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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养殖场上空飞完后，里克·达夫和我开车绕着它们转了一圈。在长长的金属猪圈外面，我们偶尔会看到一辆皮卡车，最多两辆。工人往往住在现场，而且养殖场不需要很多人手。我们开车穿过布朗镇，养殖场边上是几个住宅小区。冰箱和锈迹斑斑的农场设备在室外的草地上待售。几个非洲裔美国男人坐在门廊前。孩子们在草地上或站或坐，无精打采，车辆开过时，妇女们连头都不抬。寂静得有点怪异。没有紧迫感，没有活力。为什么呢？无事可做，无处可去。高温和难闻的气味飘浮在空中，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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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搬不走。埃尔西·赫林（Elsie Herring）是一位优雅的黑人女性，她坐在自家的门廊上跟我谈她的房子。房子是她继承母亲的，而她母亲则是从父亲曾经工作的种植园主手里得到的。她说有时养殖场会在晚上排出粪便，房子外面的薄雾或臭味会让人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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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曾经种植烟草，现在则出产便宜的肉食，这个地方很难吸引高科技工作，想来这里的新产业都是肮脏的工作，比如电池回收和污泥处理，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工业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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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格兰特（Gary Grant）后来告诉我：“这里的人忍耐力太好了，这些公司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格兰特原来是一名教师，现在经营着北卡罗来纳州环境公正网。自从大型养猪场开始运营的1991年，他就积极地发起运动，极力反对这些养猪场，指出它们伤害了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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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担心，如果说出去，他们会丢掉工作，会失去食品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只有受罪的份。这是环境种族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黑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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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温和，有老师应有的那种耐心和关注。他已经为反对养猪场及其副作用奋斗了多年，在他家所在的哈利法克斯县，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这只意味着大型养殖场转移到了人更被动或更胆小怕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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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有个县，我问为什么他们不抗议。他们只是对我说：‘这是他们的土地，我们能做什么？’而我对他们说：‘但空气可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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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韦布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养殖场对他的邻居、家园、社区和他对美国的信念造成了损害。他帮助人们抗议养殖场，冲进猪圈拍摄他的所见所闻，在每个允许进入的论坛和立法机构请愿和抗议。他受到过威胁，也有人出钱让他保持沉默。但他不肯闭嘴，以后也仍然不会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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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扭过头去，允许美国人受到虐待，那么，这个国家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我伤心地看着它，看到我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被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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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用“社会资本”来定义唐·韦布的担忧。它是一个学术词语，表达的是为提高生活质量、应对社会压力所需的互信、互惠和共同规范。皮尤委员会对工业化家畜养殖的调查指出：“社会资本水平更高的社区往往贫困率较低，暴力犯罪较少，民主机构更强大。”该委员会总结说：工厂化养殖对社会资本构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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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底竞赛中，社会资本就是人们不敢说话和不敢为自己辩护时遭到破坏的东西，就是优先考虑竞争压力而不是整个社区的健康时遭到破坏的东西。当布朗镇的居民视而不见和无能为力时，社会资本就被毁掉了。当新闻编辑部贩卖虚假新闻和谎言时，当临时工彼此满足于能有几小时的工作时，社会资本就被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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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韦布说：“我们必须有便宜的猪肉、便宜的鸡肉，但那些从中受益的人不必闻臭味，不必吃苍蝇。”他跟那些受害人生活在一起，他的邻居无力搬家，很难做出抗争。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他原以为美国是一个人人都重要，而且每个人的声音都可以被听到的地方，但这一概念原来是一个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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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在乎我们。他们不关心我和那些不想跟粪便工厂住在一起的农村人。我的祖国，在上帝庇护之下，享有自由与公正的伟大国家，不关心我和我的家人，不关心生活最艰难的穷黑人。而我生活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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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成本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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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的双汇公司同意以47亿美元现金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公司收购美国公司的最大一笔交易。该交易在美国参议院引发了一个问题：肝素供应的安全问题。肝素是一种抗凝血剂，用于透析，也用于预防和治疗静脉、动脉和肺中的血液凝块。肝素是目前仍在使用的最老的药品之一，在美国受管制，每年大约有1200 万病人使用此药，而它产自于猪。2008年，服用肝素的患者开始出现呼吸困难、恶心和出汗等症状，有时，突如其来的低血压会引致心脏休克。他们服用的肝素被一种非自然形成的分子多硫酸软骨素（OSCS）污染，在成本上它只占该药的一小部分。美国肝素的污染被认为与中国制造商有关。此外，参议院对双汇涉嫌瘦肉精丑闻表示关切。瘦肉精是一种燃脂药物，可以让肉更瘦，但对人体有害。2011年3月，双汇向投资者和消费者道歉，双汇的肉源猪吃了含有瘦肉精的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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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本转嫁给穷人总是比较容易，他们搬不走，不敢说话，并且缺乏政治影响力。迫于美国监管的增加，肉制品公司将业务扩展到了欧洲和南美，在那里他们可以寻求不受约束的逐底竞争的机会。在波兰和罗马尼亚，他们再次找到机会。1999年，史密斯菲尔德公司购买了波兰最大的猪肉生产商之一的艾尼迈克斯（Animex），到2008年，60万波兰猪农失去了生计。然后，这种情况蔓延到了罗马尼亚，90%的独立养殖户消失了。到了2010年，享受欧盟补贴的冷冻猪内脏产品开始出现在非洲市场。它们非常便宜，以至于当地农民发现自己的产品从此难以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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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利里（Dennis Leary）经常担任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发言人。他以前是环保局的监管人员，现在是该公司的副总裁，兼任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财务主管。我们在华盛顿特区见面，讨论廉价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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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里称：“要想养活世界，现代集约农业是唯一可走的道路。我们的任务是制造可持续的产品，以便每个人都能享用同样的东西。我们怎么养活人呢？低价是基础，所以，你必须开始思考可持续的集约化。这是当前的想法。这就是我们都需要达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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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里可能是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他很乐意谈论“可持续集约化”，但他不能也不会定义“可持续发展”，他也不鼓励自己的下属尝试这样做。虽然该公司在其年度报告中骄傲地把自己描述为“将领先品牌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结合起来），以负责任的态度生产优质食品”，但是，它煞费苦心强调的是：可持续性必须作为“价值创造”的一部分来追求，换句话说，它必须永远不能影响赚钱。2011年和2012年曾经是公司盈利最好的年份，但他们在其年度报告中吹嘘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似乎微不足道：减少某些工厂的包装物，用可折叠的塑料箱更换纸板箱，向乳腺癌研究和红十字会捐款，在密苏里州的一些养殖场（公司面临着多项诉讼）安装了新的废物管理技术设备，而且公司赞助了一次家畜评定比赛。它还吹嘘遵守了最近有关呼吁逐步淘汰妊娠定位栏的立法（“妊娠定位栏”指母猪怀孕前和怀孕期间约束它们的金属格栅），取而代之的是“群居”，也就是让每只母猪的狭小空间加倍。北卡罗来纳州不能再修建新的潟湖，但旧潟湖可以保留。抗生素的使用增加了，但给穷人捐赠的食物减少了。利里没有讲清楚企业和支持它的社会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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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里写道：“经营企业却不考虑社会关注的事情，这确实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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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集约化”应该是乔治·奥威尔喜欢的那种矛盾修辞法，因为包括皮尤委员会在内的很多人指出：由于导致了污染、健康问题，集约化是不可持续的。利里是一位和蔼的红脸男人，这些辩论他已经在脑子里清晰地演练了很多年，对于他来说，任何其他的办法都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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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理想化养殖场是一个浪漫的概念。我自己就住在一个农场里，偶尔从农贸市场上买东西，这是我们的选择。但我的妻子从这种小养殖场挣的钱只能勉强养活我们。而相信工业化养殖有害的人往往是有钱人。我们在史密斯菲尔德的工作是满足苛刻之人的期望。我们的规划就是因此制订的。人们想要廉价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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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是众多逐底竞争中的一个，它与其他私人公司展开了激烈的价格竞争，比如泰森、卡梅尔、嘉吉和JBS股份。利里坚持认为，虽然该公司没有沉迷于竞争，但抗拒消费者的需求没有任何意义：总要有人满足这种需求，而它很可能就是史密斯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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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肉的真正成本是贫困（我们都要付出代价）、环境恶化（我们都要付出代价）、医疗保健风险（我们都要面临）和对我们都要依赖的社会结构的破坏。这些公司希望能赢得这场竞争，于是，在将利润留给自己和股东的同时，他们将成本外部化，转嫁给了社会。为此，他们从根本上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如果一家公司足够大，没有人愿意或能够使其改变。这使得此类企业及其领导者感觉他们可以对环境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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