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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猪制造的废物是人的3~4倍。像周围的农民一样，韦布让猪粪尿排进空地上的垃圾坑，当地人称之为“潟湖”。未经处理的污水大约相当于整个小镇的废水排放量。刘易斯不是唯一抱怨的邻居，韦布说，他们说的话“把他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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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温顿（Winton）的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谈过，”他继续说道，“他们说我应该把一些发酵粉撒到粪池里，再用10马力的船搅动。我那样做了。我改动引擎，把两个污水池搅拌好了。然后，我把船洗干净，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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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韦布看到他非洲裔美国邻居时，他们都很有礼貌，但仍然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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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帮一个忙，”他们要求他，“不管你做过什么，别再干了。情况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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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布当晚回家，仔细想了想他的猪和邻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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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的自我感觉很不好。我很贪婪，把太多的猪放在同一个地方。开始时有12头，最后有了4000头。那些不能搬家也无法卖掉房子的辛勤上班族因为我而郁闷。作为一个体面的美国人，我不能只为自己活着。所以，我关了养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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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唐·韦布这样在乎邻居看法的人并不多，其他人不会这样做。大公司挤进了这个市场，集约化养猪场造成的糟糕环境并不少见。1992—1998年，北卡罗来纳州的生猪存栏数量从200万增长到了1000万，仅在这一个州，猪的排泄物就相当于整个加拿大人口产生的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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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肉类生产商迁到了北卡罗来纳州，这里的土地便宜，因为它们属于小农场主，而他们大都是非洲裔美国人，然后麻烦来了。烟草种植减少了，大豆不是很赚钱，屠宰场受肉类加工企业控制，不会让小养殖户加入。许多人把他们的农场便宜地卖给了公司，然后，这些公司完全可以规定种什么、养什么，价格又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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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马丁（Bob Martin）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的一名高级政策顾问，他带领着皮尤委员会（Pew Commission）对工厂化养殖场进行了调查。他向我解释了肉类生产商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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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想法就是做大，大了就能压低成本。这意味着买下所有的养殖场，就能确保其屠宰厂获得稳定的供应。这就是说，要高效，就要变得越来越大。单个屠宰动物的成本太高，所以，他们要求完全标准化。完全就是规模经济：将一切标准化，以尽可能地压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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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结果是极端的。1950年，美国有300万家养猪场，到2007年，减少到了65640家。生产标准化产品的大公司使得密集动物饲养（CAFO）得以兴起，更通俗的话就是“工厂化饲养”。密集养殖产出的猪、小鸡、火鸡和奶牛遍布美国。欧洲的波兰和罗马尼亚引入了密集养殖，当今世界，50%的猪肉、43%的牛肉、74%的家禽和68%的蛋产自密集养殖。唐·韦布可能对美国热衷于工厂化饲养感到焦虑不安，但美国的做法已经变成了一种全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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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养殖背后的经济前提很简单，那就是压低成本。如果你把足够多的动物放进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只需很少几个人就能照顾它们，而且不需要太多的技术。给它们注射抗生素和激素，这些动物就会快速增肥，5~6个月后，你可以把它们带到屠宰场，然后重新开始新一轮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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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型肉类加工包装企业和生产商，从表面上看，逐底竞争一直非常成功。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肉消费群体，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吃的肉都多，价格也更便宜。1970年，普通美国人每年会拿出收入的4.2%购买88千克肉。2005年，消费量上升到了每人100多千克，而花费则只有原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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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生猪生产和猪肉加工企业，这是很赚钱的生意。由于控制了大约75%的市场份额，该公司出产的猪肉比其他5个最大生产商的总和还要多，而且通常比股票市场的表现还要好。其他大型肉类生产商珀杜饲养场、泰森、卡梅尔和嘉吉公司都没有上市，所以，很难判断工厂化养殖给它们带来了多大的利润，但它们都是生意兴隆的企业，通过降低成本，生产廉价肉制品，从而大发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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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成本去了哪里？在遇到唐·韦布之前，他的朋友和同事里克·达夫（Rick Dove）用一架塞斯纳公司的172云雀飞机带我参观北卡罗来纳州纽斯河流域的养猪场聚集地。在驾驶员乔·科比（Joe Corby）的引领下，我们不像是在观光，更像是在考察环境保护署（EPA）漏掉的一片景观。达夫是一名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曾担任纽斯河的水管员，对这片区域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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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河及沿河的漫滩看上去像是南方的田园风光：目之所及，满眼绿色植物，其间散落着几处城镇，来往的交通流量很小。离开新伯尔尼（New Bern），我们飞过一个停满昂贵游艇的漂亮码头，水边有很多奢华的住宅。松散的沟渠蜿蜒流过苍翠茂密的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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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我们向内陆飞去，住宅让位给了长长的金属猪圈，它们坐落在煤渣砌块之上，中间夹杂着一些通风设备。每个猪圈都有多达10000头猪、小鸡或火鸡。它们永远待在圈里，紧紧地挤在一起，只限于在金属格栅之中活动。大多数动物缺乏转身或躺下的空间。他们的饲料混合了抗生素，比如青霉素、四环素、大环内酯类、链阳莓素和其他抗菌药物，既加速增长，又防止感染，以便在这样紧张的条件下加速出栏。对于鸡来说，砷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它所产生的额外效果就是让鸡肉变成了有吸引力的粉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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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圈旁边有两三个地方，长度跟足球场一样，乍看好像是游泳池。只可惜里面填充的东西不是蓝色的，而是暗褐色。这些就是唐·韦布描述的潟湖：黏土衬底的污水坑，充满了动物尿液、粪便、血液和黏液，从猪圈条缝地板上排出来的废物，通过管道流到了露天的开阔地。在潟湖的旁边，旋转式喷头正在喷淋大豆，它们把潟湖中的排泄物吸走，雾化之后喷到农作物上，给它们施肥。据美国农业部估计，工厂化养殖场每年产出约5亿吨这种粪肥，3倍于美国人产生的生活废水。但这种废物没有经过处理，浓度是人产生污水的75倍，是城市污水处理厂流出污水的500倍，它们被直接喷洒到了农作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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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洪泛平原：地下水位高，地上布满小溪，它们全都汇进了河流。我们飞过的空气可能不像看上去那样清洁，猪潟湖中80%的氮以氨的形式散发到了空气中，最终又随着雨水落到地上，散落到农作物及水道和河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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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处理过的动物粪便，再加上从潟湖流出的抗生素、砷和重金属，它们全都渗入自来水水源中，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风险。这些粪便不仅会杀死水里的鱼，而且会产生乙酸、丁酸、戊酸、硫化氢和氨。粪肥的分解产生至少160种气体，其中氨、硫化氢和甲烷最常见。对长期接触硫化氢的一项研究发现：它会导致身体异常，比如平衡感受损，以及听觉、视觉和记忆的丧失。住在这些养殖场附近的孩子更可能患上哮喘和其他呼吸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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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肉类加工企业已开始设定大型家禽肉加工厂与猪圈的距离。对于鲍勃·马丁来说，交叉污染是他近几年看到的新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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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关心25万只肉用仔鸡与2.5万头猪共享60亩地？”他大声说道，“这些都是培养禽流感和人类流感新菌株的完美培养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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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大的环境健康风险来自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它被用来促进生长和预防疾病。根据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前特派员戴维·凯斯勒（David Kessler）的说法，2011年出售的抗生素有80%卖到了畜牧业。抗生素如此广泛地应用激起大范围的抗药性。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大量出现特别令人惊恐，因为这种细菌对常用的所有抗生素都有耐药性。蒸煮可以杀死它，但它可以在皮肤上存活，形成十分危险而且难以治疗的脓肿。某项研究发现，工厂化养猪场的养猪人感染该细菌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76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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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有份报告称在超市出售的肉中发现越来越多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病原菌：38.2%的鸡胸肉和51%的火鸡绞肉寄宿着各种形态的沙门氏菌，它对3种或更多的抗菌药有耐药性。世界各地的卫生当局现在认识到，耐抗生素的耐药菌大量增加成为他们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随着我们与疾病作斗争的能力下降，疾病发作的概率反而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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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货店的肉上很容易就能检出耐抗生素的细菌，”鲍勃·马丁告诉我，“结果总是令人震惊。但没人能确定数量，我们知道它的繁殖力很强，会传递给其他从未接触过抗生素的细菌。它在地下水中可以迅速恢复活力，十分惊人，苍蝇和风暴可以把它们带到数公里之外。确实很难测量。”换句话说，肉的加工方式会影响到每个人，即使那些不吃肉的人也无法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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