他人不会这样做。大公司挤进了这个市场，集约化养猪场造成的糟糕环境并不少见。1992—1998年，北卡罗来纳州的生猪存栏数量从200万增长到了1000万，仅在这一个州，猪的排泄物就相当于整个加拿大人口产生的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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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肉类生产商迁到了北卡罗来纳州，这里的土地便宜，因为它们属于小农场主，而他们大都是非洲裔美国人，然后麻烦来了。烟草种植减少了，大豆不是很赚钱，屠宰场受肉类加工企业控制，不会让小养殖户加入。许多人把他们的农场便宜地卖给了公司，然后，这些公司完全可以规定种什么、养什么，价格又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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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马丁（Bob Martin）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的一名高级政策顾问，他带领着皮尤委员会（Pew Commission）对工厂化养殖场进行了调查。他向我解释了肉类生产商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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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想法就是做大，大了就能压低成本。这意味着买下所有的养殖场，就能确保其屠宰厂获得稳定的供应。这就是说，要高效，就要变得越来越大。单个屠宰动物的成本太高，所以，他们要求完全标准化。完全就是规模经济：将一切标准化，以尽可能地压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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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结果是极端的。1950年，美国有300万家养猪场，到2007年，减少到了65640家。生产标准化产品的大公司使得密集动物饲养（CAFO）得以兴起，更通俗的话就是“工厂化饲养”。密集养殖产出的猪、小鸡、火鸡和奶牛遍布美国。欧洲的波兰和罗马尼亚引入了密集养殖，当今世界，50%的猪肉、43%的牛肉、74%的家禽和68%的蛋产自密集养殖。唐·韦布可能对美国热衷于工厂化饲养感到焦虑不安，但美国的做法已经变成了一种全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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